2015年上海书展，学术著作《晚明大变局》的签售台前排起了长队。这本由上海聚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珍”）推出的图书斩获当年17个主流媒体的年度好书奖项，一年销售6万余册，迄今9印10万余册，发货码洋563万余元。

在学术图书平均销量仅为数千册的常态下，这一现象级事件给了彼时成立仅两年的聚珍极大的信心，也就此确认了公司的定位和产品线的核心发展方向。

作为中华书局的全资子公司，聚珍在2013年成立之初曾尝试“海派文化”“小而美”路线，出版了王小慧、冷冰川等作者的作品，但市场反应平淡。当时，读者和传统销售渠道对中华书局的品牌印象，长期定格在古籍整理和严肃的学术著作领域，对其旗下聚珍出版的新方向图书，市场接受度相对有限。

《晚明大变局》的市场表现，验证了一条聚珍此前尚未跑通的路径：学术大众化。12年后，聚珍已手握19.2万册销量、码洋1240余万元的“中华经典通识”，23印次22万余册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等看家好书，以及145场直播的新媒体实战经验。2024年，图书市场持续下行，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2025年，出版机构业绩承压，渠道权力发生迁移，商业模式急速转换。在传统出版经验逐渐失效的背景下，聚珍2024年整体业绩持平，2025年利润不降反升。

聚珍总经理兼总编辑贾雪飞2012年博士毕业后加入聚珍深耕至今，她将聚珍的创业历程概括为“凡三变而至于今”。整体而言，聚珍十余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市场反馈中不断修正、逐步成长的结果。


聚珍诞生于2012年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之际。作为其战略规划中的关键落子，中华书局决定回到上海建立全资子公司，取名“聚珍”。此名源自1920年中华书局的“聚珍仿宋体”，寄托了“聚天下英才，成中华珍品”的再创业期待。聚珍由此成为中华书局跨地区改革与新方向探索的测试平台。


实际上，聚珍在“测试”之外，更在出版的多样态中不断寻找自我定位。母体中华书局给予的期待不言自明，但拓展文化出版的新思路，用时间和业务闯出一条新路，对中华书局的发展更为重要。在贾雪飞看来，聚珍在做一件事：通过反复实践检验，确定自己“为”与“不为”的边界。

2013年成立之初，聚珍的定位是带有海派特征的“中华书局‘小三联’”，出版的图书主打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向。团队汇聚了王小慧、冷冰川、叶永烈等作者，尝试将中华书局的出版边界直接拓展至当代艺术人文领域。

但现实的冷水却泼了过来。除叶永烈著作的社会影响力和销售达到预期之外，其他尝试大多不尽如人意，这为聚珍后续的产品线建设提供了思路，也让团队看到清晰的市场反馈：读者认可中华书局的古籍和严肃学术品牌，但对其加持的“海派文化”感知较弱。

转折发生在2015年本文开头的一幕。


如果说2013年上海书展推出的樊树志、陈子善、周振鹤先生的著作，是聚珍“学术大众化”出版方向的第一次探索的话，那么2015年《晚明大变局》引爆市场，则证明这条路被打通了。再到2016年《〈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出版，当年销售逾10万册，入选2016“中国好书”，至此，“学术大众化”与“学者讲经典”正式成为聚珍的核心着力点。

在这一阶段，聚珍团队做出了关键的战略减法：放弃市场尚不能接受的“海派艺术”线，舍弃不能加入产品群的其他选题，把有限的精力聚焦学术专著和大众学术读物。

发展方向确立后，聚珍面临新的挑战，即如何将偶然的单品成功转化为可复制的产品线。答案藏在编辑与作者的绑定中。

2016—2020年，聚珍不再满足于单品突破，而是开始围绕核心作者纵深挖掘。“好作者是聚珍得以出版好书的根本源泉。”贾雪飞说。以《晚明大变局》为例，贾雪飞和编辑部并未止步于这一本书的热销，而是在2018—2020年顺势策划了“重写晚明史”系列。在随后的几年里，《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等单行本陆续推出，单一选题被扩展为断代史全景，该系列随后又被整合为五卷本全集，销售码洋207万余元，持续拉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上。这本书出版后，聚珍团队衍生出陈正宏讲《史记》、刘勋讲《左传》等系列，形成了读者追读、催更频次最高的“学者讲经典”产品线。“就我本人的感受而言，我觉得做一名好编辑，每每都是带着求索的眼光，发现潜藏在作者言语中的思想和灵光，再以此去激发作者的动能，从而催动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贾雪飞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编辑和公司管理者的切身体会。

这种“始于一本书，成于一片天”的模式很快在团队内部复制。编辑阎海文以樊树志《崇祯传》《万历传》为基点，深耕“中华帝王传记”产品线；吴艳红从《近代中西医的博弈》出发，拓展出“医疗社会史”系列图书；胡正娟和刘堃也分别从《春灯史》和《〈水经注〉通识》切入，培育出“风物史”系列图书和李晓杰教授的系列研究。

聚珍用5年时间将产品层级细化，用学术大众化产品线（2026年进化为“中华聚珍系列”）、文化老人随笔集等夯实发展之基，也迎来了下一个转折点。

2021年对中国出版业而言，是一个具有多重里程碑意义的特殊年份。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热度冲高、出版业围绕“十四五”和“2035”全面筹划、书企上市再迎“大年”……同时，行业开始面对低增长的现实，在艰难求生中进入存量时代。此时，中国出版业已走过迈入21世纪后全面市场化的20年，在此关键节点上，聚珍进一步明确“站在市场中的传薪者”角色，基于时代脉络的变化扩充产品线。


自2021年开始，聚珍既出版带有强烈家国底色的图书，又立足其市场基因严谨论证图书的双效益。这一策略的市场反馈直接体现在数据上：2022年启动的“中华经典通识”目前已出版4辑20种，销量突破19.2万册，实现码洋1240余万元；同年推出的四色图文书《符号里的中国》加印10次，销量达6.5万册；2025年上架的《文脉的演进》在短时间内销售1万余册……

这些数字也让聚珍团队意识到，有价值的内容一定有市场通路。“真正优质的图书，应该是‘丰厚的内容价值+多维的社会认同+广泛的市场认可’。”贾雪飞表示，“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坚定地走下去。”


这种信心，源于目前聚珍已经形成的若干条成熟的产品线、积累的稀缺优质版权及作者的信任。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曾向学生推荐“中华经典通识”，建议学生从这套书里选适当的书做读书报告，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套书。近些年聚珍举办年度“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十佳图书”评选，受邀作者时常勉励聚珍再接再厉。

从编辑一本书，到深耕一个作者，再到拓展一条线、开发一片领域，对聚珍来说，这既是形成产品矩阵的路径，也是编辑职业成长和自我提升的过程。贾雪飞说：“从编辑一本书到开发出一片宝藏，这是让编辑最有成就感和价值感的事功。”


虽然已经做出标杆性产品线、培养出业务型编辑，但外部环境的剧变让聚珍不敢安于现状，而是不断思考和探索新的出版业态。“如果用‘天崩地裂’来比喻出版界现状，恐怕也不为过。”贾雪飞并未对此感到担忧，她在采访中表示，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能沉溺于唉声叹气，“撸起袖子加油干”是唯一正解。

敏锐感知出版市场的变化并及时应对，是聚珍近年来经营逆势增长的关键。2024年嗅到渠道危机后，聚珍并未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将业务界限从单纯的图书出版，延伸至产品形态创新和多渠道融合营销。

一个主动是其捕捉到特装书和文创的市场机会。2024年，特装书进入下半场，通贩版特装书品种逐渐增多，在普通图书销售疲软的情况下，聚珍用两年时间观察特装书逻辑，于2025年底推出“中华帝王传记”“中华聚珍系列”特装产品线，与普通图书形成配合。近几年，文创产品的销量在整体书业市场逐年递增，早在2023年，聚珍就已选择聚焦“书+”文创形式布局该赛道。不过受限于人力、财力等成本结构，聚珍以较小的步伐展开动作，例如《印篆里的中国·甲辰消寒迎春套装》将《印篆里的中国》与篆刻工具套装组合，围绕《茆帆山水画公开课》开发福字桶和笺纸等。尽管如此，聚珍没有放弃这条可能的增长曲线，2026年计划将文创策略升级为“融通生活日用”，试图跳出单一图书的限制。

另一个主动是通过直播间建设重构渠道。经中华书局授权，聚珍于2025年设立独立的直播间“中华书局上海聚珍”，作为线上第二个营销中心。他们在一年内开展了145场直播，制作各类短视频400余条。为了保持内容输出的持续性，聚珍还设立“大话聚珍阁”“中华经典共读会”品牌专栏，前者制作投放反映编辑部工作日常的短视频86则，后者于每个工作日投放一则讲解经典名句的小视频，开展全民共读活动。基于此经验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聚珍今年将开拓“资治通鉴共读会”“史记共读会”“聚珍V-播客”等几个专题共读直播间，覆盖早晚高峰时段。

在这些业务转型背后，聚珍并未扩编，而是稳定依赖一个10人左右的团队。聚珍长期保持“少而精”的人员结构，7名编辑中有6名拥有高级职称，对内实行一人多岗、一专多能的人力机制。编辑兼职“半个营销”，营销既写文案又操刀视频，行政人员在各自岗位兼职做不同的营销工作也成为常态。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得以持续，依赖公平的激励绩效和明确的考核节点。聚珍的日常激励涵盖编辑选题绩效、出书绩效、小视频制作绩效、直播绩效等，同时设立一年三次的出书效能考核，根据每位成员的情况合理设置任务。这些管理动作的实效直观体现在2025年聚珍整体利润上升的数据里，也在鲜为人知的编辑实感中。“在中华聚珍做编辑就像上大学一样，求知欲得到释放。”《符号里的中国》责编吴艳红如是说。《通天》责编董洪波感慨，“这是一个积极、有爱的集体”。

聚珍12年突破自我的核心动力源于袁行霈先生给中华书局的题词“守正出新”，这也是聚珍和中华书局编辑的共识底线。聚珍强调“做书”而非“出书”，本质上是编辑对图书品质的追求，思考每一本书的附加值，追问自身编辑力的边界。“书与人的相互磨砺和相互成就，是编辑工作的魔性魅力。”贾雪飞坦言，“只有在做书过程中把自己炼成‘好编辑’，才能‘做’出好书。”

2026年被聚珍视为自身的“新业态探索元年”，这意味着其作为中华书局“试验田”的属性不降反增。中华书局的平台积淀与聚珍十余年积累的区位优势不可复制，作为出版新组织形态的探索者，聚珍没有给出颠覆性的答案，却一直在输出求变的执行力，也回应了学术出版如何找到可持续的经营模式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