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先民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精准地确定农时，这是丰收有年的根本保证。因此，原始农业产生的知识前提就是古人对于时间的掌握。由于原始农业产生的目的是为先民提供有保障的食物来源，所以人工栽培的生产方式一定最先出现在四季变化分明的地区，这使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的时间非常有限，甚至只有短短的几天，这就是农时。一旦错过了农时，便会造成一年的绝收，从而直接威胁到氏族的生存。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时间茫然无知的民族可以创造出发达的农业文明。显然，早期知识体系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古人对时间有意识地规划，这既促进了科学的形成，更决定着文明的诞生。

古人规划时间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他们不仅懂得通过观测龙星的运行变化决定时间，这是《周易·乾卦》所讲的内容，而且可以揆度日影的方向与长短获得更精确的时间计量。这些观象工作无不取法于天，从而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然而传统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大地作为宇宙的整体是不能忽视的，这使先民创造出了取法于地的候气技术，它在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与哲学传统中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中国古人相信，天地间并不是真空的状态，而是充满着气的。商代甲骨文的“气”字即写成“”，在表现天地的上下两横划之间添加了一个指事符号，表明天地间充满着气。气是什么？气就是风。天有天气，地有地气，在阴阳哲学形成之后，天气也就是阳气，而地气则是阴气。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有时会随葬大量的玉璧（图1）。璧是祭天的礼器，其以圆形象天，天本由阳气所组成，而先民又以玉石为阳物，以致后世的玉璧上更雕刻出表现阳气的纹样（图2）。显然，墓葬中随葬大量玉璧的做法，其用意就是在借玉璧的数量之多表现阳气的充盈，以求墓主人的灵魂不灭与再生。


天之阳气会上下腾转，地之阴气自然也会升降。事实上，地气的深浅是随着寒暑季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冬季地气会藏得很深，而夏季地气则会上升至很浅。如果人们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地气的深浅变化，就可以通过候气的方法了解到季节的变化，于是古人发明了律管候气的测时方法，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借助长短不同的律管，候测于地下深浅不同位置的地气，并据此决定时间。

除仰观天文星象的纯自然的观象之外，古人改进的授时方法主要有两种，那就是“天效以景”和“地效以响”（《后汉书·律历上》）。“天效以景”是通过立表观测太阳的影子决定时间，而“地效以响”就是律管候气。这一测时方法的基础当然是人们对于宇宙间充满着气的认识。

古人是如何用律管候气的呢？由于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始终是将空间与时间相互表现，如东方对应着春分，南方对应着夏至，西方对应着秋分，北方对应着冬至，所以要想候测二分二至的四时之气，就需要首先将候测四时的律管，分别依东、南、西、北的方位埋入地中，并使律管直立，管的上口与地面平齐，然后将以芦苇内膜焚成的灰填入律管。由于葭莩灰的重量极为轻忽，所以到天交气至的时候，萌动的地气就会推动着葭莩灰从管中喷出，飘散于管外。古人的观察非常仔细，他们总结的规律是：因地气的萌动而飞出的灰是弥散的，而因人及风的干扰飞出的灰却是聚敛的。这种用律管候测地气的工作，古人即称之为“律管吹灰”。

古人为什么要用律管候气？其基本理念是什么？其实就是追求天、地、人的和谐，这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具体表现。《说文·彳部》：“律，均布也。”什么是“均布”？意思就是协调一致，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所以《尚书·尧典》说：“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同”即谓齐等，意思是合四时之节气、月之大小、日之甲乙、音律及度量衡，都要整齐划一，如此才可能建立起万事万物的和谐，而社会的和谐也才可能形成。在这些关系中，律的作用关乎时间、历法和度量衡制，是关键中的关键。所以《史记·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汉书·律历志》也说：“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律为万事之根本，其理至明。

《国语·周语下》记有周景王向伶州鸠问律的故事，伶州鸠说：“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律即为十二律，其中六律为阳，六吕为阴。度律吕之长短，以平其钟，和其声，如此才可以确立百事之道法原则。“纪之以三”，三即言天、地、人三才。“平之以六”，六则谓六律六吕，“成于十二”，十二则为天之大数，一年有十二个月，与其对应的就是十二律。律分阴阳，阴阳相扶，万物相生。这个以律均事的法则不变，各顺其时，便会神无奸行，物无害生，天下大宁。这就是古人以律定时的作用和意义。

古代以律定时的工作，神瞽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神瞽是上古时代的乐官之长，其为目盲者，因目盲不见，听力自会超群，故神瞽仅凭耳力便可辨别天地之中声，也就是不同季节的和谐之音，故为知天道者。《国语·周语上》：“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可见瞽官的听觉敏锐，但闻风声便可察知风气是否和谐，节令是否临至，其知天道，所言不虚。古又有师旷，为春秋晋平公的乐官太师。传说他天生无目，也有说他为专心练琴而增强辨音的能力，故意用绣花针刺瞎了双眼，遂致听力超凡，世以师旷之聪闻名。《孟子·离娄上》：“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瞽官有能力仅凭听风而辨天地之和谐。古人认为，灰飞则律通，其所体现的当然就是天地之中声。因此古人制十二律，以应十二月，而应时之律管吹灰，表现的自是三才的和谐。


商代甲骨文不仅已有对四方风的占卜，而且著录于《甲骨文合集》 14295的一版四方风卜辞（图3），同版更有听风的记录（沈建华《卜辞中的“听”与“律”》，《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礼记·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 ”郑玄《注》：“八风从律，应节至也。 ”八风就是八节之气，八风应律既然可以定时，那么于物候就应有所反映。《尚书·尧典》关于分至四时之风与物候对应的记载非常清楚，春分鸟兽孳尾，夏至鸟兽希革，秋分鸟兽毛毨，冬至鸟兽氄毛，反映的即是律气应时而节令不奸的事实。可见这种候律听风的传统是相当古老的。


律管候气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由于这种方法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失传了，这意味着对于早期候气术的了解，只能有赖于考古发现和文献学的研究。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数十支用丹顶鹤肢骨做成的骨管，时代在距今9000至8000年前。这些骨管，学术界一直都习惯叫它骨笛，但其实它们与笛子毫无关系，而应是用来候气的律管。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候气律管。

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真正具有供人们欣赏性质的音乐及其乐器，其产生应该是很晚的事情，而早期的乐器都是为着祭神的需要，或者具有某种实用的功能。而在八九千年以前，人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只能是如何通过精确地测定农时而获得农作物的丰收，从而为氏族的生存繁衍提供保障，这无疑是当时全社会关心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农耕文明的初期，不太可能出现仅为娱乐人心的乐器骨笛。

通过对贾湖骨管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其作为候气律管而非骨笛的一些鲜明特点。

第一，目前发现的全部骨管，都是用丹顶鹤的肢骨制作的（图4），这显然建立了律管与时间的联系，而笛子的制作却显然不需要对材质的选用有这种刻意的要求，取竹为之更方便。


第二，骨管随葬于墓中，常以两支一对同墓随葬（图5）。测音的结果表明，随葬于同一座墓葬的两支骨管正呈大二度音差，明确证明其中的一支属于阳律，而另一支则属于阴吕。这种骨管分别阴阳的事实与十二律分为阴阳的制度完全相同，而与笛子却渺不相涉。


第三，随葬骨律的墓葬同时还葬有占卜的龟甲（图6），甚至甲骨之上还刻有古夷文的“吉”字，这种情况同样体现着律管候气的特点。根据《后汉书·律历上》的记载，候气必然存在和与不和两种结果，所以古人以为，“效则和，否则占”。也就是说，一旦律管候气未能应验，就只能通过占卜的方法来决定时间。这种占卜决时的制度在商代卜辞中仍然存在，但却是作为乐器的笛子所没有的。


基于这样的分析可以判断，贾湖骨管的性质当与笛子无关，而应是上古先民所创造的用以候气的骨律。这一点可以通过对贾湖骨管形制以及律管名称的分析得到助证。

贾湖骨律都呈管状，其上钻有音孔，多为五、六、七、八孔，少者也有两孔（图7）。《说文·竹部》对作为乐器的“笛”字的解释是：“笛，七孔筩也。从竹，由声。羌笛三孔。”因此，贾湖遗址所见的两孔骨管，无论如何都无法作为用于演奏的笛子使用。


候气的律管本称为“管”，这也应是贾湖骨律本该具有的名称。《说文·竹部》的解释是：“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故谓之管。从竹，官声。琯，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时，西王母来献其白琯。前零陵文学姓奚，于伶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凤皇来仪也。从玉，官声。 ”许慎的解释已经非常明白。管就是律管，其主候一年十二月的天地之中声，也就是每个月的天地和谐之音，所以古人以律管定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意即地气的萌芽，由于不同季节地气萌芽的深浅不同，因此，如果要能将律管准确地探到地气萌动的位置，就无异于对不同季节地气的管理，这不仅使候测地气的仪具有了“管”的名称，而且“管”字也同时具有了准法、关键枢要以及主典管理的意义。《吕氏春秋·用民》：“以信为管。 ”高诱《注》：“管，准法。”《荀子·儒效》：“道之管也。”杨倞《注》：“管，枢要也。”《礼记·檀弓下》：“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馀家。 ”王引之《经义述闻》：“管者，典也，主也。”其实从律管的本义考虑，管最初的作用就是管理地气，其使用方法当然是通过律管探测到地气萌芽的深浅位置，候气定时。所以古代的律管必以孔正音。尽管《说文》的解释以为管有六孔，但是根据贾湖骨律的情况可以知道，最早的律管，上面的孔实际是多寡不等的。

律管或可写作“琯”，同样是用于候气的。《大戴礼记·少閒》：“西王母来献其白琯。”卢辩《注》：“琯，所以候气。”杜甫《小至》：“吹葭六管动飞灰。”即言冬至候气之事。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闰月》：“天官玉琯灰剩飞。”也言候气，晚世的“管”与“琯”两个字在作为候气的律管时通用不别，从“竹”与从“玉”只是表明了管的不同材质而已。当然，后世的律管除了用竹、玉制作之外，还有铜管，与早期律管独选丹顶鹤肢骨制作的传统大别，已淡化了古人对于律管合天的思考。

候气定时的律管为什么最初非得用丹顶鹤的肢骨制作不可？这种做法无疑反映的是古人天人合一的素心，当然，这同时也印证了古史传说有关律制的起源与凤凰的联系。

先民以为，飞鸟是知晓天时的神物。他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候鸟每年的迁徙时间都非常准确，不仅会定时出发，还会定时返回。今天的生物学研究告诉我们，候鸟可以根据一年中每日白天黑夜的长短变化决定行期。古人虽然没有这种认识，但是每年候鸟往返日期的相对固定，却使他们有了对鸟知天时的深刻认知，因此在制作用以测定时间的律管的时候，就会自觉地选用知晓天时的候鸟的肢骨，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出律管定时的准确性。这种朴素的心理为贾湖骨律性质的判定提供了佐证。

十二律的起源与凤凰的联系本是中国文化的一贯思想。《吕氏春秋·古乐》有着这样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事实很清楚，古来认为黄帝的乐官伶伦创造十二律。伶伦虽取竹而作十二筒，但却是通过听闻凤凰的鸣叫声而区别十二律的阴阳的，其中以模仿雄凤的六声定六阳律，又以模仿雌凰的六声定六阴吕，从而确定了十二律吕阴阳的制度。今天我们竟在八九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发现了用丹顶鹤肢骨所做的律管，而且同墓随葬的律管呈大二度音差，正体现了阳律阴吕的事实，这和传统律吕制度据凤凰鸣叫而形成的传说极为相似。更为重要的是，律吕阴阳的事实表明，中国先民对阴阳的思辨在八九千年前的贾湖时代早就完成了，这种形上哲学的形成体现着先民的格物智慧，为人们认识自然世界提供了可行的描述方式，成为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

当然，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新疆地区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和西藏、青海等地区的藏族也流行着用鹰骨制作骨笛的传统，虽然以鹰骨制笛的原因在各族的传说中有所不同，但所取骨骼的飞禽却皆为协助捕猎的鹰鹫，而并不是候鸟，这与贾湖先民独取候鸟肢骨以制作定时律管的思考具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理解。

对贾湖骨律的实际测音结果显示，当时已经具备了八律，即黄钟、大吕、大簇、姑洗、蕤宾、夷则、南吕、应钟，这个结果不得不使人相信，十二律在当时很可能已经形成。因为古人创制十二律，运用的是三分损益法的计算方法，如以九数以定冬至黄钟律，那么将九九八十一分为三而损其一即得五十四，是为林钟，再将五十四分为三而益其一则得七十二，是为大簇，如此损益相求，得出十二律为止。很明显，这样的计算结果只可能一次性地获得全部十二个不平均律，而不可能间断性地只得到其中的八个律。这个十二律制的创造在中国天文学史和音乐史上，都是巨大的成就。


贾湖先民创制了十二律，并以十二律作为阴阳哲学的表现形式，这一成就无疑是对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巨大贡献。律制的作用在于建立人类社会各种制度整齐划一的法则，上崇效天，下卑法地，中通人和，甚至祭祀兵戎一类国之大事，都要与天地协调一致。《周易·师卦》：“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史记·律书》：“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张守节《正义》引《周礼》云：“太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其吉凶。”又引《兵书》云：“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知古之用兵，必求合于天时，吹律听声即可明生杀之气及两军强弱，以断胜负吉凶。《吕氏春秋·贵因》记武王灭商于甲子日，这个日子就是预先通过占卜选定的。而利簋铭文记灭商时岁星当位，与《国语·周语下》所载“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的天象吻合，可见天时对于战争胜负的关键作用。这些思考终于成就了旨在整齐天地人三才宇宙观的独特形式。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律管候气的方法虽然出现很早，但是由于其所定时间的精度并不十分理想，常会进退于前后五日之中，也就是说，有时会早五天，有时又会晚五天。况且在没有应验的时候，还必须通过占卜来决定时间。这个结果显然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时间精确化的要求。因此随着天文学的进步，先民便不得不另辟蹊径，对建时方法进行新的探索，以期提高时间计量的精度。最终人们通过对太阳的观察和认识，改进了立表测影的方法，通过提高测影的精度，极大地提升了时间计量的精确性。显然，在人们学会了利用“天效以景”的方法决定时间之后，朴素的以律管候气定时的方法也就再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随着立表测影术的推行，律管吹灰的古老方法便逐渐失传了。

诚然，尽管立表测影的推行可以实现精准的时间计量，但是律管候气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却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古代的月令制度作为古人追求的合于天地之道的神圣抉择，首先就需要通过十二律与十二月历法的固有联系体现顺时施政的政治思考，从而形成了十二律对应十二月的月令体系，具体表现为：

正月律中太簇，二月律中夹钟，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仲吕，

五月律中蕤宾，六月律中林钟，七月律中夷则，八月律中南吕，

九月律中无射，十月律中应钟，十一月律中黄钟，十二月律中大吕。

这种对于古老的律管候气制度的传承，无疑体现着一种慎终追远的文化心理。而至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的时候，更立有《律历志》，将以律定历的思想通过史志的形式彻底明确了下来。很明显，这些做法无不体现着具有九千年历史的候气制度的影响。而上古的候气官员名叫八能之士，这类职官在晚世观象台的人员组织中，也仍然为其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候气术虽然为立表测影的新技术所取代，但律历制度却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传承不绝，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知识体系之丰富以及其历史的悠久。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