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忙过年终总结，迎来岁华更新，新的任务又扑面而来。好在，各种年度好书榜的好消息也接踵而来，给图书行业的编辑们带来一丝振奋。故宫学研究专家、故宫出版社前社长章宏伟所著《故宫掌门人1925—1949》在旧岁新年交替之际，先后入围南方日报读书版2025年度好书，入选上海书评、文汇读书周报、百道网、腾讯好书2025年度好书。
一本书同时被多家媒体、多位资深读书人优中选优，评选为2025年度好书，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在故宫博物院百年诞辰之际，故宫主题的出版物自不在少数，但《故宫掌门人1925—1949》无疑是主题独特、史料扎实、叙述冷静的佼佼者。

故宫博物院在中国的文化地位自不必说，其皇宫建筑群、海量藏品见证了五千年源远流长、不曾间断的中华文化，见证了中国古代人民巨大的创造力。它而今蓬勃发展的博物馆事业正端赖于此。
不过，鲜少有人注意到它在近代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章宏伟教授注意到了，他在书中说：“故宫博物院在中国近代文化舞台上充当着一个主要角色，在中国近代化全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不得不说到它身份的变化。
故宫博物院的前身——明清紫禁城建于1420年，到2025年有605年历史。这605年里，它有两个身份：1420年至1912年初，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呈现的是宫廷帝王文化；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到现在，故宫的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帝王私有变成了人民公有，成了一个社会文化的公益场所。这100年尤其是建院初期24年走过的历程是相当不易的，如同一个稚子蹒跚学步的童年。

《故宫掌门人1925—1949》正是着眼于这24年间的历史。史实的错综复杂和史料的杂乱零散等诸多因素，致使这24年的历史在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中是晦暗不清的。章教授深耕故宫研究二十年，秉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精神，充分利用故宫档案、民国报刊、人物传记等一手史料和海内外研究成果，以严谨考据与叙事张力，多方位采撷历史亲历者、见证者的视角，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这段隐秘历史的真实样貌。
《故宫掌门人1925—1949》从清帝退位写起，退位后的溥仪仍住在紫禁城“后廷”，紫禁城属“私”的性质并未改变。直至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驱逐溥仪出宫，文物的处置才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被请来见证溥仪出宫的李煜瀛曾长期在法国生活，对法国大革命后皇宫变身卢浮宫博物馆的历史相当熟悉，故提议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当收归国家所有，首倡“将清宫改为博物院”。章教授敏锐指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展现的虽是‘文化遗产’，打造的却是政权合法性，强烈地传输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将‘共和’与‘革命’画上了等号”。从属“私”到属“公”，打破的是数千年的帝制，建立的是亿万民众共享的新制度。
序章过后，其后七章以“掌门人”为线索，串联起故宫的变迁史，展现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抉择与担当。
“拨云见日的开拓者”李煜瀛是故宫博物院建院的首功之臣。正是他的远见卓识使故宫从革命的对象变成文化事业。李煜瀛“一生只做大事，不做大官”，出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制定严格的制度，带领同仁认真开展文物点查工作；“岿然不动的守护者”庄蕴宽两次抵制军队进驻故宫，坚持点交文物；“时运不济的接管者”赵尔巽在政府权力更迭之际，勉力维持京师治安；“临危受命的担当者”江瀚抵制移交档案，主持整理宫廷藏书；“心无旁骛的维持者”王士珍两度勇挑维持北京治安重担；“奋发蹈厉的贡献者”、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的易培基任内完成点查工作、展览开放、文献整理出版、古建管理维修、延聘专家学者整理院藏文物，等等；“晨兢夕厉的典守者”马衡组织文物南迁、文物西迁，政权更迭之际拒不赴台，全力保护故宫文物。

以上只是对七位掌门人事迹的简要概括，无法描述他们在政治威压、炮火威胁之际的勇于担当于万一。
细节最能打动人。如，马衡组织的文物西迁，三路，十年，万里，天佑国宝，几乎没有一件文物严重破损或丢失。亲历者那志良记载：“有人说，文物是有灵的，炸弹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运走之后，那个地方被炸；现在翻了车，也毁不到它。”章教授提到马衡在一次演讲中说：“四川在一年里头，有几个月是雨季，几个月是雾季，空气含着水分，到处感到潮湿，晴朗有日光的时候，平均不过半年，我们把怕潮湿的东西，终年检查，或是晒晾。周而复始，从不间断。”让我们看到西南的气候问题对文物保管的挑战。正是马衡主导的严格的制度，细致的管理，确保了文物管理未出差错。来自亲历者的细节描述在书中俯拾即是。
“《故宫掌门人1925—1949》这本书我是认真地读了大半，特别地感动于这些人对于故宫的守护。其中非常多的细节，比如冯玉祥下属鹿钟麟的军队，在故宫里面驻扎了一年多，脱卸守卫之责之时，‘窃喜乘此得以证明一切古物之丝毫无缺’；后来做过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士珍是袁世凯‘北洋三杰’之中的第一位，故宫钥匙在他手上，张作霖也拿他没办法。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不仅仅是可以看到大家比较熟知的易培基、马衡、李煜瀛（石曾）这一些人物，更多其实是对于故宫的守护，从中可以看到在大乱之中这些人所坚持的、所能达到的，我看到这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感动。”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如是说。

七位掌门人在所属的时代，面临历史赋予的使命，勇于接过重担，不辞辛劳、不顾臧否（易培基因“故宫盗宝案”被指涉嫌舞弊含恨而终，或属历史疑云，令人唏嘘），在存续和发展故宫博物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政治文化大变局下书写了七个人的守护史。
关于七位掌门人的提法，原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6月26日该书的新书发布会上发言说：“民国时期的故宫掌门人，台北故宫博物院认为是三个人，李煜瀛、易培基和马衡。我们通常说是两个，易培基和马衡，因为李煜瀛只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任职时间也比较短。章宏伟提出七位掌门人，我认为这是一种创见。”
1929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四周年之际，首任掌门人李煜瀛说过掷地有声的话语：“希望故宫将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属于人民的“活的故宫”在今天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成为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今天，平头百姓能漫步故宫，于红墙黄瓦间欣赏这天地间的雪景，不能不说是前辈先贤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