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曾调侃：“正经人谁写日记？”这话或许暗指蒋介石——而蒋介石写日记，正是效法曾国藩。

不夸张地说，曾国藩可称近代“日记之祖”，其笔耕不辍影响深远，引得蒋介石、梁启超、钱穆等纷纷效仿。

其实在古代，正经人恰恰都写日记。日记即日课，是士大夫修身自省的日常功课。

那么曾国藩真如传说那样，从提笔至临终，一日未断吗？

并非如此。他一生写写停停，断续相连，在不同阶段，日记的形式与内容也屡经变化。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五种面貌。

从29岁到31岁，即道光十九年正月至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

这一阶段是曾国藩人生的转折期，由“田舍郎”登上“天子堂”，他于前一年中了进士。他自觉人生翻开新页，开始效仿古雅之士记载日常，取名“过隙影”。如年谱记载：“是岁（道光十九年）岁始为日记，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及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


上图是曾国藩手写日记第一页，是他人生的一篇日记。

此时他写的日记较为随意，以行楷写成，只记日常要点，内容简略随性，比如第一篇日记就写了“家居，季洪弟受风寒，夜写散馆卷一开半”。而且，他并非每日必记，有时补写，有时干脆空缺。


从32岁到33岁，即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至道光二十三年六月。


从形式来看，这阶段的日记发生很大变化，由正楷写成，工工整整，而且日记天头有他人批注。

此时，曾国藩正式开启京官生活。结交唐鉴、倭仁等理学名家后，他深觉自身学问与修养皆有不足，遂加入倭仁发起的“日记小组”，用工楷逐日记录一念一事，借师友夹持砥砺心性。

曾国藩写信告诉弟弟：“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指倭仁）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

日记写得很工整、很认真，内容量也增大了，多是检讨自我以及对义理的感悟。比如，早上起晚了，他会说自己“真下流矣”；当想构思一巨篇来震惊世人时，他又立马反思，骂自己“名心大动”，“盗贼心术，可丑”；当五天没有看书时，他说“尚得为人乎？”等等。

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很多倭仁的批注，他说看到这些批注“悚然汗下”，真“药石之言”。但是曾国藩却不敢在倭仁的日记中批注，只是在极会心的地方圈点一下。

奇怪的是，如此有用的“治念日课”仅持续了八个月就中断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学者推测，因过于苛责内心，反致焦虑成疾，最终得了一场大病，于是他就中断了。


从33岁下半年到35岁，即从道光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五年二月。


这一阶段的日记又恢复到了最早“过隙影”的形式，改回了行楷体，但内容比之前充实。而且，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之后完全中断，不知为什么原因，不知道是所记遗失了，还是根本就没有记。


从41岁到42岁，即咸丰元年七月至二年六月。


此阶段日记特点鲜明，专门印制了日记簿册，每篇有十栏，第一栏写日期和天气；中间八栏依次是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最后一栏印有四列文字，是摘录的朱熹对《中庸》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阐释，以及自己对修身养德动静的感悟。

为什么要叫“绵绵穆穆之室”呢？根据其年谱记载，曾国藩的好友刘传莹给他的书斋题写过一块匾额，是“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

这种在专门印制的格子页中记读书行事日程是仿照宋代文人程颐读书日程的方法。日记天头留有很多空白，有其他事情或者感悟也可以记下来。

不过，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只坚持了一年，仅持续一年，便因母亲去世、回乡筹办湘军而中断，此后长达五年未写一字。


从48岁到去世，即咸丰八年至同治十年。


曾国藩再次开始写日记是在咸丰八年，这又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

前一年，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皇帝夺情命他继续带兵，曾国藩趁机要巡抚之官，并要挟若不答应，就继续丁忧。皇帝没有惯着他，夺了他的兵权，让他赋闲在家。这两年曾国藩度过了极为无聊且焦躁的两年，他回思过往，反思检讨，内心发生巨大变化，被称为“中年变法”。咸丰八年六月他重新被皇帝起用，同时重新记日记。

这次的日记与第三阶段“日常记事录”很像，用行楷写就，记录日常生活，也写了很多内心感受变化，而且坚持时间之久是前面几个阶段都没有的，真正做到了“恒”，几乎到其去世前一日没有间断过。

与此同时，另设《无慢室日记》，专记人名要事，作为辅助备忘。


下图可以更为清晰看出曾国藩日记的五个阶段和五种形式。


尽管曾国藩日记断断续续，还是涵盖了他的主要人生阶段，体量巨大，完整展现了曾国藩个人的生活。从中既可窥见他初离乡土、踏入京城的适应与摸索，也能看到他身为翰林如何进德修业、融入圈层；既可寻迹他十年七迁、跻身枢要的历程，也能感受他克己内省、督军临阵时的内心波澜与勇气沉淀。

这部日记，堪称晚清军政与士人精神的生动实录。它既是个人的修身实录，亦是时代的镜像，为我们敞开了一扇回望历史、照见人性的窗口。

曾国藩日记是经典之作，他影响了很多人，历代名人都以曾国藩日记自省提升。

梁启超说曾国藩日记是一种“兴奋剂”，读了以后未有不怵然自振者，他“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

钱穆说他年少时读曾国藩日记和家书，常念“当自求己阙”，他把曾国藩的“扎硬寨，打呆仗”作为做人的格言。

曾国藩日记、家书成了晚清民国政客文人的常读、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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