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记者 郝雪敏 张钧皓

　　“我在这本书的导论里把人类婚姻的本质概括为解决‘四欲’，即物欲、性欲、爱欲和伴欲，其中这个伴欲是别人较少谈到的，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考。”梁景和提出的“伴欲”概念，既是出于理性的学理思考，也是源于感性的个人生活经验。“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个人在身边陪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谈到中途时，梁景和的电话响了，原来是梁夫人来电与他商量午饭。他没有请我们回避，也没有关掉免提，平静地向我们展示了夫妻相伴四十余年的日常侧写。

　　“这个‘伴欲’，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幸福中老年生活的一种期待。”刚满七十，一头银发的梁景和总是以“其他人”为主语讨论婚姻，这是作为专业学者的理性思辨习惯，但话语间又蕴含着他对自己婚姻生活的体悟。他补充说：“老伴老伴，老有所伴，这个称呼就是这种期待的体现，我和爱人就称呼对方为老伴。”

　　从求学时期开始，梁景和就以婚姻、家庭、女性和性伦为核心议题，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进行研究。他一手创立的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是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机构，在婚姻问题领域更是持续深耕多年。2025年6月，由梁景和主编，王歌雅、张志永副主编，王栋亮、余华林、李慧波、李秉奎、董怀良五人分撰的《20世纪中国婚姻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自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婚姻史研究”立项，到今年出版，该书耗时十年，致力于厘清20世纪中国婚姻演变的线索，并探讨其与国势的联系。

　　2025年盛夏时节，本报记者在首师大采访了梁景和教授，听他讲述这套作品的编纂过程，并回顾他与中国社会文化史发展同行的数十年岁月。“这是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梁景和将其视为自己与学生们在婚姻问题领域研讨交流、理论探索的一次总结，也是数十年来团队建设的一次检验。

　　《20世纪中国婚姻史》：

　　从立项到出版的十年

　　“一百年来，中国人通往婚姻自由的道路并不平坦，”梁景和这样概括《20世纪中国婚姻史》的基本逻辑理路，“但是20世纪中国婚姻大体仍是沿着‘包办——自主——自由’这样一条基本线索逐步发展变化的。”《20世纪中国婚姻史》按照这一线索，将婚姻生活的百年巨变划分成五个阶段进行讨论。第一卷讨论的时限为1901年至1927年。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的婚姻变革，与救亡图存和民族国家建构的时代风潮紧密结合。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们，将婚姻、家庭视为事关国家民族振兴的基础，由此全面批判传统的婚姻陋俗文化，主张新的婚姻自由观。其中体现着一种思想的深刻性，为百年婚姻变革做了基本的“思想准备”。第二卷从1927年写到1950年。这一时期政治的特征是政权的并立和此消彼长，不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根据地，还有日本侵略者扶持的沦陷区、国民政府统治区也经历着不断的分化与整合。这些政权各有其独特的婚姻规范和婚姻特色，因而这一阶段的婚姻变革体现着一种社会的多样性。第三卷分析从1950至1966年间婚姻与社会互动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足见婚姻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随后全国开展了贯彻执行婚姻法的运动，由于婚姻本身兼具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特质，这一过程是我们观察建国初期国家、社会与个人互动的绝佳窗口。第四卷从1966年写到1980年。组织、纪律与政治管控是这一时期婚姻的主题。第五卷着重讨论1980年至2000年的新时代婚姻。个人的爱情感受再次取得在婚姻中应有的位置，婚姻观念与行为的开放折射着改革开放时代的主题。1980年新《婚姻法》的颁布，推动了婚姻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讨论20世纪中国婚姻史，既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这套专著不仅系统性厘清了20世纪中国婚姻演变“从包办到自由”演进的基本线索，还在此基础上分析20世纪中国婚姻演变与国势的联系。20世纪初年变革婚姻家庭主张的提出，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关。婚姻家庭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不再只是私人的问题，更是被擢升为关系到“保国、保族、保种”的公共问题。及至五四时代，新思想与新文化之风浸润人心。随着知识青年走向时代舞台中心，他们所追求的婚姻自由也成为了时代的强音。抗战时期，由于外敌侵略的紧迫，保护军婚与自由婚姻的协调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战时的军人承担保家卫国的重任，但却面临着长期离家的境况与随时可能家庭破裂的忧虑，因而需要法律来保护军人的婚姻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变革的方向依然与“国势”紧密相连，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包办婚姻在穷苦的地区死灰复燃；“文革”时期的婚姻自由与阶级斗争的形势，则与个体的政治身份密切关联；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婚姻自由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可见，20世纪中国婚姻的演变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态势密切相连。

　　《20世纪中国婚姻史》一书堪称师生合作进行科研的一个典范。该书的作者王栋亮、余华林、李慧波、李秉奎、董怀良是梁景和不同时期的学生，都在社会文化史领域接受训练，并在婚姻家庭史领域各有研究专长。谈及师生关系时，梁景和笑道：“我觉得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首先是师生，但实质上我们在学术层面上都是平等的。我们既是同行，也是朋友关系，这很重要。”在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前，梁景和与学生们就有了长期的关于婚姻问题的交流与合作，并组织过8次讨论会。正是在亦师亦友的氛围中，从2015年课题“20世纪中国婚姻史研究”立项至2019年，梁景和带领项目组继续召开了9次课题组学术研讨会。这一系列会议围绕多个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包括概念、分期、线索、内容、结构、特征、法律、习俗、研究思路、著述方法、资料范围、图表设计、参考文献、理论创新、方法运用、问题意识、逻辑分析、经验教训、书稿撰写等内容。在此期间，师生的交流互动也是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过程。“到了后期，著作初稿基本形成后，开始相互审稿、进行互评，这个过程很重要，彼此提出问题引以为戒，彼此学习对方，相互提高。教学相长，老师在这过程中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我从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新的理论、方法、思路和学识。”梁景和总结道。

　　在师生之间良性的学术互动中，项目组就婚姻问题研究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然而尽管如此，项目的推进仍面临着重重困难与挑战。正是在艰辛与曲折的反复中，在一次次应对问题、层层突破阻碍的磨砺之下，他们最终于2022年底完成了这项重大课题。

　　梁景和坦言，他很感激学生们的付出与担当，也很感动于学生们的坚持。撰著者大多是4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各自的单位，他们都是骨干力量，承担繁重的工作；在各自的家里，他们又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顶梁柱，家务繁重。十年来，他们默默地努力着、坚持着。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20世纪中国婚姻史》出版，终于为项目组的辛勤耕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梁景和欣慰地说：“它是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说明我们中心在中国近现代婚姻史研究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

　　研究是为了理解与包容：

　　社会变迁的亲历者与思考者

　　在探索社会文化史的过程中，梁景和逐渐认识到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如他所说，“婚姻习俗的变化是近代社会习俗变化的重要内容”。梁景和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以及他主持的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00BZS019），均有一卷讨论婚姻问题。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与思考中，他对中国近现代婚姻演变形成了深刻认识，并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于是，当2010年国家开始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梁景和便积极筹备，终于在2015年所报的选题“20世纪中国婚姻史研究”获批立项（项目编号15ZDB050）。

　　《20世纪中国婚姻史》的主旨体现了梁景和学术思想的一致性与连续性。这是对其以往社会文化史理论学理思考的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学术论题上：一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与伦理文化的变焦；二是国家权力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妥协与平衡；三是扬弃与调适的婚姻变革策略；四是国家的管控与民众的自择；五是改革开放与婚姻回归私人领域；六是20世纪婚姻变革与人类精神进化。

　　但同时，该书所体现的思考也是梁景和深刻体悟自己所亲历时代变迁的结果。改革开放时代，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婚姻自由的热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梁景和回顾自己、父母、孩子三代人的婚姻，认为他的家庭正是社会变迁、婚姻演变的亲历者。

　　“我的父母就是自由恋爱。”梁景和的父母解放初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有了共同的生活经验基础，逐渐就走到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初，梁景和父母单位的职员平时住在单位，周末回家。“本来是我姥姥和舅舅每周去接送我母亲，后来不知何时就由我父亲亲自接送我母亲了。”他们的婚姻也如同许多老一辈那样，平平稳稳过了一辈子。

　　梁景和与爱人同样是在单位相识，不过在他们平淡相守的40余年里，竟有十几年是分居的状态。1978年两人在一起，次年梁景和的爱人调回父母身边工作。1980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一直到研究生毕业才得以与爱人稳定地共同生活。期间除了1984年结婚外，二人长期处于异地状态。“当时我爱人的同事对她说，‘我看你们俩怎么像走钢丝似的，你爱人在北师大读书，你就这么等他。北师大有一半是女生，你如何确定他一定会与你在一起？’”即使在通讯发达的今日，异地情侣维持感情与信任仍是一件困难的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感情基础，有这个感情基础在，关系还是比较牢固的。”

　　谈到后辈的婚姻时，梁景和同样记忆犹新。梁景和的儿子与其爱人在英国留学期间相识，后来儿子在英国继续深造，儿媳妇则暂时回国。在国内期间，她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还是放弃了，决然要去英国。梁景和摇摇头笑道，“我和我老伴就不太想得通，这么好的工作怎么就不要了呢？暂时异地也没那么可怕呀！”但是后辈们就觉得，比起维护情感，一时的工作机会并没有那么要紧；而这情感的维护，非共同生活不可，否则几乎无从维系。“每一代人对于感情与婚姻的感受与看法多少都是有差别的。”梁景和这么总结道。

　　实际上，从父母辈典型的“单位婚姻”，到梁景和这一代的异地生活，再到后辈的跨国情感，展现给我们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员流动范围逐渐扩大的时代趋势；而三代人对于情感基础、婚姻纽带的不同看法与感受，则显示出当代中国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观念的多元化发展。

　　这种对于代际变迁的亲身体悟，或许是梁景和打通中国近现代史与当代史的学术分科界限，并致力于探索未来社会生活的原因之一。40年前，梁景和曾提出，历史研究要“放眼未来”，即关注今天与明天，同时将“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当代史”的壁垒打破，进行贯通性的研究。该书作为贯通一个世纪婚姻史的系统性研究，无疑是社会文化史理论深化研究的著作之一。在为这套书所写的导论中，梁景和指出，《20世纪中国婚姻史》的应用价值之一，便是激发对未来婚姻形态的思考与设计。这一思考实际上是贯穿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一条脉络：20世纪初康有为就阐述过未来时代的大同婚姻观；五四时期张竞生主张过“情人制”的婚姻观；五四时期还有废婚主义的婚姻观等；改革开放时期则出现了松散的一夫一妻制、“智力等级”型的婚姻模式、自愿“联合”的婚姻体制等对未来婚姻的诸多思考。

　　“重要的是尊重别人的想法与生活方式，特别是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理解上一代、包容下一代，这是关键。”梁景和对于剧烈变迁的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历史学家应有的宽广心胸与理性思考。他表示：“到底什么生活方式是合理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多元的，有的人愿意这样生活，有的人愿意那样生活，我想应该宽容一点。”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与社会文化史同行四十年

　　“关于婚姻问题，我接触得比较早，几乎与我进入社会文化史研究同步。”梁景和回忆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也影响到学术界，中国近代史开始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开始了文化史的复兴。”1983年，在长沙举办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上，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文化史的复兴。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先招收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生。梁景和乘着新风，有幸成为了其中一员，开始师从龚书铎先生和李侃先生学习中国近代文化史，随后又跟随湖南师范大学的林增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其实，什么是文化史？文化史研究什么？当时我们也是一片茫然搞不清楚。”梁景和毫不讳言“文化史复兴”草创时期遇到的困难，“我们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梁景和回忆道，他当时读了导师龚书铎先生的名篇《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觉得大受震撼。“龚先生认为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戊戌新文化运动。”梁景和对其中的观点记忆犹新，“他列举了当时的诸多风俗演变，从此我就觉得风俗这个话题很有价值。”

　　后来在一次研究生讨论课上，梁景和以“近代风俗演变”为题作发言，得到师友的一致赞扬。“李侃先生和在座的同学都说我这个题目不错，能写成文章了”，即使过去了数十年，梁景和仍记得当时情形，“也是受了这个鼓励，于是我便以社会风俗为题撰写硕士毕业论文”。

　　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部分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开始对这两大领域进行自觉反思，由此出现社会史的“文化史转向”或文化史的“社会史转向”。他们意识到，文化史研究多聚焦于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等精神层面，却对思想文化的社会根源与社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大众的思想观念及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而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等为主题，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研究历史，但多侧重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的分析，缺乏对思想观念与社会实践的深入探讨。

　　故有研究者便尝试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以此探索更为广阔的学术前景。早在198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便提出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设想；1990年，该所研究员李长莉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

　　1991年，梁景和在撰写“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时，首次把社会文化史的概念应用到学术评论领域。（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1994年，他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完成并通过答辩。“我认为这篇博士论文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梁景和把这篇文章视为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以当代的学术视野来看，或许这篇文章有些博而不深，但是其中的很多思考仍然是有价值的”。可以说，刘志琴、李长莉、梁景和是社会文化史萌生时期的主要推动者与见证者。

　　中国社会文化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梁景和认为，广义的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有相通之处，如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新史学、新社会史、观念史、概念史、记忆史等都属于广义的社会文化史的范畴。而梁景和对于狭义的社会文化史，有基于自己亲身体会的认识：“社会文化史应该具备三个条件，即中国大陆本土萌生的、从文化史演化而来的、并明确打出社会文化史旗号的社会文化史。”1986年萌生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史，与西方的新文化史并无直接关系；其主要研究阵地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首师大历史学院。后来南开大学、湖北大学、辽宁大学等院校，在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社会文化史。

　　梁景和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注文化史到90年代初期确认自己的研究领域为社会文化史，至今已有三四十年时间。他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从《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到《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等系列著作，梁景和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不断探索也映照着社会文化史的兴盛发展期。进入新世纪后，他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方面仍继续耕耘。2014年，他提出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生活质量”引入历史学领域，后又提出运用“社会质量”概念来作为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实际上，这种探索与现实社会的发展有关。他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生活，那么，“什么是社会生活以及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某些概念都要进行考察”。这两个概念恰恰反映了社会发展中人类对整体与个体生活的目的与欲求。2018年梁景和出版了论文集《生活·观念与多维的社会文化史》，近年又在争取出版另一本论文文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发展历程》。

　　进入新时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面临着发展瓶颈，如何突破并进行学术创新成为困惑学者们的一大难题。早在理论的初创与探索期，刘志琴就曾进行本土化的学术思考，提出“世俗理性”的概念，认为“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李长莉对生活方式与社会伦理关系的探讨与“公共生活领域”的论述都是对社会文化史理论探索的重要创获。如今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如罗检秋提倡的“学术社会史”，即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学术的衍生、传播和兴替，研究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学者的交游、结社，尤其是学者的情感及心态史等方面。

　　“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虽发展到一定程度，但仍属于一个较大的研究领域，还有太多的研究视点需要探索和开发。”当被问及社会文化史的新思考与新出路时，梁景和稍作沉思回答道：“现在第二代学人走上了前台，成为学术的中坚力量，希望在这一代学人的努力和引领下，社会文化史能有突破性进展。这就要求这一代学人了解国内外学术大势，进一步探索有关理论问题，要有一个长远而明确的目标，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力求把自己现在研究的问题搞深搞透，还要培养好下一代学人。”

　　“总之，祝愿社会文化史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采访最后，他送上了这句殷切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