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戊戌变法的浪潮席卷神州，中国似乎正迈向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革新。就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一位封疆大吏的著作悄然问世，却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引发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甚至得到了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推介。

这便是张之洞的《劝学篇》——一部被誉为“维新圣经”却又充满内在张力的奇书。

《劝学篇》的诞生，与19世纪末中国复杂的社会局势密不可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彻底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让中国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传统封建体制的腐朽与落后。此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倡导变法图强，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然而，维新派的激进主张也引发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社会上形成了“维新”与“守旧”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局面。

作为晚清重要的封疆大吏与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此时正处于政治与思想的十字路口。他既对西方的先进技术与军事装备有着深刻认知，主张通过洋务运动实现国家富强；又对传统儒家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担忧维新派的激进改革会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于 1898 年撰写了《劝学篇》，旨在调和“中学”与“西学”、“维新”与“守旧”之间的矛盾，提出一套既符合封建统治利益，又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改革方案。

《劝学篇》的成书过程并非一蹴而就。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就已开始关注西学教育与洋务改革，并先后创办了湖北自强学堂、湖北工艺学堂等新式学堂，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正式开始。张之洞认为，维新派的改革主张存在诸多弊端，于是在同年三月撰写了《劝学篇》，并于四月进呈光绪帝。光绪帝对《劝学篇》极为赞赏，下令将其“颁行天下”，一时间，《劝学篇》成为晚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指导性文献，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劝学篇》中最核心的思想：“中体西用”

《劝学篇》全书共二十四篇，分为“内篇”和“外篇”两大部分，“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系统阐述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既是对洋务运动以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关系的重新定位。

“内篇务本”：坚守儒家文化的核心地位
在“内篇”中，张之洞着重强调了“中学”的根本地位，认为“中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他在《同心》《教忠》《明纲》等篇目中，反复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主张“以孝弟忠信为德”，认为只有坚守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才能“正人心”“固国本”。
张之洞所说的“中学”，并非简单地等同于传统儒学，而是经过他重新诠释的儒家思想。他认为，“中学”的核心在于“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在他看来，“三纲五常”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是“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关键所在。因此，他坚决反对维新派提出的废除科举、改革官制等激进主张，认为这些主张会动摇“三纲五常”的根基，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同时，张之洞也并非完全排斥对传统儒学的改革。他主张在坚守“三纲五常”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对传统儒学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完善。例如，他在《宗经》《正权》等篇目中，提出要“通经致用”，即通过研究儒家经典，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他认为，传统儒学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可以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进行创新与发展的。这种对传统儒学的辩证认识，体现了张之洞思想的务实性与灵活性。
“外篇务通”：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制度
在“外篇”中，张之洞则重点阐述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与方法，主张“西学为用”，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制度，实现国家的富强与现代化。他在《益智》《游学》《设学》《学制》等篇目中，系统提出了学习西学的具体方案，涵盖了教育、科技、军事、经济等多个领域。
在教育方面，张之洞主张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具有近代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无法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人才。同时，他还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后备力量。
在科技与经济方面，张之洞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工业与交通事业。他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于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发达的工业体系。因此，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建议中国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如创办钢铁厂、机械厂、造船厂、铁路公司等。同时，他还主张学习西方的经济管理制度，改革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
在军事方面，张之洞主张改革传统的军事制度，建立近代化的军队。他认为，传统的八旗、绿营兵战斗力低下，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因此，他提出“练兵必先练将”的主张，建议创办军事学堂，培养具有近代军事知识与技能的将领；同时，改革军队的编制与装备，采用西方的军事训练方法与武器装备，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耐人寻味的是，《劝学篇》在当时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光绪皇帝“详加披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顽固派代表徐桐却斥之为“邪说”；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一方面肯定其“通达时务”，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脱洋务派之窠臼”；革命派则直指其为“维护专制之工具”。这种评价的两极分化恰恰反映了《劝学篇》本身的思想复杂性。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劝学篇》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具体主张，更在于它典型地呈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文化困境。张之洞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守旧与革新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他的努力虽最终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但却为后世留下了如何处理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关系的永恒命题。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句话或许揭示了文化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深层关系。
《劝学篇》作为一部百年经典，其价值不仅属于历史，更属于现在与未来。它记录了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艰难求索，展现了中华文化自我更新的顽强生命力。在今天这个时代，张之洞的思想探索依然闪耀着启示的光芒，提醒我们在拥抱世界的同时不忘本来，在开创未来的同时继承传统。这种平衡的智慧，或许正是《劝学篇》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

劝学篇（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