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史记·孔子世家》


如果非要选一个朝代来穿越，且穿越过去的阶层不保证必然跃迁，穿越前是百姓穿越后大概率还是百姓。

选哪个？

很多朋友会花费不到三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果断把票投给：

宋代。

达官显贵、文人士子在宋代，无疑过得很舒服；而普通百姓在宋代，日子也不会太糟——

张择端一卷《清明上河图》，已引发无限想象；《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等文字作品所记载的城市生活，丰富多样，令人神往，乃至不断地被致敬，被复刻。

市井繁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为宋代博得“风雅宋”的美誉，没有问题。

但，中国文化历来强调文治武功，文和武，一个都不能少。

说起军事能力，宋代，就尴尬不止一点点。

文化实力有多硬核，军事力量就有多疲软。

黄朴民先生有过精准概括：

两宋……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真、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连在小小的西夏的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如果只有南渡后不行，或还可把责任推给敌人强大、国运不济、水土不好、个别君臣；如果北宋南宋长时间普遍性地不行，那只能回到根子上去找原因。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的兵变方式，夺取了后周的政权。

整个过程，几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成功实现了改朝换代——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赵匡胤还多次下令，严禁剽劫掳掠，由此保证了军队入城时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由此赢得了民心——这是“上下同欲者胜”。

看，《孙子兵法》的核心精髓，被赵匡胤演绎出了满分水准。

自己满分，就不能让别人也满分。

由于太知道自己的天下是如何得来，赵匡胤对于领兵打仗的武将非常忌惮，以杯酒释兵权的手腕，确定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


重文轻武的风气，就这么从北宋一直贯彻到南宋。


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北宋却不这样。

凡大将出征，皇帝必面授机宜，犹嫌不够，还不辞辛苦地颁发阵图，把何时进兵，何地行军，怎样布阵，如何接敌，这么细碎的东西，规划出一二三四，限令统兵打仗者不可越雷池半步。

这个事是谁起的头？是宋太宗赵光义。

宋太宗登基后，不止敕令编《太平广记》等超级大书以修文治，在武功上，也有长远规划——

欲灭北汉、收燕云十六州，以期建立超越兄长的功勋，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

但宋军在围攻辽燕京城（今北京）时，于高梁河一战被辽军大败，宋太宗本人也身负重伤。

他无法再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又考虑到高梁河惨败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敢委将帅以全权重兵，于是不仅延续宋太祖“将从中御”的做法，更进一步通过赐予将帅“阵图”的方式，遥控前线作战。

将领就此缚手缚脚，没有机动指挥的权力；主动发挥，反而是错。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同样出自《孙子兵法》。武将有能力，君主不去牵制掣肘，才有可能克敌制胜。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当时的通信条件不可能做到无缝沟通，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开玩笑。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直到北宋灭亡前两年，这种按图索骥式打法的不可靠，才被岳飞直言道破：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半推半就，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眼见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解除，遂在景德三年下诏：“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明令禁止学习兵书。

以致于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一度出现“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人耻言兵事”的现象。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司马法》的告诫，难道就这么被忘记，或者说，视而不见了？




屡遭败仗，毕竟对于国威的振奋是不利的事情。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在历史进程中影响之巨，是一种客观事实，不可能一直视而不见。

还是宋仁宗时期，对西夏的战事失利，边防形势严峻，激发了朝野上下探讨兵学的热情。士大夫的态度从“耻言兵事”扭转为“人人言兵”，著名诗人梅尧臣就曾为《孙子兵法》作注。

纸上谈兵的积极，短期内改变不了实际军事的积弊，那么官方势必会从另一种思路去考虑解法。

实操丢的分，理论来补。

宋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下诏设置武学，培养军事人才。庆历七年，宰相曾公亮等奉诏组织人马编成《武经总要》，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武经”命名的官修兵书。


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下诏让国子监司业何去非等“校订《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作为官方武学教材的《武经七书》由此诞生。

这七部书，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它的诞生，或是北宋军事羸弱的“代偿”。

毕竟朝廷忌惮的是能打仗的“人”，而不是死板的“书”。

官方主持编纂军事理论著作，是应时之举。

垂直地看，古代军事理论发展到北宋，也到了一个绝佳的总结期。




这七部书，是从当时可见的三百四十多种兵书中选出来的。

选得怎样？

极有眼光。

我们挨个儿来看——

・《孙子兵法》——战略哲学的至高圣典。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一般认为是春秋末年孙武所著，涉及军事理论、实践各个方面，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富瞻，逻辑缜密严谨，是春秋之前兵书的集大成者，为后世兵书筑理论框架，开无数法门。

·《吴子兵法》——治军作战的实用宝库。先秦时期与《孙子兵法》齐名，反映战国初年军事家吴起的政治、军事思想，总结和研究了当时的战争理论和经验。

·《司马法》——战争伦理与军礼记录。反映西周以来的军事制度，系战国中期齐威王派人整理而成。范围广泛，追述古代军礼军法，保留大量古代用兵治军原则。

·《尉缭子》——组织制度构建手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尉缭的作品。集中而有系统地记述了当时有关的军事理论、军队制度及具体法规条令。

·《黄石公三略》——兼容各家智慧的奇书。相传是秦末隐士黄石公的兵书，现一般认为成书于西汉末年。着重于安天下、治天下，杂采儒、道、法、兵诸家思想以为己用，将道德功利、仁政权术融为一炉，深入探讨如何处理君主和将帅的关系。

・《六韬》——帝王权谋与布局心法。托名姜太公，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现存早期古兵书中文字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种，以姜太公和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写成，政治战略、军队编制、人才选拔、具体战术……无所不包。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虚实奇正的沙盘推演。记载唐太宗和卫国公李靖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包含大量著名战役复盘；君臣二人对于亲自打过的仗，也做了总结探讨，相当坦诚而宝贵。

七部书，把宋以前的军事家、战略家，关于军事哲学、战略战术、部队管理、后勤保障、人际处理、战役复盘的思想精髓，全都包括进来了。



到了明代，兵书新著多集中在战术总结、武器升级和海防战备等具体实操的领域。

既具备实战经验，又拥有思想高度，还愿意主动将目光驻留于古老武学圣典的人，有明一代，舍王阳明其谁？

王阳明对七部兵书的评点，充分显示了他研读之深入与思考之独立。

比如，对《孙子兵法》的《火攻篇》，点评：“火攻亦兵法中之一端耳，用兵者不可不知，实不可轻发。”赞同孙子对火攻的重视；

又如《军争篇》，评曰：“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把道家智慧引入了兵家解读；

而从实用维度比较，他认为《吴子兵法》甚至胜《孙子兵法》一筹。

武经王评，宗师风范，令著名将领胡宗宪一见心折，于是请来手稿珍藏，并补上自己的一些看法。多年之后，辗转出版。

就有了今天的王阳明评注《武经七书》。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这样一部，在所谓“积弱”时期编成的古老兵书？

因为相较于国家层面的“文治武功”，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对于个体的评判，推崇四个字——

文韬武略。

文韬，放眼“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传美文……处处源头活水。

武略，则《武经七书》是一口深井，驻足汲取所得，不限于军事思想智慧，更有全面的决策思维、长远的眼光格局、超脱的“不败”理念。

也是提醒我们：

纵然身处劣势，不能停止思考；

纵有千般思考，仍需知行合一！

武经七书（精）全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