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正在上映，剧中主角之一的李善德原本是司农寺上林署的从九品下监事，阴差阳错被“算计”得了个“荔枝使”的差使，去岭南转运“荔枝鲜”；另一部热播剧《国色天香》又有一“花鸟使”的使职。

姑且不谈论网剧好不好看，看一看所说唐代的“使职”是什么样的官职，剧中对该官职的演绎是否到位？

临时派某官前往办理某事，事解辄罢，叫使职差遣，这本来是自古而然的事。唐代的使职差遣制之所以显得十分突出，乃是因为：第一，这些使职虽存临时差遣之名，却有固定职官之实；第二，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而是带有普遍性。按清人钱大昕的说法，上从以他官行宰相职的“同平章事”，下到集贤院、史馆诸职；从中央的度支、户部、盐铁使，到地方的节度使、观察使；从文人担任的翰林学士、到宦官担任的枢密使、中尉；“皆差遣无品秩”，都是使职。
唐代使职差遣制度，大体以唐玄宗时期为界可划分为形成期与固定期两个阶段。在开元以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尔后“始有坐而为使（固定化），其名号益广（普遍化）。”于是出现了“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局面。这种情况发展到宋代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唐五代的使职很多，有些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论及，以下仅就翰林学士、三司（度支、户部、盐铁转运）使和枢密使如何侵夺旧的职官系统大权的情况略加介绍。

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为内廷供奉之所。取名“翰林”者，本寓文翰如林之意。但唐初的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学之士外，还有卜、医、棋、术等各种专门伎艺人员。他们定期入值当班，待诏于院中，以备天子召见，陪着下棋、作画、写字……，以一己之长为天子游居宴乐服务。

除此之外，皇帝往往还另召一批“内参谋猷”的文士。如太宗时以虞世南等才彦之士为弘文馆学士，“会于禁中”，参决谋议。高宗时，召刘祎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玄宗开元初，始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事繁，文书多壅滞，乃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于宫中别建学士院以居之，备咨询政要，专掌禁内诰命。

翰林学士出现后，便正式地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于是皇帝的命令被分为内制与外制。翰林学士所撰，乃直接从禁中发出，故称“内制”，用白麻纸写；而中书舍人所撰，为外朝所拟，故称“外制”，用黄麻纸写。内制主要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后建储等重要诏书；外制则为一般诏书。大诗人白居易担任过中书舍人，也做过翰林学士，翻开他文集中所收“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诏”，是可以从中看到内制与外制轻重之别的。

翰林学士既无品秩，又无官署属员，只是一个使职差遣。据说定额六员，实则“出于所命，盖无定数”，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的地位更显得重要，以至“议不及中书矣”。德宗时，泾原兵变，天子出奔，翰林学士陆贽，“行止辄随从”，“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宪宗时，又于诸学士中选资高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学士，参谋禁密，权任独重，“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这位具有首席学士身份的翰林学士承旨，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文书诏制的大手笔，而且还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分割外朝宰相议政之权，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内相”。

后唐长兴元年（930），翰林学士刘昫（xū）在一份奏章中提到，按“旧制”，选拔翰林学士需要经过考试。凡是先前不曾担任过中书舍人的官员入学士院任职，都要先试“麻制”（册封、赦文及任命之类诏书）、“答蕃”（对少数族或域外的文书）、“批答”（对臣下章表的处理批复）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共为五题。都要当场试毕，当场交卷。刘昫这里说的“旧制”，很可能起于唐朝。至于在学士中选拔谁当承旨学士，则完全由皇帝决定。一经选任为承旨学士，不管其官资大小，入院先后，地位都在他学士之上。

翰林学士入院后，必须见习一年，迁“知制诰”以后，才有握笔草诏的资格。若是被提拔为承旨学士，一般短期内便可正式拜中书舍人，然后入相，据说从宪宗到穆宗时的十七年中，承旨学士“十一人而九参大政”。长庆以后各朝由翰林出身的宰相一般占二分之一到五分之四左右，开了后世拜相必由翰林之先河。

翰林学士具有皇帝机要秘书的身份，被天子视为亲信“私臣”，因此，在唐后期宦官势力膨胀的情况下，时常被皇帝倚之来对付宦官。最著名的例子如顺宗时委翰林学士王叔文主持“永贞革新”，谋夺宦官兵柄，大阉俱文珍扼杀这次革新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削去王叔文学士之职，使叔文无由“入内商量公事”。文宗时翰林学士李训在皇帝支持下策划尽诛宦官。宣宗时又一次向翰林学士韦澳密访除宦官之策。由此可见，翰林学士在唐后期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具有重要而微妙的政治地位。

“三司”在唐代具有多种内容，而掌财计的三司，则专指度支、户部、盐铁转运。它们是三个各自独立的部门，各以使臣莅其事，到五代时才并为一职，称为“三司使”。直到宋代，它都是最高财政长官，享有“计相”之称。

三司中以“执天下利权”的盐铁转运使最为重要。起初转运使与盐铁使是两个职务，转运使掌漕运转输，盐铁使掌食盐专卖，兼及铜铁矿冶。

第一任转运使是开元二十一年（733）任命的裴耀卿。当时他以宰相兼领，干得很有成绩，三年间漕运粮食达七百万石。

第一任盐铁使是肃宗至德二年（757）委任的第五琦。他首先提出了由官府管理食盐专卖的办法，即由政府设置盐院控制产盐地区和制盐亭户，然后由官方按所定专卖价格卖给商人，听其所在贩运，任何人不得私自制盐和贩盐。代宗时继其任的刘晏又于诸道置巡院，禁捕私贩者。结果，在官府控制下，盐价人为地由每斗十文上涨到一百一十文，后来最高时竟达三百七十文。结果官府牟取暴利，据记载，大历末年刘晏主持这项工作时盐利岁入达六百余万缗。

巨额的盐利所得需要转运到关中，转运工作的费用也有赖于盐利收入，两者的结合是势所不免的。所以，首任盐铁使第五琦已经挂上了转运使的职务，到刘晏时便正式出现了合二而一的盐铁转运使了。他“以盐利为漕佣”，使漕运工作与盐铁专卖事业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我们只要从“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和“每岁赋入倚办止于”东南“八道四十九州”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盐铁转运使地位的举足轻重了。

度支与户部本来都是尚书省户部下的一个司。度支掌统筹财政出纳，由于中唐以后军务孔急，饷费浩大，度支的事务早已超过户部一司的范围，故往往以他官兼判之。第一个以他宫知度支事的是开元二十二年的太府少卿萧灵（jiǒng），尔后便不绝如缕，或称制度支事、知度支事，或称度支使。大抵德宗贞元以前以他官来判者众，贞元以后多以本部尚书、侍郎主之，并加“判”、“知”之类名号。裴延龄在德宗朝先后任司农少卿、户部侍郎判度支事多年，专以刻剥为事，深受宠幸。宰相陆贽因上书论其奸而被罢官，可见度支使也是一个权任很重的职务。

在唐德宗即位初的建中元年（780）和贞元二年（786），宰相杨炎与崔造曾分别提出废度支使与盐铁转运使的方案，以财政诸务复归尚书户部。第一次这样做的后果是“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统领”。第二次的后果是“崔造改钱谷法，事多不集，诸使之职，行之己久，中外安之”。因此又都恢复了旧制。度支使与盐铁转运使不可废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在全国各地设有留后院巡院、盐监、盐场等下属机关，构成了一个直接控制到基层的经济监督网，避免了尚书户部高踞京城，“耳目不相接”的弊病。一般说来，盐铁转运巡院多设于东南，因为那里是财源之地。而度支巡院则多在西北，因为这里的军镇，在不同程度上都仰给于度支供餽。

户部使掌户口赋役，财税收入与支度之事既然已有度支和盐铁转运分担，所以它在三司中是职司较为清简的，所谓“时论三司中户部最清”。元和时，宦官恶李绎，即把他从翰林学士中挤出，叫他去判户部事。

三司在唐代已有互兼的现象，如刘晏曾任盐铁转运使兼度支使，元琇曾于户部侍郎判度支之外，加兼诸道盐铁转运使。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兵兴，三司的组织系统瘫痪，于是随处置租庸使以主调发，兵罢则停。到后梁时乃踵其制置租庸使以专掌天下钱货，三司之职遂废。于是，举凡赋税征敛、仓储蓄积、军费供应、财货转输尽由租庸使总之。后唐庄宗时孔谦为租庸使，苛法剥下，专事聚敛，被庄宗封为“丰财赡国功臣”。但天下人却恨之入骨，后唐明宗一即位，首先就把他杀了，同时下诏废除租庸使，恢复度支、户部、盐铁三司，以张延朗为三司使。至此，三司使方并为一职。此外，五代还废除了三司在各地的巡院，改于诸道设立转运使，应该说，这便是北宋地方上以转运使总当路财政的滥觞。

李肇在谈到唐代使职差遣制度时曾说：“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说明宦官擅权也是通过使职来实现的。在所有的宦官使职中，最重要的有地方上的监军和中央的“四贵”——左右中尉，枢密使。

以宦官监军是玄宗开元末的事，在安史之乱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诸道皆置监军院，以监军使为之长，下有副使、判官、小使等，皆由清一色的宦官担任。其主要职责是“监视刑赏，奏察违谬”，是中央控制藩镇的一个重要势力网。

中尉实际上是左右神策军的监军，原名“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方改名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成为唐代北衙禁军的实际统帅。

与监军和中尉分割将军们的军权不同，枢密使则分割宰相们的行政权。

枢密使大约始置于唐宪宗即位初年。但以宦官掌枢密至少在代宗永泰年间就已有之，倘若根据当年高力士“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的情况，则还可以追溯到玄宗时期。

枢密使设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司局”（官署），仅三间房屋贮放文书。其职责是“唯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这种传宣诏令、出纳王言的地位便为其揽权干政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宪宗时，刘光琦为枢密使，“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刘光琦通过中书小吏达意，“未尝不遂所欲”。后来发展到宰相议政时，枢密使可以出廷面争，形成了“宰相、枢密共参国政”的局面。穆宗以后的皇帝废立，几乎都有枢密使插手。

唐昭宗天复三年，枢密使与所有的宦官一样被朱温送上了断头台。这一职务也就改以士人担任。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又改名为崇政院使。其职掌是“凡承上之事，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时之请，而事情又须由皇帝决定时；或者是奉旨后仍然有话要向皇帝反映时，“则具记事而入，因崇政使以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可见仍然是出纳传宣之任。后唐同光元年又改崇政院为枢密院，置枢密使、副使、判官、学士等职。从此“枢密之任，重于宰相”，“不待诏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如后唐明宗时枢密使安重诲，“处机密之任，事无大小，皆以参决，其势倾动天下”。当时枢密使常带相印，号称“枢相”。枢密院政令可以不经中书直接行下。故宋人洪迈说：“则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由于五代时期战事频繁，战争成为朝廷头等大事，因此权任最重的枢密院所掌也往往与军务相关。而且枢密使其人也往往由武臣担任。如后周太祖郭威在后汉时任枢密使，曾屡次领兵出征。并终于领兵犯阙，易汉为周。总之，五代时期枢密院发展成为中央最高军政机关，为宋代的枢密院（枢府）与中书门下（政府）对掌文武二柄开了先河。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官制，除上面所述及的几个使职外，其他省、台、寺、监的设置，基本上是承袭唐代而来。其间也有些微小的变化，如后唐时，曾一度改同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后晋时曾一度罢翰林学士，以其制诏之职归中书舍人，不久后又复旧。但这些变化都无关宏旨。

十国的官制大抵也是依仿唐制，其中有的虽然臣服于中原，但在其国内仍俨然是独立的王朝。因而一般来说，其省、台、寺监等官署亦约略具备，设官也有同平章事、尚书、侍郎、枢密使、翰林学士及郎官、御史等等。有的在同平章事之外还有丞相等官。如吴国有大丞相，楚、吴越有左、右丞相、吴、南汉有参知政事。吴越有参相府事。大概都是相当于宰相的职称。在地方上于州、县亦置刺史、县令，其上亦有节度使及团练使、防御使等。

五代十国时职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由于五代卜国天子或国王大都从藩镇节度使起家，所以他原来的幕职往往成了新政权的骨干，而前代遗老多半只是给他一个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的虚衔。此外，对于那些立功将士，往往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情况一直遗留到北宋，并且成为北宋官冗的一个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