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读史。

先读什么“史”？很多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当然要选择权威认定的正史，读“二十四史”！

而“二十四史”，由哪部起始？

正是《史记》。

司马谈、司马迁，两代史学家父子相继，将神话中的五帝时代到西汉初年，把近三千年漫长繁杂的历史，整理成一部皇皇巨著。

这部书，是纪传体史书的开端，为后世著史者立下规范。之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至《清史稿》，都以纪传体编成。

《史记》首创纪传体，以人物为记载中心，其体例分为：

本纪 叙帝王，兼排比军国大事；

世家 记诸侯封国、开国功臣、特殊人物；

表 谱列年爵、事件及人物；

书 （后史皆改为“志”），记载重要典章制度沿革变迁；

列传 记述将相功臣、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少数民族及外国。

全书有五种体例，但核心是纪、传，故该体以此得名。

为何是司马迁首创了这种体裁？在司马迁之前，史书又是以什么体例来书写的呢？

人类发明文字以后，记录事情，最简单的形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因此，编年记事，成了较早的史书编撰法。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一些古早史籍，如《春秋》《竹书纪年》，就是依时间顺序进行叙事的。

但是，这些史书，严格说来，更接近于大事记——比较简单，不能全面反映社会活动、重要人物和制度变迁，后人理解起来有难度；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出现，内容相对详细，但仍不能全面呈现这些信息。

另外还有一种史书体裁，就是“国别史”，比如《国语》《战国策》。编年体史书依循的是时间顺序，这种体裁，则以空间方位为统摄。

时空维度都有了，接下来就要看，如何把历史活动的核心——人，合理地安插进来。

先秦史官曾编撰过一部书，名叫《世本》，“世”，指世系；“本”，表起源。它是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谱牒，以记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为主，也记录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该书的“纪”“传”“表”以及“世系”，对司马迁创设五体有直接的影响；对上古时期内容的记载，则成为《史记》重要的材料来源。

再回到司马迁创设的“五体”，如果把“本纪”“世家”和“列传”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这三者，就构成了树根、枝条和树叶；“表”，提供了时空框架；“书”，讲的是典章制度，是一种结构性的综述。

这种体例，使得历史记载的范围扩大，人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大量内容得以有条不紊地安插于史书的各个部分，系统保存古代文献，便于后人从各个方面查找史料，是史书编纂方式的重大革新。

刘向、扬雄称《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不愧于“良史之才”的赞誉。


纪传体诞生在司马迁手中，固然离不开他个人的家学、天赋与努力，但也是时代和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纪传体产生于汉武帝时期，也是时代的必然。经历由分到合、由乱而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在汉武帝时期，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包罗全面、博大宏富的纪传体，正是时代之需。司马谈临终，叮嘱儿子写一部表彰“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司马迁撰书，完全继承父志：“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史记·太史公自序》）

帝王为中心，群臣相辅佐，这是大一统政权以及相应产生的制度在史学领域的必然反映——这也是后世选择纪传体编撰正史的原因。

刘知幾曾评价纪传体：“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短处则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没有一种体裁是十全十美的，纪传体的优长和短处相比，实在非常突出。

后世正史出现僵化的问题，更多时候，是操作的人出现问题，就如章学诚所说：“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

有了体裁的革新，若缺少丰富的材料来源、优秀的材料驾驭能力与高明的著史识见，仍然不足以成就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史记》的可贵之处，也在于司马迁对史料严肃审慎的考信精神和忠实于史实的实录态度。

司马迁作《史记》，材料来源非常广泛，有的来自国家收藏的图书档案，有的来自他四处搜访的故老传闻，类似于今天说的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当代学者对《史记》引书之丰富做过查证，仅就今日可见、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经相当可观。

换句话说，我们见过的书，司马迁基本都见过；而司马迁曾见过、我们今日无缘得见的书，更是不知有多少！更遑论，“重回现场”访问故旧的条件，我们不具备，司马迁具备。

所以，如果读《史记》的时候，遇到暂时查不到书面来源或考古佐证的部分，就断言这是司马迁的“合理想象”乃至“主观臆断”，甚至进一步贬低《史记》的价值，岂不正是暴露了自己的草率与浅薄？

同时，司马迁对文字材料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又以对人和历史关系的高度理解，流露了明确的褒贬态度。《史记》高超的文学成就，是来自司马迁大史学家、文学家双重素养的加持，让它易于接受，广为传播，更不应该成为《史记》被攻击的理由。



从《史记》开创纪传体以来，两千年来，官方一直延续这个做法来编纂正史，为什么到了北宋时期，又出现了《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巨著呢？

原因就在“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本身——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主编司马光曾明述编书初衷：史书文字繁多，人主日理万机，无暇通览。所以，他选取历代史书中，关系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的部分，以编年体方式，为皇帝“量身打造”一份治国教材。

既然是教材，怎么选用原始材料，如何划定时间范围，决定详略轻重，主编的眼光就非常关键了。

我们现在说《通鉴》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相比之下，这个时间跨度，比上起黄帝、尧、舜，共写了将近三千年历史的《史记》，要短不少。

对比一下，就可发现，《史记》《通鉴》，有从战国至汉武帝时期三百余年的历史交汇，《通鉴》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大多来自于《史记》。

《通鉴》始自后世所谓“三家分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三家分晋”，主要是指瓜分传统上属于晋国、但实际上早已被强势卿大夫控制的土地，因为晋国早在一百多年前，也就是晋顷公(前525—前512年)时，就已经是“晋益弱，六卿皆大”。

这是一个渐进长期的过程，在《史记·晋世家》能够清楚地看到。但是在司马光的叙事宇宙中，特别挑选了“三家分晋”的尾声——周天子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国君这个事件点，来作为全书开端，强调天子不可自坏规矩、崇奖乱臣，借此提醒当朝皇帝维护“礼”与“名”的重要。

“三家分晋”的描述，主要是在《史记》的《晋世家》《赵世家》中完成的，《韩世家》《魏世家》也有谈及。仅读《通鉴》，会留下赵为乱臣贼子的印象。《史记》，作为《通鉴》的重要来源，提供了更全面的背景与丰富的细节。


《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了写《赵世家》的原因：“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对于赵国的奠基者、当时仅为晋臣的赵简子讨平周朝叛乱，帮助周敬王打回都城，司马迁表示赞许。《十二诸侯年表》中，记下晋顷公十年，“知栎、赵鞅内王于王城”。

通读《赵世家》，我们才能了解，赵的祖先也是名门望族，曾对晋国有过大功，因此，赵最后晋升为诸侯，并非凭空篡夺，而是存在一定的历史合法性。

司马光根据“资治”的主旨，有时会对史料真伪、取材进行一些处理，朱熹对此就有过批评，明人娄坚提出，读“秦汉而下讫于五代之季”的历史，“必先求之正史而参以司马氏之《资治通鉴》，错综其说而折衷之”。如此，才能在价值判断引导的书写之外，看到更丰富、更本原的历史面貌。


作为正史发端的《史记》，既在体裁上有开创纪传体之功，又在文学高度与史学成就双方面达到“二十四史”的至高之处，还是编年巨著《通鉴》的重要来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值得我们尽早去读；尤其难得的是，《史记》还是一部百科全书，从各个角度进入它的世界，都如入名山宝库，能看到目不暇接的奇观。

源正，则流远。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