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语”类文献，兼具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重学术价值。《国语》广录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语”，为春秋“语”类文献的不完全合集。2024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俞志慧教授所著《国语汇校集注》（下称《汇校集注》）。该书是俞志慧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重大招标课题《国语文献集成与研究》的最终成果，入选《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首批重点出版项目，获2024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该书一套五册，一百三十多万字，不仅是当前《国语》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先秦语类文献和先秦文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国语》的版本梳理、文字校勘、章句训诂等方面集相关前贤成果之大成，在《国语》的篇章分合、标题命名、叙事风格，以及相关的年代学、历史地理、典章制度、天文律吕等诸多方面也有许多新见。

　　《汇校集注》在《前言》中考辨了《国语》成编时间及《国语旧音》的成书年代，作者经过深入细致的挖掘梳理，断定《国语》编成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而《国语旧音》之成书则在隋大业之后、盛唐之前，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坐标。《前言》系统回顾了唐前《国语》文本研究的成果以及北宋之后的版本流传历史，展示了目前所能看到的唐前学者关于《国语》注解的存世状况，北宋以后《国语》各主要版本的优缺点及流传状况。可以说，这篇《前言》是简编版的《国语》研究史。

　　一、校勘细密

　　《汇校集注》选用明代金李刻本为底本，体例也一仍其旧。作者通过与各相关版本仔细比对，认为该本原文与韦昭注解俱全，多存古字，刊刻精良，为各本中之最佳者。《汇校集注》通校了包括敦煌残卷本、北宋公序本、明道本及后二者各子本，凡几十种，仅校勘记，就达5000条。现存《国语》的重要版本信息，《汇校集注》基本做到了“一网打尽”。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做到了《国语》不同版本间的异文应校尽校，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

　　例如，《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昔我先世后稷”一句，北宋明道本、明正统年间的朝鲜本和《史记·周本纪》作“昔我先王世后稷”，清人钱曾、毛扆认为公序本系统脱“王”字，许宗彦与董增龄认为韦解分训“世”“王”二字，因而有“先王”“先世”之别，卢文弨力主韦解单训“世”字有误，当有“王”字，《四库荟要》本认为原刊本脱“王”字，故据明道本增补，黄丕烈、刘台拱、陈奂、汪远孙、黄模等也多主钱、卢等说。今人辛德勇引《史记·秦本纪》及新蔡楚简为证，认为“昔我先”为古人语例。该书斟酌各家意见，推论明道本或因前文“先王”而误衍了“王”字，或不识古语“昔我先”通例，误据《史记》改《国语》，而以公序本为是。以上关于《周语》中“先世”与“先王世”异文的讨论，虽为全书中一条不起眼的校记，然而，就所下功夫而言，不啻一篇考证文章。

　　二、集注宏富

　　董增龄《国语正义》、徐元诰《国语集解》先后在《国语》韦解的基础上，做了集成性工作，因而分别代表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国语》研究的高峰。《汇校集注》在体例上首列韦解，其他古今中外注释成果则依时代之先后胪列，对东汉及之后郑众、贾逵、唐固、虞翻、王肃、孔晁等唐前《国语》旧注，应录尽录。该书引《尔雅》相关释文，以疏证韦昭“以《尔雅》齐其训”的体例，这些工作都使该书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该书广泛吸收海外《国语》研究成果，尤其关注到了秦鼎、渡边操、户埼允明、高木熊三郎、冢田虎、冈岛顺、恩田仲任、帆足万里、皆川淇园、龟井昱、关修龄等诸多日本学者的成果；同时，作者跟踪学界最新动态，也广泛吸收晚近学者研究《国语》及先秦文史的成果，书中可见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形成了规模空前的集注，起到了截断众流的效果。这是《汇校集注》超过董增龄《正义》、徐元诰《集解》等前贤著作的地方。

　　例如，《周语下·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燕无私”一句之下，书中指出，日本恩田仲任、冈岛顺、冢田虎等遵春台之说，以“无私”为“不私语”，认为韦解与日本学者观点虽有不同，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这也体现了古文释义唯一性和多样性不妨兼容的现象。又如《齐语·葵丘之会天子致胙于桓公》“天威不违颜咫尺”句下，该书引《尔雅》、贾逵注佚文、日本冢田虎注解及《史记》裴駰集解、《说文》段注，抽丝剥茧，认为既然“眉之间”为颜，则今传韦昭注解“眉目之间”之“目”字系传抄过程中据《说文》描述而妄加“目”字，这也使韦昭与贾逵在“颜”的释义上看起来有分歧。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只用“疑”字，可见其谨慎。

　　三、按断颇具特色

　　《汇校集注》有1970多条按语，以“志慧按”的形式出现，为该书一大特色。这些按语，凝聚着作者对于相关历史、人文话题的思考，许多条目颇有意味。例如，在《晋语二·骊姬谮杀大子申生逐群公子》“小心狷介，不敢行也”一句之下，对被视为正面人物的晋太子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有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杜氏确有他宜遵守的臣子职分”，但“与申生的师徒一伦，‘有所不为’”，进而提出“是否有渎职之嫌”的质疑，认为杜氏“作为一个师傅，可以抉择的选项不会很多，但文过饰非肯定不是必选项”。作者从“狷介”的词源学研究入手，指出杜原款在申生被害这一历史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人之所未发。

　　又如《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一句，该书通过排比《尔雅》释文以及贾逵、陶望龄、吴曾祺、高木熊三郎、萧旭对“民隐”的解读，综合《鲁语上·臧文仲说僖公请免卫成公》《富辰谏襄王以翟伐郑》《富辰谏襄王以翟女为后》《阳人不服晋侯》诸篇中相关文字，指出“诸篇虽然俱有夷夏之防底色，唯民生，既是共同的底线，也是一致的高标”。进而剖析周大夫祭公谋父民生优先于夷夏之辨的理念，揭示出先秦知识者中，民本思想是他们价值选择的“最大公约数”，其意义不在小。类似这样具有人文关怀的按断，在《汇校集注》中不在少数。这也是《汇校集注》超过董增龄《国语正义》、徐元诰《国语集解》的一个方面。

　　四、注重实证

　　《汇校集注》重视考古发现成果，以多重证据互相参证，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敬畏。

　　例如，在《吴语·句践灭吴夫差自杀》“寡人其达王于甬句东”句下，韦昭分解“甬句”为两个地名，该书指出句章似不宜简称为“句”，举《左传·哀公二十二年》“请使吴王居甬东”、《史记·吴太伯世家》“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为例，结合《吴越春秋》“吾请献勾（句）甬东之地”与“吾置君于甬东”，认为这里的“甬句”或为“句甬”之误倒。“句甬”与“甬”只是疾言、缓言之别，谓“人名、地名前加一前缀乃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吴越地区上古汉语的常例，如居庸、句容、居巢、姑苏、姑蔑、于越、于潜、余姚、余杭、无锡等等，传抄者不明此例，将‘句甬’二字误倒，并《越语上》下一处‘句甬’亦误倒，韦昭更以‘句’属之句章，亦误”。其中从“甬句东”一词引出许多的语言、文献、地情材料、新出土材料，真正做到了“文献足征”。

　　《汇校集注》对《国语》历史地理学的深入研究，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该书对重耳流亡路线、吴齐艾陵之战、吴越争霸等篇章中时间、地点的把握，得益于作者长期的实地调查，如《吴语》“齐人与战于艾陵”句下，作者有如下按语：

　　《春秋·哀公十一年》：“五月，公会吴伐齐。甲戌，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同年《左传》：“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壬申，在公历当年5月17日，甲戌是5月 19日。嬴城遗址在今山东济南莱芜区羊里街道城子县村，东邻汶河（因地近嬴城，又称嬴汶河）。嬴，系嬴秦祖里，春秋为嬴邑，秦置嬴县于此。艾陵，即今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距嬴城近50千米。《吴语》谓“遵汶伐博，笠相望于艾陵”，则是吴军在克博之后，从嬴邑出发，冒雨急行军，第三天就在艾山周围与齐军遭遇，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钢城区艾山公园展示着“艾陵之战”大型地雕，唯援用了《东周列国志》的创作成分。

　　上面驾轻就熟的叙述，背后是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的紧密结合。作者对书中有关历史地理的解读，或揭历史地名之异读，或正经传注疏之错谬，或补前贤旧说之未及，或呈现同一地名的迁延路径，这些成果可望促进历史地理学研究。可以预期，该书将会在学术界产生积极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