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全集》

　　■吴根友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不同的人，对于孔子有不同的认识，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接触到的关于孔子的文献不同，当然也有人因为思想立场的不同，对于相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解读。撇开价值立场的差异不言，仅就以文献为基础的认知而言，不同的文献对于塑造不同的孔子形象，有着直接的关系。郭沂教授用多年的时间整理了中国思想史的史料中有关孔子的言（行）史料，加以编辑而成《子曰全集》（中华书局出版），对于今人及后人更加全面、完整地认识历史上的孔子与孔子在秦汉以后历史中的形象，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集，也为后人更加全面地研究孔子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透过此书，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更为鲜活的孔子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历史中孔子被接受的具体情景，以及作为文化符号的孔子是如何被不同的人加以运用的文化现象。透过这一孔子的接受史，又可以看到儒道墨释（东汉以后）对于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理解与批评的面向。

　　一、《全集》之“全”的思想史意义

　　《子曰全集》是对流传文献中有关孔子言行，而且主要是言的文献的全面整理、校对的结集。这是既有史料之全。就此层意思说，《全集》的主要价值表现在为他人全面研究、理解孔子，提供了史料上的方便。故此集有嘉惠于学林之处。但若仅就史料意义上的“全”而言，新出土文献中有关孔子之言的内容，亦可以纳入其中。郭沂教授对出土文献也非常熟悉，且有系列研究成果，此《全集》之所以没有处理，是由于相关内容已收入郭沂教授所撰《孔子集语校注》之《补录十二种》。

　　《全集》之“全”对于思想史的意义，不只是文献层面的全面，而更是指向一种观念，即通过此《全集》而能够从整体的、动态的角度看待孔子其人，这是《子曰全集》一书对于我们的思想史意义。

　　史料意义的孔子之言的“全集”，在今天看来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总有遗漏。这种遗漏不只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导致已有文献的丧失。即使在孔子的时代，孔子的所有言行也并非都完整地被记录下来了。因此，史料意义上的《全集》之“全”总是相对的。

　　思想史意义上的“全集”，其实指向的是一种观念，即整体地把握一个人之言的方法，让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去理解一个人的所言与所思。由此观念意义上的“全集”来看，郭沂教授《子曰全集》一书出版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其中蕴涵着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孔子的思想。就此点而言，目前的《子曰全集》即使在材料上并不是真正的“全集”，也不影响此著在思想史上所彰显出的方法意义。

　　二、“孔子之迹”与“符号化孔子”，被呈现的两种孔子形象

　　由于时间的关系，在短时间内无法通读《子曰全集》，仅以其中第十一卷《诸子载言》部分的先秦诸子文献中的孔子之言为例，我们既可以看到真实孔子的一些言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作为符号化的孔子之言，及其所具有论证技巧意义上的孔子。按照当代人的说法，这些先秦诸子文献所载的孔子之言，无论其真实性如何，但在他们的具体言说语境之中的孔子之言，往往不只是具有简单的历史文献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被当作某一家思想观念的背书人物。这种符号化的孔子，其符号的特征大体上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意义：其一是儒家思想符号之代表，彰显言说方思想之立场或言说方思想之高明。二是权威人物之代表，即通过孔子这一权威的符号来增强言说者的分量。

　　在《列子》《庄子》的著作中，孔子往往是作为儒家思想的符号出现，通过孔子的思想符号以之彰显道家思想之高明。仅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庄子·大宗师》篇的一段文献为例，作为方外之人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他们不遵守儒家的礼数，故当子桑户死而未葬之时，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贡受孔子委托，前去吊唁，结果受到他们的嘲笑。子贡回到孔子身边反馈了自己在吊唁中所遭遇的嘲笑，孔子反省自己的作为，说道：“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彼何人者邪，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则陋矣。”通过孔子的自贬，来批判孔子所代表的儒家遵守礼数处理死亡问题的思想观念与人生哲学。

　　而当子贡问孔子“然则夫子何方之依”的问题时，孔子又一次贬低了自己学派的处世方式：“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这一段对话，明显是借孔子之口贬低儒家遵守礼数的处世方式，而彰显道家遵循自然，达观地面对死亡现象的高明处世方式。通过“游方之内”与“方外之民”处世原则的对立，来展示道家人生哲学的超脱与旷达。

　　在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著作中，儒家与孔子往往是遭到批判的一方，但也有少数的地方，韩非子借孔子之言来增加自己论证的可信度，此一语境下的孔子，其实是作为一种权威人物的形象被接受的。《外储说左上》引孔子之言道：“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此处韩非子所引的“子曰”内容，不见于现存的儒家文献之中，但可以视之为对《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段话的化用，其主旨在于强调执政的国君对于其治下人民应当负有身教的教化责任。

　　与上述所引相类的材料，在《子曰全集》中还有很多，以前都散装于不同的思想家的作品集之中，现在集中地表现在《全集》之中，一是提供了使用上的方便，二是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思想对比的效果。

　　就第二点而言，《子曰全集》一书以物态化的形式展开了不同思想体系中的孔子的形象，使孔子的形象更富有立体感。

　　三、历史上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子曰全集》对于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孔子，也具有一定的帮助，它在史料上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孔子，提供了方便的史料集，尽管对于这些史料我们需要加以辨识，考察其价值。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子曰全集》的更为重要意义在于向我呈现了一个孔子的接受史，简称为“孔子的历史”。所谓“孔子的历史”，是指孔子被不同的思想流派所接受、所理解的历史，它既与孔子过往的言行有关，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思想流派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认知与接受。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表明孔子及其思想是一个值得重视与认真对待的对象，需要与它的对话才能为自己的思想开辟道路。就此点而言，孔子及其思想的被接受、被解释的历史，恰恰体现了作为思想之砥砺的孔子思想，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特殊贡献。孔子之后的任何一个学派或思想家，都需要经过孔子思想之磨励，然后才能彰显其思想之特色。尤其是道、法两大思想体系，他们往往是通过对儒家思想，对孔子思想之批判、之调侃，来彰显自己学派思想之高明、之价值。历史上的孔子，就其社会地位和真实的社会活动而言，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也许没有一些王侯、将相有更大的现实力量与作用。但“孔子的历史”，随着时间的迁移，他的历史作用却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力量与价值。各个王朝的帝王不断地给孔子戴上不同的帽子，逐渐地变成一种权威而成为压抑人们的力量，这不是孔子本人的意思。但作为思想之砥砺的孔子，他的思想通过不同时代思想家的借用与言说，进而参与到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这一思想史中的“孔子的历史”，可能更具有真正的精神价值。而这一价值的比较集中地体现，则可以通过《子曰全集》而获得一个快速认知的通道。

　　要而言之，《子曰全集》一书的出版，对于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孔子和孔子的历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史料条件；作为物态的史料文献，也具有一种召唤的力量，让人产生重新研究孔子形象的学术冲动。它将与新出土的历史文献一道，为部分地重写、改写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极有意义，且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的史料文献集。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文明对话高研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