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华书局率先出版了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在广大读者中间掀起了“黄仁宇旋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本名作一再重印或重版，内容不断修订、增补，更趋完善，因此其版本一直在进化。

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对本书纠错的读者在内，有很多人对这本名作的问世与完善贡献良多。其中，沈玉成先生对本书的润色，传为出版界的佳话。而鲜为人知的是，黄先生的妹妹黄粹存女士对本书有“特别的贡献”：不仅在本书初版问世后提出过一些校订意见，还受黄先生之托，手抄《神宗实录》两篇，交给中华书局编辑部，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在抄写《实录》的过程中，黄女士曾写了一篇短小有趣的随笔。黄先生认为这篇随笔“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向”，故抄录一份给书局编辑部，并希望有机会可以发表。为实现黄先生的遗愿，2006年书局推出《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时，特征得黄粹存女士家属的同意，将随笔收作新版附录。此后增订本、经典版和四十周年纪念版三种新版《万历十五年》均收入这篇随笔。现转载于此，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我在抄附录一时，觉得很有意思。那文章是谁写的？很传神，皇帝那个作威作福的样子，放不下架子，事事也不顺心，有时还有点胡搅蛮缠的味道。幸亏那位申阁老左推右挡很有功夫，一桩桩一件件都被他磨了过来。皇帝外强中干，实在是苦闷的。而作为首辅，似乎也很需要有嘴皮上的功夫，往往先恭维而后又找出使皇帝就范的理由，但处在这个职位上真需很大耐心才能取巧，要熟习阴阳之术。
这些《实录》是怎么录下来的？当时又没有录音机，是否皇帝每日起居活动均有专人为之记录？而又如何衔接于后代？以后有时间给我谈谈，怪不得这些书籍使你入迷。


执笔的是些什么人？我真想象不出那情景。在紧张的气氛中怎能留下传神之笔，事后这些先生再在一起追忆又哪能客观？我们这个神奇的帝国也真复杂，竟留下这些浩瀚琐碎的记录，日后让人埋首故旧纸堆而终成学问。
皇帝只是活在一个虚无缥缈自我陶醉的境界里。他是天之子，拥有四海，这涵义本身就值得深思。他既富有得无所不包，为何还有受贿赂之说（有烟必有火）？他的权力不次于天，为何自己的老岳父还要找外快补官俸之不足？他拥有三宫六院，无限的女人，但连由一个心爱的妻子、骨肉之感的儿子所组成的家庭却也没有。这一切悖于常情的生活，难道就是做天子的幸福吗？他住在深宫，基本与世隔绝，那些大报告如星呈、小报告如密探来的市井消息，又有多少代表性和可靠性？何况他总得高高在上，要以圣德明智来显示这不同之处，就很难发挥得恰到好处。他明明被奏疏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最后还把自己架空在“圣度”的圈圈里，这不也是阿Q精神？他富有四海之财，吃穿用以及医药等必然是时代之精华，但这毕竟与四海之财相比耗费太有限了，人既不能长生不死，生命均有尽期，贵为天子，到底也不能象“天”之永恒。这一点和常人是毫无例外的，他应该从这规律中得到醒悟。他只好早掘坟墓，早料后事，在活着的时候就准备着死，这活又有什么意思？那大量的人力财富都投入他葬身之地，也只是显示他暂时拥有财富支配权。也好，四百年后，让人们走进那已不再神秘的地宫，多少可以抒发思古之幽情：金冠玉饰尚在，僵尸骸骨何存？


皇帝可以随便血口喷人，可以说杖责就杖责，说充军就充军，他的天语纶音确实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在就范服输的时候，言语倒也简练得很：只说“知道了”就行。要是首辅还继续展开他的特技，喋喋不休，已是改守为攻的阶段了，皇帝无可奈何就只得请他走，大概这一天就算下班了吧！
皇帝是天之子，他的聪明才智，其成色归于天赋，无可选择，唯有首辅之流倒真得有点本事才行：在政治舞台上，幕后比幕前在中心意义上更为重要。皇帝只是个牌位，称孤道寡，开口是朕，闭口是朕，他的精神境界究竟如何，实非凡人所可理喻。而那些臣民，他们的作为倒可以常情度之，较好理解。例如申时行，我看他是典型南方人，细密冷静，脾气很好，当然也是政治的需要，但活到八十岁左右（均我看书后猜想），足见他应付生活的能力很强。


以上是由于我抄了一遍附录一，随便谈点感想。这书有如国内所评，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大故事里套出一些小故事，发人深思。而我坐在与你地球相反之侧，抄录之余，谈点无题漫话，你一定也会理解我这种闲来之笔吧!

*篇名为编者所加。文中“附录一”即本书中“《神宗实录》二”。1984年3月28日，黄仁宇先生致编辑部的信中说：“舍妹在抄完附录之后，又写下了她的感想，因为这随笔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向，所以我也制抄本如附件。一方面也可以表示这附录的重要，这文字把中国传统制度的弱点全部暴露。先生书评称我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其实这行为主义已经申阁老及万历皇帝自己表现无余。据我猜想，先生如能将这随笔稍加修饰在适当的书报付印时，舍妹应会同意（但是我还是要征求她同意）。附录的两篇文章都是申时行所撰，他曾用《召对录》的名义出版（在他生前付梓，《召对录》为《丛书集成》之一）。我断定他写完后曾付六科廊房，让人传抄（因为三四日后，各官呈奏的语气上看得出此对话经过他们过目）。”
（摘自《万历十五年（四十周年纪念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