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本《道德经》自2021年5月出版以来，销量已达72万册，收获一致好评。相信入手这本书的朋友，已经了解了这个版本的独特优势。而还没入手的朋友，或许会好奇它究竟好在哪里。
这一版《道德经》突破“三全”体例，在大多数章节后增加了解读内容，并且通过列举诸多生动鲜活的事例，使原本晦涩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以“书花”的形式，依照不同主题，为大家全方位展示三全本《道德经》的精彩之处。

《道德经》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
【解读】
老子认为，君主如果能效法大道，坚持无为政治，自然也能把国家治理好。西汉中期以前的政治情况类似老子所描述的这一过程。《汉书·食货志四上》记载：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从汉初到汉景帝刘启，一直执行无为政策，终于摆脱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困境，使国家经济繁荣起来，有吃不完的粮食和花不完的金钱，确实达到了“无不为”的程度。这就是老子说的“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汉武帝凭借这一国富民强的基础，欲望膨胀起来，他对外用兵，对内改制，忙忙碌碌，真可谓“化而欲作”。可惜的是，此时老子早已去世，无人去“镇之以无名之朴”。汉武帝数十年的“多为”，使中国再次陷入“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户口减半、义军蜂起的混乱局面，“无不为”的大好局面被“多为”给葬送了。
武帝晚年面对破败不堪的局面，开始自我反省，认真悔过，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下》）。武帝再次恢复文景时期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国家逐渐安定下来。这就是老子说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
【解读】
本章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命题，意思是只有做到了清静无为，才能做成一切事情。“无为”就是要求人们做事时顺应客观规律，不可掺进私心私意而去妄为、多为。到了唐代无能子时，他又赋予这一命题新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作为我们常人的座右铭。无能子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做到清静无为的人，才能够去承担一切事务；主观上有所作为的人，有些事情就不会去做。因此只有那些具备了最真实天性的人才懂得永恒的大道，只有大公无私这种思想才接近清静无为，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不存在欲望和私心。”无能子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做到了清静无为，才能够去承担一切应该承担的事务（无不为）。所谓的“无为”，就是顺应外物而为。换句话说，就是根据客观情况，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也即无能子说的“宜处则处，宜行则行”。相反，如果需要我们去干某事的时候，而我们不去干，那就是没有做到“无为”了。而“有为”的人就不同了，“有为”的人主观目的性非常明确，与主观目的无关的事情就坚决不会去做。比如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人，就不愿去务农经商；反过来，以经商赚钱为目的的人，就不愿去花工夫舞文弄墨了。
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如意。我们想做某一个工作，但这个工作未必就需要我们；我们想做某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未必就一定能够做成功。当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环境的时候，就应该调整心态，勇敢地改变我们自己。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
【解读】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个社会的风气好坏，民众的品德高低，关键取决于领导者。关于这方面的实例，我们仅举一个：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全国臣民都跟着穿紫色衣服，结果导致紫色衣服价格飞涨，五匹白色布都换不到一匹紫色布。齐桓公对此忧心忡忡，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衣料就变得特别昂贵，全国民众都喜好穿紫色衣服而且没完没了，该怎么办呢？”管仲说：“您如果想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先不穿紫色衣服呢？您就告诉身边人说：‘我非常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这时候有穿紫色衣服的侍从走到您的跟前，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往后退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齐桓公说：“好。”就在当天，宫中的郎中没有谁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二天，都城中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三天，齐国整个境内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
【解读】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千古名言，这一治国观念起源很早，《诗经·桧风·匪风》说：“谁能亨（烹）鱼？溉之釜鬵。”意思是说：“谁善于煎鱼，我愿意为他帮忙洗锅。”《毛传》解释说：“亨鱼烦（经常翻动）则碎，治民烦则散。知亨鱼则知治民矣。”《韩非子·解老》说得更为清楚：“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主旨仍是清静无为，要求统治者保持政令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可朝令夕改。
历史上最不懂得“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道理，以至于把国家折腾灭亡的当属王莽。王莽篡汉当上皇帝后，凭借西汉遗留下来的强大国力，企图通过恢复西周制度来达到平天下的目的，于是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王莽改制”。主要有：将天下土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远古时代的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起均不得买卖；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施行五均六筦的经济政策；降低周边异族国家的等级并给予羞辱性的称号，如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等。史学家称“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小”（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由于王莽的这些政策只求符合古制，悖逆社会现实，引起国内外民众的一致反对，结果仅仅十多年时间，就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新朝彻底葬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