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河南省安阳市的西高穴2号墓基本被认定为魏武王曹操的墓葬高陵。这个发现随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为了证明西高穴大墓即是“曹操墓”，发布方提出了几个主要依据：一是墓葬的年代是东汉晚期。二是墓葬的规格属于王侯级。三是未发现封土，符合《三国志》关于曹操墓“不封不树”的记载。四是墓葬和西门豹祠的相对位置符合史料记载。五是墓内发现了带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六是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的年与曹操的死亡年龄符合。


2010年6月11日，西高穴大墓入选“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时，考古学界内部的争论也逐渐升温。质疑者提出了几项质疑：该墓曾被盗掘，文物出土位置不够确切；墓内出土石牌，存在赠给臣属或亲属的可能性；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与曹操族人曹休之墓类似，也就是侯级，而非王级或帝王级。
对此，发掘者回应说：西高穴大墓墓葬结构遗存仍然完整，还有经过正常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300多件；曹操墓虽与曹休墓相似，但仍有区别，这些区别就是等级的差异；将如此多的随身物品赐给大臣作为随葬品的做法不合常理。
“曹操墓”事件之后，考古学界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积极与学科外部分享新发现、新成果，努力做好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沟通，让过去能够参与当下，为现在筑牢传统。

从清代开始，有关明末张献忠埋银藏宝的传说便不绝于世。2015年至2016年，四川警方破获了“江口沉银”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共追回涉案文物千余件。为了保护这批文化遗产，在国家文物局批准下，2017—2020年间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


在出土文物中发现了火铳、铁蒺藜、铁刀、铁剑等大量兵器，以及撑船用的铁篙和一些散落的船钉。《彭山县志》记载，顺治三年（1646），义军张献忠部与明参将杨展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败回成都。可能就是在这次决战中，张献忠战船上的金银随焚烧的战船沉入了江底。
三次发掘还出水了大量金银锭。银锭上还刻有“赣州府”“庐陵县”“武宁县”“巴陵县”“沅陵县”“湘潭县”“黄冈县”“京山县”“清江县”“大西眉州”“石门县”等州县名称，也符合历史记载中张献忠在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流动作战的情况。
最为瞩目的发现则是“蜀世子宝”金印，金印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约为95%，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表明这枚金印原应属于明蜀王的世子，后为张献忠部义军在攻破成都后获取。


“江口沉银”遗址的出土文物表明，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张献忠与杨展决战的地方。为此，在评选“2017年全国十大新考古新发现”时，最初所说的“江口沉银遗址”，也被更名为“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江口沉银”就是张献忠的宝藏无疑。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被发现。2019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六座祭祀坑。祭祀坑内都填满了远古的珍宝。直到今天，针对这些祭祀坑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
每一位看到三星堆的人都不禁会问，这些造型奇异的古代珍宝是做什么用的？又为什么会被如此集中地掩埋在这里？它们是什么时代的东西？
三星堆出土遗物中有许多在其他地区完全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各式各样的青铜人像和面具、青铜龙虎、巨大的神树以及各类奇异的金器等。面具应当有通神的功能，在祭祀仪式中安装在神像上。有神灵，就会有祭祀者，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和跪人可能就是这样的角色。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已经基本确认三星堆是一座包括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居民生活区的“城市”，功能分区相当明确，甚至可能有多重城墙。这说明三星堆时期古蜀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这是中国远古文明灿如满天星斗的最好诠释。
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青铜进行了科技分析，发现它们的成分与湖北、江西发现的青铜器和铜矿成分非常接近。三星堆所需的大量铜资源可能是通过水路，由长江中下游逆流而上来到这里的。三星堆中发现的数量众多的海贝、象牙以及中原青铜器，也展示着这个古蜀王国与周边地区密切的交往。
三星堆的故事神秘而精彩，但远远未到终章，目前所发掘的面积还不及遗址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未来这里还会有更多的发现，让我们一同期待这片神奇的土地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中国考古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