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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特别的缘分，最近热播的两部剧——《珠帘玉幕》和《蜀锦人家》，方方面面都透出丝丝相似：
时代都设定在唐朝，只不过，《珠帘玉幕》在初唐，而《蜀锦人家》是在晚唐。
女主角都从困境中不屈奋起，逐渐成长，最终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都涉及传统技艺，《珠帘玉幕》讲述珠宝工艺，《蜀锦人家》主要描述蜀锦传承。
尤其有趣的是，两部剧的主要剧情发生地点，一个是在扬州，一个是在成都——这两座城市，在唐朝，被合称为“扬一益二”。
这对城市“双子星”，在多部典籍中被频繁并提——
《元和郡县图志》说，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
《容斋随笔》则点出了扬州兴盛的重要原因：“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以上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扬一益二”这一说法的普遍认同，而唐代文人卢求在他的《成都记序》中，表达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
换言之，除声势之外，成都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扬州。
考虑到当时作为属官的卢求，是在西川节度使白敏中授意下，撰成《成都记》的，他流露如此明确的褒贬倾向，实属情理之中；但是当时的益州，确实当得起他对江山物产人才的全方面盛赞。
益州，也即成都，作为唐时四大都督府所在之一（另三个分别是扬州、并州、荆州）、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所，政治军事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四周群山环绕，地理条件相对独立且稳定。盆地内部土壤肥沃，气候湿润，非常适合农业生产。据《三国志》记述，诸葛亮《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可知东汉末已经确定“天府之土”为蜀地之称。《隋书》记载：南北朝之后蜀地随着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形成了很多城市，成都更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
据记载，古蜀族是最早养蚕和纺织丝绸的部族。《说文解字》解释蜀字，就是“葵中蚕也”。以蚕作为族名，所以蜀山氏又被称为蚕丛氏。
《方舆胜览》记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在其他志书中，对此也有相同记载。古代成都曾修建有蚕丛祠，以祭祀教人养蚕的蚕丛氏，被尊为青衣神。《蜀中名胜记》说，蚕丛不仅教人养蚕，还教民农事，因而得到了广大蜀人的尊敬和爱戴。三星堆最近的考古发现，出土了古蜀国丝绸实物，就充分印证了史籍的记载，说明古代蜀地是中国丝绸的故乡。
所以，《蜀锦人家》设定故事发生在成都，我们不仅能够一睹蜀锦织造工艺之过程还原，还能了解到与之相配套的商业行为、职官设置——
剧中男主角名叫杨静澜，在外游学多年，带着锦官名号空降归来，与女主角季英英携手解决各方危机。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让我们都知道了成都有“锦官城”这样一个别名。
难道历史上真的有“锦官”这一官职？还真有。
据《读史方舆纪要》引《华阳国志》，战国时期，秦灭巴蜀之后，张仪、张若修成都城，“于彝里桥南立锦官”。
到了三国时期，蜀锦更是成为蜀汉政权重要的收入来源。诸葛亮明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汉政权一方面专门设置锦官，筑建城垣，发展织锦的官营手工业；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私人织锦生产。
蜀汉灭亡时，国库中尚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可见当时蜀锦产量之大。蜀汉政权还积极开展与魏吴之间的蜀锦贸易，并通过吴境，从海道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进行贸易往来。
不过，“锦官”这个官职，唐朝并没有设置。这也属于电视剧的艺术加工了。
精美的蜀锦，代表着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不仅是盛唐时期四川的骄傲，亦为成都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成都地处内陆，但通过陆路和水路交通，依然与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它是连接西南地区与中原、江南等地的重要枢纽，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商品如药材、毛皮、珠宝等，在此汇聚，然后再转运至其他地区。
同时，中原和江南地区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也通过成都进入西南地区市场。成都的商业市场交易活跃，城内有众多专门的商业区。
由于地处西南，又有山河险阻，从东汉以后直到隋唐以前，益州一直处于半割据状态。隋统一全国后，在益州设蜀郡。唐初，改蜀郡为益州，后置西南道行台，寻改剑南道，治所一直设在成都。
据《旧唐书》，唐玄宗在此设置节度使的目的，是“西抗吐蕃，南抚蛮獠”，足见成都军事地理位置之重要。
农业富饶、商业发达、织造业兴盛、政治和军事地位重要，多种因素，促使成都在唐代发展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离京入蜀，对成都的繁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都因此一度称为“南京”，杜甫在草堂初成时所作《梅雨》，可以为证：
两个城市的缘分还不止于此：扬州城西北有一座丘陵，叫做蜀冈，关于它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旧传地脉通蜀，故曰蜀冈。”（《方舆胜览》）另一种则是：“独者，蜀。”（《尔雅》）如果按照第一种说法，那么扬州和成都，不光是共饮一江水，更有山脉绵延相连。
之后，扬州遭遇了唐末五代时的连年战乱，失去了往昔的优势地位，“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资治通鉴·唐纪》）；而成都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较为特殊，相对受到的影响较小，社会秩序较为稳定。
但是，唐代以后，这对城市“双子星”，终于还是因为战乱、交通条件改变、地理环境限制、经济结构调整等多方原因的共同作用，失去了“扬一益二”的光环。
不论如何，我们还是能从电视剧，以及文献名篇的记载中，遥想唐时益州之灿烂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