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这就是“一书一传”。
“书”即《平准书》，全面记载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传”即《货殖列传》，正史中最早为商人群体立传。
就如《史记》开纪传体史书先河一样，这两篇文章，同样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
一书一传，体现出司马迁对经济的高度重视，也表达了他对经济活动的基本理解：
经济发展是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经济发展也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
他对于经济问题的深刻洞察与卓越见解，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其祖先在秦朝和汉朝初期管理过经济、市场。司马迁的曾祖当过“汉市长”，也就是管理汉代首都长安城集市贸易的官员。
二、司马迁小时候参加过劳动，得以接触真实的社会运转情况。

看宏观，要读《平准书》

“平准”的表层意思，是使水之平如准。准，就是水平仪，我国古代的水准测量工具。
古人对于这一点早有认识，《庄子·天道》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处在静止状态，就能清楚地照见胡须和眉毛，其平面合于水平仪的要求，高明的工匠取法于此。我们现在安装某些设备时，也常要用到水平仪，以保证水平方向的准确度。
在经济领域，“平准”是西汉理财专家桑弘羊的一项经济措施，大农（即大司农，九卿之一，主管粮食、货币以及盐铁方面的事务）所属各级机构掌控全国货物，价高时买进，价低时卖出，以此平抑物价，使物价不会暴涨暴跌，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
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一种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在《平准书》里，司马迁用制度史的视角，记录了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 至汉武帝刘彻元封元年（前110）百年间西汉社会经济发展、财政状况、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变化情况，详细记载了武帝时期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过程，实行的后果，乃至随之而来的弊病。
《平准书》的开篇，摆出了汉初朝廷面临的两大难题：一是穷，二是乱。
穷，体现在“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子自己坐的车，都找不到四匹同样毛色的马来拉，将相有时出行只能乘坐牛车，百姓一点积蓄都没有，可见国家财政有多么吃力了。
乱，一是货币之乱：由于秦代的钱币重而难用，“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允许百姓私铸钱币，一锭黄金的标准重量改定为一斤〔秦时以一镒（二十两）为一金，汉初则改为以一斤（十六两）为一金〕，法令约束也相对宽松；二是市场之乱：奸商“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囤积多余货物，观察市场的价格走向，在物价飞涨时卖出，结果导致大米每石涨到一万钱，买一匹马竟要花一百斤黄金。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注意提倡节俭、合理开支，并对商人严格限制，课以重税。经过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时期的积累，到武帝继位时，国家呈现出社会安定富裕、百姓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
描述完这些，司马迁笔锋一转：“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物发展到鼎盛时期，也就到了转衰的时候，这是必然的变化规律。
接着，就自然而然地讲述汉武帝举措的变化——受经济富足形势的影响，汉武帝开始对外兴兵，对内封禅。而战争频繁，花费巨大，便造成经济凋敝的局面。
为解决困难，武帝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包括改革货币制度，集中铸币权；实行平准均输政策；实行盐铁官营；卖官爵，允许交纳粮食赎罪；实行算缗（对商人、手工业主、高利贷和车船所有者征税）、告缗（鼓励告发偷漏税的富户，一旦查实，罚没资产一半给告发者，一半收归官府）。
这些举措，有效地充实了国库，支持了汉武帝的内外经营，但对当时的工商业者也造成了重创。
在这些政策中，司马迁最反感的是“算缗”“告缗”，这与他提倡工商业自由发展、重视工商业者对经济的贡献的思想，有着激烈的冲突。
司马迁不反对“言利”，但明确反对为满足帝王个人欲望，而不惜一切代价与民争利，甚至是损害、打击正常的工商业以求厚利。
《货殖列传》从人的角度，记载了春秋以来三十多位杰出商人的事迹。正是商人积极主动的经营行为，促成了商品的流动与财富的增殖。
“货殖”这个词，来自《论语》中孔子评价子贡的话：“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的意思是，子贡不受命运摆布，经营商业，预测商业行情，往往准确。孔子对这个弟子的经商才能是充分肯定的。“货殖”，即经商营利；细一步说，“货”，是财富，“殖”，是增殖。
本篇开篇就指出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工、农、商、虞四者并重的思想。
——顺带一提，我们现在熟悉的“士农工商”说法来自《管子》，而“工农商虞”中的虞，其实古人非常重视，《尚书》记载，舜任命贤人伯益为主管山林湖泽的“虞”，职责包括开发山林湖海，开矿山、搞畜牧、海洋捕捞、海水晒盐等，现在有的归入农业，有的归于工业。
尤其精彩的，是司马迁不但记录了这些杰出商人的经商行为，还总结出不少很有启发意义的“生意经”。
举例来看——
前文提到的子贡，在各国经商，可与国君分庭抗礼。司马迁不无夸张地说，孔子能够名扬天下，正是子贡为他活动的结果。“罕言利”者，不免要从“善言利”者那里得到好处。
范蠡帮助勾践复兴越国后，功成身退，改名换姓，在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的宋国陶邑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被称为“陶朱公”。他的成功，来自对经商地域优势的认识。
白圭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低价购入，高价售出，从而积累了财富。他的成功，来自对市场供需变化的观察。
巴寡妇清继承了家族的丹砂矿，不仅守业有成，还利用财富保护自己，甚至得到了秦始皇的尊重。她的故事，体现了女性在商业领域的能力和影响力。
卓氏原本是赵国的铁冶富商，秦灭赵后，他们被迁至临邛。卓氏利用当地的铁矿，继续从事铁冶业，最终富甲一方。他们的成功，体现的是面临不利条件时的主动作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
除了商人故事，《货殖列传》还包含了大量警句，如“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等，篇末论赞中，司马迁更直言：“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家有千金就可以和一个都城的封君相比，财产上亿的人其享乐程度就和国王一样了！
这样一篇雄文，笔力观点都可谓惊世骇俗，以致引起了某些评家的误读，比如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司马迁感伤家贫的作品：
迁《报任少卿书》自伤极刑，家贫不足自赎，故感而作《货殖传》，专慕富利。
但是，司马迁的真实心声，要看《太史公自序》中的原话：“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一个平民既不触犯法律，也不妨害百姓，单凭看准时机做买卖而发财致富，智者也认为有可取之处。
所以，司马迁的识见苦心，终于还是为后人所了解：
然其纵横自肆，莫知其端，与《游侠传》并称千古之绝矣。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并非凭空而来。
往前追溯，除了家族的熏染外，还有一位对他影响至深——
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
司马迁与管子虽然所处时代、经历不同, 但他们对生死的看法却有相似之处：行大义者，不拘于小节。
他在《史记》中，多处表达对管子的赞赏，说管子“通货积财, 富国强兵”,“贵轻重, 慎权衡”，赞同“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 称颂其治国之功。
《管子》一书中点出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质，司马迁也明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追求富裕是人的本性，不用学，天然就会。
管子在生死观、义利观等方面，均对司马迁影响至深，而这恰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后世史家相比，一个明显不同的来源。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书·货殖传》内容上大多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但在评价具体人物时，班固往往删去褒扬文字，加上贬低的评语——整体上，班固对商人群体持贬抑态度。
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还是子贡。
司马迁对他不吝溢美之词，“行孔子名”，老师孔子都沾了他的光。
而班固加上了三个字：“孔子讥”，借孔子之口，无情嘲讽。
还原班马二人的生活时代，司马迁所处西汉时期，儒学根基还不稳定，司马迁本人也受父亲司马谈影响，广纳百家之说；班固生活的东汉，儒学思想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确定儒学至尊、结束学术纷争的《白虎通义》，执笔人正是班固！
不同于今天我们对《史记》的高度喜爱，其实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人们普遍是将《汉书》置于《史记》之上的（比如文豪苏轼，曾多次手抄《汉书》以示重视）。
《汉书》作者班固对商人群体和商业行为持轻视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历代史家的经济观。
尽管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记载了大量的经济活动、经济思想乃至重要决策人物，但像司马迁一样主动热情地称赞商人群体的，却难以看到了。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也恰如《史记》本身，难觅知音于当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反而日渐显明。
想了解历史，当然不能错过《史记》。

想看懂经济，《史记》“一书一传”非常值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