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备要》从1922年开始到1936年出版完备，历时14年；“三全本”的出版始自2010年，到今年恰好也是14年。虽然“三全本”无论从哪个方面都难以望《四部备要》项背，但是做一点比较，对了解中华书局古籍整理特别是经典普及化之路，展望“三全本”今后发展之路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点校本“二十四史”被誉为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而《四部备要》则被公认为近代出版业的世纪文化工程。中华书局被称为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可以说基本上由此而来。中华书局为什么要做《四部备要》，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

中华书局比商务印书馆晚成立十五年，但是在建局后的迅猛发展使其有了在各个领域与商务一掰手腕的欲望和实力，而古籍市场是双方都颇为看重的。

商务历来有搜求古籍珍本的传统，1909年设立的涵芬楼便主要用来收藏。从1919年起，张元济们开始部署《四部丛刊》的影印工作。到1922年，商务影印版《四部丛刊》初印本问世，共收入经史子集之书 323 种、8548卷。《四部丛刊》的出版使商务印书馆名利双收，也刺激了中华书局。在《四部丛刊》初印本出版的同一年，中华书局推出了《四部备要》。

在商务印书馆讨论《四部丛刊》的选本时，曾有“善本派”和“实用派”之争，结果以张元济为首的“善本派”获胜，《四部丛刊》采用宋、元、明善本精工影印。而这就给中华书局运作《四部备要》留下了空间，间接指引了出版方向。《四部备要》以读者实用为主要目的，没有一味追求珍本、孤本，而是依据宋元明清善本为原本，尤其选择乾嘉以来清代学者的精校之本，使初学者得以较快入门。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在当时可谓双星闪耀，无论从社会影响力还是企业收益来看，都是成功而丰收的，堪称近代出版史上良性竞争的一段佳话。

《四部备要》与《四部丛刊》的另外一大不同是采用了排印这一出版方式，而这直接来自于聚珍仿宋字体的横空出世。

（《四部备要》内页）

杭州“八千卷楼”楼主丁氏兄弟致力于活字印刷的研究，因嫌宋体铅字呆板，创立了“聚珍仿宋体”，并在上海成立聚珍仿宋印书局。中华书局于1921年将其收购，并设立聚珍仿宋部，开始印制《四部备要》。陆费逵对聚珍仿宋体是赞不绝口，称其字体精雅，古雅动人，“以之刊行古书，当可与宋椠元刊媲美”。据书局的老人回忆，当时用聚珍仿宋体印制的名片也闻名全国，书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名片部。

衡量一个出版社在古籍市场的地位，是否出版过重大古籍类图书是一个重要的标尺。中华书局成为传统文化出版重镇，这是中华书局历时一百多年经过数代人努力的结果，而《四部备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华书局建局之后，即致力于传统文化相关图书的出版，如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以及1936出版的《辞海》，是工具书的重要产品。1922年开始，至1936年完成各种版本的《四部备要》，是大型古籍整理工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总共351种图书中，又选了125种加以句读，推出《四部备要》（洋装点句本），更是在传统经典普及化道路上迈出的可喜一步。从1934年到194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部头两倍于《四部备要》的《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清初殿版铜活字本）。

业界普遍认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占据了20世纪上半叶古籍市场的绝对优势。在商务版古籍中，《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突出；在中华版古籍中，《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最有代表性。

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祖先陆费墀在《四库全书》开局后，以编修任总校官，后任副总裁，前后二十年。陆费逵从小就引以自豪，在《增辑<四部备要>缘起》中，陆费逵说：“小子不敏，未能多读古书，然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乘，辄心向往之。”

这样的情怀不仅促成陆费逵做《四部备要》，而且在体例上也颇受《四库全书》的影响。直接效仿的是《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开馆后，乾隆担心自己年事已高，看不到《四库全书》的完成，于是下令从准备编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中选择一部分重要典籍，编成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成书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一千余卷），专供他本人阅读观览。《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改印洋装缘起》明确记载：“乃仿《四库全书荟要》办法而有《四部备要》之辑印。十四年来成书三百五十一种，计一万一千余卷。分量与《荟要》略相等，所选之书亦三分之二相同……”由此可见《四部备要》与陆费逵的家学渊源。

【《四部备要》（洋装点句本）书目，共125种】

“三全本”的策划始自2009年，从当年的策划报告，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基础图书分社（“三全本”团队曾经的名称）4月提交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来自书局层面的策划，而只是一个部门自主的选题立项。

再读这份策划报告，还是很有感触的。现在“三全本”已经出版了148种，而在当年的策划报告里，对这套丛书的定位是60-80种左右的中型丛书。之所以做出这样定位的判断，主要基于两套书局出版的图书，一是“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当时出了十余种；一是“三全本”团队自己运作的“中华经典藏书”，当时已策划完成，并将在当年出齐50种后封口。当时的基本考虑是，“三全本”应该比“中华经典藏书”的受众面要更大一些，出版的品种也应该再丰富一些。但是随后的市场反馈让我们迅速做出了调整，即“三全本”不做封口考虑，只要市场有需求，只要还有重要典籍没有出版，我们都会一直出下去。

在这份策划报告中，虽然对规模的判断稍显保守，但对于市场需求的判断还是基本准确的，那就是随着“国学热”升温，各种经典的说讲类图书销售势头一直很好，市场上对于传统经典的需求量也在加大。而在几年后，我们感受到市场的变化，认为读者已经不只是被所谓“国学热”偶然性带动，而是对经典的阅读形成常态化需求。这个认识的变化，使我们加大了向“三全本”出版的倾斜，也使得“三全本”在出版品种数、辐射范围、重点品出版等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经典普及化应该是流淌在中华人血脉之中的。《四部备要》之所以获得成功，经典普及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有关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华人是非常重视传统经典的普及的，他们甚至考虑价格定位，考虑人们的购书心理，认识到购者人数增多，则古籍方可广为流传。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时兴起办图书馆之风，各级机构和人士有向图书馆捐赠图书的热情，而《四部备要》就非常适应当时图书馆购书的需要。中华书局开拓了“馆配”市场，也为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

虽然中华书局曾经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供学术研究者使用的古籍整理图书，但是经典普及化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全本”可以说是对《四部备要》的传承，更是对中华书局重视经典普及化这一宗旨的传承。

如果说《四部备要》效仿《四库全书荟要》，是对传统经史子集的传承，那么，“三全本”立足文史哲语，辐射其他学科则是一种开拓；如果说《四部备要》排印古籍，对部分古籍加以句读是一种开拓，那么，“三全本”以今人注释翻译则是对这种开拓的传承。传承与开拓并不矛盾，只要看是不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目的，以服务当代读者为目的。

与《四部备要》的351种相比，“三全本”还没有到其一半，即使限于丛书体例，有些图书不适合在“三全本”出版，但“三全本”可以做的书还有很多。我们会踵武赓续，也会勠力拓展。

【“三全本”148种分年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