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典籍极为丰富，历代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读史，从中汲取智慧精华。而从哪部史书开始读，一般来说，首先推荐《史记》和《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编成于北宋时期，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问世以后，受到人们长久的珍视与赞誉。

由研读《资治通鉴》而产生的读书笔记，最著名的，当属《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的作者王夫之（1619—1692），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他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关注时局，研究历史。甲申之变后，李自成攻陷北京，王夫之作《悲愤诗》一百韵。清军入关，王夫之参加抗清斗争，加入南明永历政权。后因永历政权内部勾心斗角，王夫之失望隐遁。晚年，他定居衡阳石船山麓，带着沉痛的追思，深读《资治通鉴》，在历史中上下求索，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探索明王朝灭亡的内在原因，同时也希望能够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为后人提供借鉴——所有这些，落于文字，凝成《读通鉴论》。

因此，在书中，王夫之展现出作为思想家的理性和洞察——不停留于简单的感慨与宣泄，而是试图深入发掘历史事件的内在发展脉络。

《读通鉴论》关注和讨论的对象，集中于四方面：人、事、势、理。

第一，人。王夫之对历史的考察与评论，首要着眼于“人”这一历史活动的主体。他既关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也就是所谓“帝王将相”，着力分析其功过、品评其得失；也关注下层民众，注意展现其疾苦与诉求，揭示人心向背的力量与影响；还留意自身所属的士人群体，反复探讨士人面对不同的历史环境，应何以自处、如何有所作为。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王夫之既注重对其行迹、作为的评判，也十分重视对其心理、情感的描摹与剖析，将人的动机、欲望视为重要的历史驱动力。

第二，事。主要体现为措施与制度。《资治通鉴》本身即以记述历代制度得失、提供国家治理之鉴戒为要旨，《读通鉴论》深得此中精髓，对历代王朝的各项制度设施加以认真细致的考察，举凡封建、郡县、田制、赋税、选举、学校、礼乐、兵制之事，皆被纳入本书的讨论范围。王夫之对于制度设施的考察，绝非片面和静态的分析，而是“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将制度设施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变动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全面审视。

第三，势。王夫之重视具体的“人”与“事”，同时也没有因一时一事的琐碎而忽视对整体历史进程的考察与阐释。“势”，即历史演进的宏观趋势与潮流，既是王夫之在本书中审视具象历史的参考坐标系，也通过众多具体的“人”“事”而显现，并经由王夫之的剖析而得到阐发和诠释。

第四，理。即贯穿于历史之中的客观规律和道理。王夫之相信，“理”内在于历史进程之中，具有隐蔽性，“不可得而见”，也非“一成可执”之物，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身体力行的求索与体认，才能够认知。故而他在书中对于“理”的追索与揭示，始终是与对“势”的考察与阐发相伴的，即所谓“于势之必然处见理”。

《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分为30卷，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附《叙论》4篇。在结构上，以帝王为目，分篇叙述，每篇以一个论题展开。在纵向上，不受朝代限制，纵论古今；在横向上，注意联系人物、史事及制度的异同。 

上图为“三全本”《读通鉴论》总目及细目节选。“三全本”以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本为底本，书局繁体竖排本目录仅以帝王为次第，而无其下之篇目，清末湖南经元书局、大文书局、澹雅书局之刻本中曾存在共同细目，将每一帝王之下各论另标题目。为便于读者阅读检索，本书吸收采纳了这些细目。

那么，王夫之着墨最多的，是哪些时期呢？

笔记条目数并列第一的，是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和三国时期，都是三十八条。

先看光武时期。王夫之对光武帝刘秀评价极高，他综合取天下、治天下两方面的因素，给出了“神武不可测”“允冠百王”的评语。他对比了刘秀与刘邦取天下的难易程度，认为刘邦的主要对手只有一个项羽，而刘秀面临群雄割据的复杂局面，却能够做到用“柔道”取天下,极为难得。得天下后，刘秀治天下的各项举措也非常符合王夫之的治世理想：省并郡县官吏，减轻民众负担，优待功臣，推崇儒学……王夫之大力赞许刘秀与“光武中兴”，借此传达出自己探究“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的旨趣。

治世其来有自，所谓乱世，又如何看待？关于三国时期，王夫之同样投以大量关注。其中，对于魏、蜀、吴孰为正统这一历代聚讼纷纭的问题，王夫之提出的独到见解，尤其显示其思想的进步性：就道义而言，“蜀汉之义正”，曹魏、东吴皆属于“篡逆”之国；但以刘备即位后的作为而言，刘备并不具备继承汉统的资格，继而对传统的正统观表达了强烈的质疑,所谓“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这种大胆质疑和批判，受到了梁启超等后世史家的赞扬。他对三国重要人物及其作为，自有褒贬尺度，例如，对于风评一贯不佳的司马氏，王夫之提出，司马氏正是靠着施行宽政，抚恤民众，赢得人心，为夺取曹魏政权奠定基础；对于贤臣典范诸葛亮，王夫之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他在用人、施政方面的不足。


以三十六条笔记的数量，紧随光武、三国之后位列第三的，是唐德宗统治时期。唐德宗李适即位之初，积极作为，但有善始而无善终，最终使得唐朝廷的权威日益衰弱。唐朝中兴之局面最终未能形成，固然与唐德宗本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废除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而造成百姓负担更为沉重，处理叛军问题失当，信任宦官等因素都有大的关系，但实在也有积弊难返的缘故，不能完全归咎于德宗一人。这种志高于才而乏自知之明、欲其治而终不免于乱、希冀有为而事与愿违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可以吸取的教训太多，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例子也不少——在这一时期范围内，王夫之对人、事、势、理几方面考量思考之全面，体现得特别充分。

通观《读通鉴论》，王夫之思想广博，议论独到，但其文笔深奥，思维和行文的跳跃性强；而且，虽为读《资治通鉴》笔记，但王夫之并没有采用先引原文再发议论的方式，而是直接表露观点，换句话说，直接读他的原文，阅读感受并不十分美好。

因此，“三全本”《读通鉴论》在反复揣摩文意、斟酌字句的基础上，通过题解、详注、译文等一系列辅文的加持，以求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王夫之据何而论，还原王夫之的意图和思想。

选自“三全本”《读通鉴论》。译注者在注释中，点明“旱蝗赦非仁”一篇所依据的《通鉴》原文。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末，一语道破读《资治通鉴》的意义：“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正是千百年来，《资治通鉴》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也是思想家、史论家王夫之自己读而后思、思而后论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