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名家樊树志教授，用十余篇代表性文章、六十余图，多角度呈现晚明大变局视野下的政治与文化生态，细腻梳理张居正、徐阶、吴伟业等官绅名贤的仕宦与心路历程，是公务员、教师、都市读书人、历史爱好者的优秀读本。

崇祯四年（1631），二十三岁的吴伟业，以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的佳绩，获得皇帝御批“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嘉奖，钦赐假期，归乡婚娶，一时荣耀至极。康熙十年（1671） 病危时，回顾六十三年生涯，感慨中透着凄凉：“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名闻遐迩的梅村先生为什么要说自己是“天下大苦人”呢？晚年有一所颇具江南园林风格的别墅，生活并不艰苦。其实是内心痛苦，灵魂煎熬之苦，一再写诗感叹：“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他在临终前要再三叮嘱，给他穿上僧装，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不要写墓志铭。后辈顾湄为他写“行状”至此，感叹：先生之心事可悲也！这又是为什么呢？
《梅村家藏稿》向后人透露的信息丰富多彩，既要面对金戈铁马的腥风血雨，又要面对进退出处的艰难抉择，透过这样的视角洞察明清鼎革之际江南的政治氛围与文化生态，或许别有一番意味。
一、“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权臣倾轧中的复社才子
1. 张溥的入室弟子
吴伟业天资聪明，少年即有才名，张溥见到他十四岁所写的文章，大为惊叹，“文章正印，在此子矣”，随即收他为入室弟子。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说：“先生有异质，少多病，辄废学，而才学辄自进，迨为文，下笔顷刻数千言。时经生家崇尚俗学，先生独好三史。西铭张公溥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业，相率为通经博古之学。”陈廷敬提供了一个细节：“（吴梅村） 先生少聪明，年十四能属文。里中张西铭先生以文章提倡后学，四方走其门，必投文为贽，不当意即谢弗内。有嘉定富人子，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西铭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数百人，皆出先生下。”
此处所说的“同社”云云，指应社与复社。应社成立于天启四年（1624），创立者是杨廷枢和张溥等文士，宗旨是提倡尊经复古。张溥后来回忆道：“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是以五经之选，义各有托，子常杨彝、麟士顾梦麟主《诗》，维斗杨廷枢、来之吴昌时、彦林钱旃主《书》，
简臣周铨、介生周钟主《春秋 》，受先张采、惠常王启荣主《礼》，溥与云子朱隗则主《易》。”之后张溥创建复社，影响远超应社，由一个地域性文社，发展为全国性文社。因此，复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是指众多文社之一，后者是指众多文社的联合体。朱彝尊说“复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就是这个意思，亦即复社作为众多文社之一，始于崇祯元年（1628） ；作为众多文社的联合体，成于崇祯二年。

吴伟业作为张溥的及门弟子，追随老师参加复社活动，研习经学，奠定坚实的学问基础。复社的早期名单中，年轻的吴伟业赫然在列。崇祯二年（1629）的尹山大会、崇祯三年的金陵大会，他都躬逢其盛。关于尹山大会，《复社纪略》写道：“吴江令楚人熊鱼山开元，以文章经术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至邑馆……于是为尹山大会，苕、 霅之间，名彦毕至。
未几，臭味翕集，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固，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张溥在大会上针对“士子不通经术”的习气，提出“规条”与“课程”，以期达到“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目的，道出了之所以命名为复社的原因。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中说：
初，先生起里中，诸老生颇共非笑其业以为怪。一时同志，苏州曰杨维斗廷枢，曰徐九一汧，松江曰夏彝仲允彝，曰陈卧子子龙；而同里最亲善曰张受先采，读书先生七录斋，海内所目为娄东两张者也。受先举戊辰会试第三人，九一进史馆，是为崇祯改纪之初年。先生以贡入京师，纵观郊庙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 ：“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表章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幸弋获于有司……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贬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乃与燕、赵、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
参加尹山大会的人数之多，一般文社难以与之比肩。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统计，一共有六百八十人。崇祯三年（1630），适逢应天乡试，江南士子前往金陵参加科考，复社成员吴伟业和杨廷枢、张溥、吴昌时、陈子龙等高中举人，复社声誉一时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张溥在金陵召开第二次大会。吴伟业写道：“三年庚午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曰广） 先生。榜发，维斗褒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2. 天子门生 ：“正大博雅，足式诡靡”
荣耀接踵而来。崇祯四年（1631） 辛未会试，吴伟业考取第一名，座主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和内阁次辅何如宠。接下来的殿试，获得了一甲第二名（第一名是陈于泰）。他的答卷自然引人注目，这篇《辛未廷试策》确实不同凡响。
一则说：“臣闻之：人主之立法也，知明意美，道高德厚，设诚于内，而制行之，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然非选温良上德之士，以因能而责治，经常何自而修焉？”
再则说：“人主之立法也，事为之制，曲为之防，随俗之宜而通变之政，文章皆其效也。然非举通道进善之人，以分职而效官，典章何自而备焉？”
三则说：“故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使教化自内以达外，道法自略以及详，则智者献明，能者效力，皆从此始也。”
四则说 ：“君之所以养士者禄也，厚其爵予以彰有德，则冀念不生，所以成养廉之德至矣。而风气未更，其何以劝焉？惟以贵谊贱利为先，而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廉法所自见也。”用科举考试的标准来衡量，堪称言之有物的佳作，录取为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应在情理之中。由于内阁中排名第四的温体仁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权力倾轧，引出了麻烦。温体仁的亲信党羽薛国观在朝廷中散布流言蜚语：周延儒意欲收罗名士，秘密叮嘱各分房考官，在阅卷时拆封窥探考生姓名。分房考官李明睿录取旧交吴禹玉之子吴伟业，周延儒也喜欢吴伟业，因此录取。御史袁鲸根据流言蜚语，准备向朝廷揭发。周延儒抢先一步，把吴伟业的考卷呈送皇帝御览，朱由检阅后批示 ：“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皇帝明白无误的赞誉，令温体仁、薛国观、袁鲸之流哑口无言，一场波澜始告平息。
看似平淡的事件，内中却大有玄机。按照惯例，内阁首辅政务繁重，主持会试之事应由内阁次辅担任，周延儒以首辅身份主持会试是破例的行为。科举考试与官场人事关系密切，考生与主考官之间原先并无师生关系，一旦跃登龙门，就构成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进而发展成政坛的派系。周延儒亲自出马，意图搜罗名士作为门生，巩固自己在朝廷的权力基础。温体仁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意在攻倒周延儒取而代之。因此之故，陆世仪《复社纪略》把此事定性为“温周相轧之第一事”：
崇祯庚午（三年， 1630） 乡试，诸宾兴者咸集，天如又为金陵大会。是科主裁为江右姜居之曰广，榜发，解元为杨廷枢，而张溥、吴伟业皆魁选。陈子龙、吴昌时俱入彀，其他省社中列荐者复数十余人。明年辛未会试，伟业中会元，溥与夏曰瑚又联第。江西杨以任，武进马世奇、盛德，长洲管正传，闽中周之夔，粤东刘士斗并中式。主试为周延儒首相也。旧例，会试主裁，元老以阁务为重，应属次辅。乃周以越例得之，大非次辅温体仁意，是以会元几挂吏议。盖延儒诸生时，游学四方，曾过娄东，与伟业之父禹玉相善；而伟业本房师乃南昌李明睿，李昔年亦游吴，馆于邑绅大司马王在晋家，曾与禹玉相善。是科延儒欲收罗名宿，密嘱诸分房于呈卷前，取中式封号，窃相窥视。明睿头卷即伟业也。延儒喜其为禹玉之子，遂欲中式。明睿亦知为旧交之子，大喜悦，取卷怀之，填榜时至末而后出以压卷。伟业由此得冠多士，为乌程（温体仁） 之党薛国观泄其事于朝，御史袁鲸将具疏参论。延儒因以会元卷进呈御览，烈皇帝亲阅之，首书“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而后人言始息。此温周相轧之第一事也。
3. “人间好事皆归子”
这一波折对于初出茅庐的吴伟业而言，吃惊不小。他去世前写给长子吴暻的遗书，提及此事仍心有余悸 ：“吾少多疾病，两亲护惜，十五六不知门外事。应童子试，四举而后入彀。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分，实切悚栗。时有攻宜兴（周延儒） 座主，借吾为射的者，故榜下即多危疑。赖烈皇帝保全，给假归娶先室郁氏。”初涉政坛就体验到政治的险恶，温体仁把他当作攻击周延儒的箭垛，他自己则有“福过其分”之感，因而悚栗不已。令他转忧为喜的是皇帝钦赐假期，回乡婚娶，士人以为无上荣耀。同时高中进士的张溥，也沾到喜气，写诗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