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编年史》是王世民先生遵夏鼐、宿白二先生嘱托，于1984年开始构思，历时40年写成的。本书完稿于中国考古学百年诞辰之际，以编年的形式，系统梳理中国考古学的发掘与发现、事件与人物、研究与成果，填补了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空白。

本书的导言部分，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几个阶段进行了概述。其中初步发展阶段（1929—1948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二十年，而这二十年，造就了中国的第一代考古学家，取得了发掘周口店、殷墟、斗鸡台等诸多成就，为新兴的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中国考古学在1929—1948年间，前十年工作发展较快，通过一系列调查发掘获得许多重要的科学资料，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田野工作水平较好的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打下初步基础；后十年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关系，考古工作未能继续取得显著的进展。从学术体系上回顾这二十年间，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在北京周口店遗址进行，新石器时代方面主要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进行，作过发掘的典型遗址很少；历史时期考古方面，对商代晚期的殷墟作过较多发掘，此外发掘过东周、两汉等时代的个别墓葬，还对若干都城遗址作了短时间的地面考察。简单地说来，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存在严重的时代缺环和地域空白， 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抗日战争以前的考古工作成就，首先是新生代研究室发掘周口店遗址，进行旧石器时代研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进行。丁文江为名誉主持人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于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猿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但周口店的人类化石研究，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进行的，人类化石标本由该院的美国学者负责保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标本在他们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


这段时间进行考古工作最多的，还是李济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仅殷墟一地就在1928—1937年间进行了十五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四万六千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缺乏明确的工作计划和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主要目标是寻找甲骨文。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进入史语所工作，不久参与为探寻殷墟文化来源而进行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1928年吴金鼎发现） 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
殷墟遗址的发掘，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发掘方法上也有明显的改进，中国考古从此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较大的收获。史语所考古组在小屯村一带，先后揭露五十多座夯土建筑基址， 获得两万二千多片有字甲骨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西北冈商殷王陵区，发掘十座规模特大的殷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 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历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人员，除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外，主要有王湘、吴金鼎、石璋如、刘燿、李景聃、祁延霈、胡厚宣、高去寻、尹焕章，以及出国留学前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夏鼐等。与此同时，史语所考古组与山东、河南两省合作，分别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和河南古迹研究会，由梁思永、祁延霈、刘燿等发掘日照两城镇的龙山文化遗址，由郭宝钧等发掘浚县辛村的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大墓。另外还在许多地方作过调查工作。


北平研究院（以下简称“北研”）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虽然不多，却也相当重要。他们除于1930年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单位合作，在马衡的主持下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考察外，主要是1934—1937年在陕西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北平研究院原本缺乏田野考古人员，从事科学考古发掘的时间稍迟，得到史语所考古组董作宾的帮助。1934年3月徐炳昶（旭生）开始进行斗鸡台发掘前，特地亲自前往安阳小屯村，参观董作宾主持的殷墟第九次发掘，并且在董作宾的推荐下雇用两名安阳小屯的得力技工。1934、1935和1937年北研先后在斗鸡台戴家沟一带进行了三次发掘，第一、二次发掘沟东区和沟西区，第三次发掘废堡区（未完），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开始参与斗鸡台发掘的主干人员，除早年跟随安特生采集考古标本的技工白万玉等人外，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何士骥（字乐夫）始终其事，但他并不熟悉考古发掘；留学美国攻读古希腊文学的罗懋德，曾在去希腊学习期间接触过田野考古（后专治希腊文学，以字“念生”闻名于世），因斗鸡台第二次发掘期间发生塌方事故即行离去；孙文青和苏秉琦参加第二、三次发掘，其中孙文青曾于1936年春去安阳见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后来，苏秉琦在抗日战争期间，将沟东区的82座周秦和汉代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著为《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1948年出版，其《图说》印成的散叶，迟至1954年始装订问世）；特别是对瓦鬲的发展变化进行类型学研究，实际上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北研还曾于 1935年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南北响堂寺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除由何士骥等编印《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1936年）外，未能正式发表收集的石刻拓片等资料。
另外，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发现并发掘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和台湾、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先后进行考古调查。还有学者进行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


前一个历史时期之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希图继续前往新疆考察。经过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刘半农为首的学术界人士奋力斗争，于1927年4月达成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与斯文·赫定平等合组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任中国团长，外国团长斯文·赫定提供活动经费。合作办法中规定：各项工作或“由中国团长主持办理”，或“由外国团长商同中国团长”办理；特别是考古学标本，“统须交与中国团长或其所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归本会保存”。1927年5月， 考察团从北京出发，经过内蒙古前往新疆进行多学科的科学考察， 考察工作进行到1933年。


当时，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与考察活动，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是1928年1月到达新疆后，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麹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
而最大的一项收获是，考察团1927年秋季途经甘肃西部额济纳河流域时，瑞典学者贝格曼（Bergman, F.）等调查发掘分布很广的汉代烽燧遗址，获得汉代简牍一万余支。贝格曼还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发起组织的考古活动，并未因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退出而中止，他们继续单独进行调查发掘。“九一八”事变前，该会主要在旅大地区活动，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及南山里、营城子的汉墓等。“九一八”事变后，该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他地方，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以及辽上京、辽中京、金上京、元上都等城址；同时，还以伪满机构委托的名义，发掘顾乡屯遗址、通沟高句丽壁画墓，调查辽代的祖陵、庆陵和缸瓦窑遗址，参与者有鸟居龙藏、驹井和爱、三宅俊成、藤田亮策、江上波夫、黑田源次、小林行雄等。华北沦陷以后，原田淑人等又以该会或东亚文化协会的名义，发掘邯郸赵王城和曲阜鲁灵光殿遗址。再有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曾于1936年对邯郸响堂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进行考察；更于1937—1944年间，八次前往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实测，并在附近作过一些发掘。
另外，还有侨居哈尔滨的包诺索夫等俄国学者，在黑龙江地区从事考古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内地的学术机关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 采取互相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也有相当重要的收获。例如，史语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单位合作（吴金鼎、曾昭燏等参加），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时代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两单位又与中国营造学社合作（吴金鼎、高去寻、夏鼐、曾昭燏等参加），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与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 吴金鼎、王振铎、冯汉骥等参加）， 发掘成都附近的前蜀皇帝王建墓。还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其中， 夏鼐于1944年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的齐家文化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 更加有力地否定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刘燿奔赴陕北参加革命活动前（后化名“尹达”），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并曾对安特生当面提出质疑。


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收集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文物。国民党统治地区，仅裴文中等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 进行史前时代遗址的调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从三十年代开始，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从梁思永的西阴村、后冈史前陶器研究，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所作彝铭形象学试探，到李济的殷墟陶器和铜器研究、苏秉琦的斗鸡台瓦鬲研究。还有容庚、陈梦家的殷周铜器研究，裴文中的陶鬲和陶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取得类型学研究的经验，不断深入，日益提高，臻于成熟。
这段时间出版的考古学著作，有李济著《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裴文中著《中国原人史要》（合著，1933年）和《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梁思永等著《城子崖》（1934年）、施昕更著《良渚》（1938年）、苏秉琦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与《图说》（1954年）、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 等书，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尹达在延安期间，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考古资料，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1943年）。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研究，取得新的成就。其中，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年），对甲骨学研究有较大的推进。又曾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文，汇编为《小屯· 殷虚文字甲编》（1948年）和《乙编》（1948—1953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期间所著《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年）和《考释》（1935年）等书，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作出了划时代意义的卓越贡献。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陈梦家用英文著成《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1947年），则是前所未有的通论性商周青铜器专著。


总而言之，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到初步发展历时二十余年，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当时所作田野考古工作， 主要集中在周口店、殷墟和斗鸡台等地点，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若干史前遗址，其他地区和历史时期的调查发掘开展较少， 存在许多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正因为如此，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史专著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已开始引用考古研究成果，但因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的历史局限，其表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这个时期，已经出版的考古学专著和刊物都少得可怜。积累最多的周口店、殷墟等遗址，发掘资料尚未详细公布。即便如此，还是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学术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建立了中国考古学这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需要在此述及的还有，三十年代史语所持续发掘安阳殷墟所获丰富资料，在1949年初该所迁往台北以后，经过几位老一辈考古学家长时间悉心的整理研究，已陆续详细出版。其中，李济著《小屯·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又与万家保合作进行殷墟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五大本（包括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1964—1972年）。石璋如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进行小屯遗址繁杂发掘资料的研究，陆续出版《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乙编（殷虚建筑遗存）、丙编（北组、中组、乙区和丙区墓葬）、丁编（甲骨坑层）共八大本（1959—1992年）。侯家庄西北冈殷代陵墓区的发掘资料，则由高去寻在梁思永遗稿的基础上辑补成书，先后出版《侯家庄》第二至九本（1962—1996年），内容包括1001、 1002、1003、1004、1217、1500、1550 及 1129、1400、1443十座大墓；再有石璋如撰著的第十本（2001年），内容为“小墓分述之一”。石璋如又著有《莫高窟形》（1996年），为其 1942年前往敦煌石窟考察的研究成果。另外，还有张秉权编《小屯·殷虚文字丙编》（1957—1972年）， 劳榦编《居延汉简· 图版之部》（1957年）等。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很早就有学者珍视和研究古代遗迹和遗物。在北宋时期，形成了专门的学问——金石学。而现代考古学的出现，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中国考古学正在经历黄金时代，逐步建立和完善学科体系，不断取得闪耀的成就。

本书系统梳理中国考古学一百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兼及现代考古学诞生前的金石学概况，将中国考古学分为前身金石学时期、孕育时期、诞生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全面发展时期、继续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七个阶段，对灿若星斗的中国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史实进行编年，资料详实，叙述严谨，检索方便。以百年成就，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以硕果累累，见证中国考古学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王世民，1935年生，江苏徐州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8月退休。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四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史和商周青铜器研究。曾主持《殷周金文集成》编纂项目，参与《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考古学》卷，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国青铜器全集》等书的编撰工作，著有《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夏鼐传稿》，主编《夏鼐文集》、《夏鼐日记》、《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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