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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物形象和语言运用的角度阐述评书传统书目《三国演义》 《曲艺》 2024-04-15 13:34:42 作者:梁彦
在传统曲艺题材中,“三国段”的分量之重、数量之巨,恐无出其右者。尤其是评书《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堪称袍带类评书的扛鼎之作。然而《三国》同其他古典演义小说不同,它描写的是两千年前诸侯割据、群雄纷争的故事,反映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沿革,人物成百上千、战役层出不穷,允文允武、斗智斗勇,头绪纷繁、气势宏大;加之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如何与时俱进说出新意,难度可想而知。笔者曾在北京评书宣南书馆现场说过《三国》,并担任连阔如、连丽如两版评书《三国》话本的责任编辑,下面便试从人物形象和语言运用的角度阐述心得体会。

一、人物形象

刻画生动传神的人物,是评书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一种手段是在人物出场时,通过先声夺人的“开脸儿”(外貌描写),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典韦的“开脸儿”,生动细致,形象如在目前:


看将军,八面威,人又大,马又肥。腰圆膀阔三山配,身高丈二晃巍巍。铜铃怪眼一字眉,翻天鼻孔獠牙嘴,一部红髯颔下垂。红耳毫,尖似锥,红发根根背后披。头上戴,錾金盔,焦黄抹额金丝垒。黄绒球,绕四围,雉鸡翎,白狐尾,五杆黄旗背后背。紫火焰,金铃坠,上绣金狮把云吹。黄金甲,连线缀;金牛犀带花纹碎,护心宝镜明秋水。杏黄袍,绣红葵;鱼褟尾,苫两腿,大红中衣露微微。虎头靴,黄云绘;坐下马,虎皮被,四蹄蹬翻土雨飞。手中拿,戟一对,八十斤,力不费;大红缨,嵌草穗,峨嵋尖,戟枝锐。抛戟能将敌命追,当年大战濮阳内。黄幡乍下天堂路,黄魔离去蜀江湄。有人若问名和姓,五路救应是典韦。

洋洋洒洒一大段,长短错落,快而不乱,极富节奏感。

一种手段是介绍人物时因势利导,从而生趣,凭借会心幽默加深观众对人物的理解,这也是演员淡出淡入表演技巧的体现。比如周瑜出场时,可以这样介绍:


周瑜不但文武全才,风流倜傥,而且精通音乐,是个大音乐家。这在《三国志》上有记载:“曲有误,周郎顾。”如果现在举行歌手比赛,周瑜在这儿当评委,他闭着眼睛听,这歌手有个小音符、音节唱错了,他立刻能听出来。一抬头,把眼睛睁开,他得瞧这歌手一眼。


巧妙地将周瑜的性格爱好与唱歌比赛相结合,观众眼前势必会浮现出歌手比赛评委打分时的情景,而周瑜的形象亦牢牢地印刻在脑海中了。


另一种手段是通过语言见人物、见思想。比如原来说书对于张辽一带而过,但现在必须说清楚,因为观众喜欢张辽。在“斩颜良”中,关羽来到白马坡,向曹操请战:“我要与颜良一战。”这时旁边张辽说了一句:“军无戏言。”原来从不说这句话,但现在一定要突出这句话,因为张辽有他的目的。关羽是他介绍来的,他让曹操收降关羽,当然他希望关羽立功。但有朝一日刘备出现,他是愿意关羽走,还是不愿意关羽走?张辽的心情很矛盾。短短一句话,人物性格清晰呈现。

二、语言运用

老舍在《说好新书》中曾谈到:“评书演员似乎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给书听,一件事紧接一件事,不多费力气去详述细节,或旁征博引。这是尽职的演员。可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流名手,都是第二类的——把书中每一细节都描绘得极其细腻生动,而且喜欢旁征博引。”所谓“细腻生动”、“旁征博引”,都离不开鲜明而精彩的语言运用,这也是评书的风骨和气质所在。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撂地”说书场景

评书说演细腻,不是为细腻而细腻,而是有艺术表达方面的作用,即蕴含形象性、蕴含知识性、蕴含合理性。


1.蕴含形象性。比如“辕门射戟”对于拉弓射箭的描写:


咱们中国射箭跟外国射箭用的功力不一样,中国射箭八个字:撑、拔、拐、抹、托、捋、刁、合。九斤十二两为一个劲儿,十三把半这张弓算是拉开。拉弓的人都得背着手往这儿一站,拔脯子调脸儿,练这个站功。站功练好了,吊膀子。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儿,右手攥着弓弦儿,举过脑门儿,往下落。弓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托住,后把捋住,一拔脯子,拐胳膊肘儿,一调脸儿。吕布左手攥弓背儿,右手箭认扣,左手手指头还要掐着箭杆儿,箭杆儿这儿叫扣门儿。箭杆儿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沟儿,还把弓弦搁在里头,这就叫填弦。


交代得清清楚楚,既生动形象,又翔实可信。较之一般的套语“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哪个更好,不言而喻。

2.蕴含知识性。比如“借东风”对于七星坛的“摆切末儿”(环境描写):


这座七星坛一共三层,每层高三尺,方圆一共二十四丈,在下面一层插二十八宿旗。东方是七面青旗,按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总名叫苍龙,布出苍龙之形;北方是七面皂旗,按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总名叫玄武,有的说是龟,有的说是蛇,还有一种说法是龟蛇合体,是北方的神,所以布出玄武之势;西方是七面白旗,按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总名叫白虎,布成白虎之相;南方是七面红旗,按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布成朱雀之状。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按八八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上边一层用的是四个人,这四个人头戴束发冠,身穿皂罗袍,凤衣博带,朱履方裾。前方左边这个人,手里拿着长竿,长竿的尖上用鸡羽为葆,就是扎上鸡毛,以观察风的动静;后方左边立着一个人,捧着宝剑;前方右边立着一个人,手里也挑着长竿,竿上系着一条七星号带,以表示风的方向和强弱;后方右边站的人手里捧着香炉。七星坛下还有二十四个兵士,各持旌旗、宝盖、大戟、长戈、黄钺、白旄、朱幡、皂纛,在四周环绕。

京剧《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中鲜有实体布景,惟独诸葛亮借风,台上高搭法坛,再现典型环境,皆因为它是“戏核儿”,必须与众不同。评书中这一段也如是,属于“有话即长”,必须细致描述,否则不仅失去了细腻的特色,而且也削弱了诸葛亮借东风的形象性。而这种笔法本身蕴含着充足的知识性。


京剧《借东风》剧照

3.蕴含合理性。理,指人物性格的逻辑性和情节的可信性,所谓“顺理成章”。比如对诸葛亮的塑造,鲁迅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评书设身处地、揆情度理,扬小说之长、藏原作之拙,为这场赤壁大战中运筹帷幄的实际主帅恢复了“人”的光彩。比如“草船借箭”:


诸葛亮事先早就算好了,一支箭估计有多大分量,船两边幔帐都是草束,一条船一面受箭受多少支时杯中的酒倾斜到什么程度。如果一条船一边受箭,得了七八千支,你拔下来后得有折的、坏的,剩下的好箭五六千支,所以二十一条船才能得上六七万支箭。调过头来,两面都射匀了,船也能摆平了,十万支雕翎箭绝不会少一根。

如果说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将空船逼近曹营,面对骤雨飞蝗的乱箭,“只顾酌酒取乐”是表现其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气概,那么评书中通过椅子、杯盘、筷子、酒壶的细节和上述分析,确把诸葛亮所以能“稳操”的未尽之情展示出来,矫正了诸葛亮并非仅是知奇门、晓阴阳的“不全之态”,而是学识渊博的“心”机妙算家。此后的“借东风”和“华容道”,无一不是如此。


“顺理成章”固然重要,对于评书而言,“奇峰陡起”更值得玩味。奇,本指戏剧结构,包括尖锐、激烈的戏剧性矛盾冲突及由此形成的情节高潮。李渔在《曲话》中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非奇不传”,一语中的。而评书中常说的“无巧不成书”用作此解释,再恰当不过。所谓巧,即以巧缀书、以巧成书,顿使气象万千,一事奇,进而事事皆奇;同时,说书以理为先,凡事讲求入情入理而不避离奇,书情既在于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亦可看作是理和奇的统一。如“关黄对刀”,先表述关羽、黄忠刀马纯熟,使的都是春秋刀法;突然波澜骤起,黄忠马失前蹄,堪堪丧命,但关羽反叫黄忠换马再战;继而黄忠两度虚射雕翎,第三支箭则“正射到他(指关羽,笔者注)头盔的盔缨上,射是射,并没把盔缨射断,而且箭插在那儿没下来,要的就是这筋劲儿……正好插在这儿,箭没下来,这叫寒碜你关云长:我让这支箭射到你的盔缨上,想不让它掉下来就不掉下来;那我想要你项上人头,你也就跑不了了”。接下来再从关羽和黄忠的年龄、刀法、坐骑、经验阅历等方面分析二人的优劣,将一段带有离奇色彩的“战长沙”分析得入情入理,令人击案。


评书的引经据典,不是为拉典而拉典,而是为情节内容服务,进而有助于描摹人物。在评书中,由一段情节衍生出相关内容,可长可短,或刻画人物,或交代背景,或介绍知识,或评点议论,而这都是建立在说书人经验阅历基础上的。比如曹操看望蔡文姬,评书较原著内容有所增加,由缶引出渑池会、由醒酒毯引出伯邑考献宝、由鱼藏剑引出专诸刺王僚,看似与原故事有所偏离,但最后借三绝碑蔡邕题“黄绢幼妇,外孙虀臼”的典故引出杨修揭秘,不动声色地为后文杨修之死埋下伏笔。在“杀杨修兵退斜谷”中,杨修因传“鸡肋”而死,此时倒笔叙述他昔日恃才傲物的几个故事,杨修的形象呼之欲出,曹操的不满跃然目前,与前文形成呼应,观众若有所悟。可以说,这种“书外书”的巧妙使用,正是评书技法手段的完美显现。

三、人物形象和语言运用的交织呈现——以“诵赋激瑜”为例

“赤壁之战”是《三国》的大“坨子”(由重大情节构成的大单元),而“诵赋激瑜”是“赤壁之战”的重要回目,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文书。周瑜、诸葛亮、鲁肃往这儿一坐,构成评书中的“三碰头”。书说到“三碰头”,矛盾集中了,中心思想有了,对手戏也展开了。


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

“铺垫话儿”开门见山,寥寥数语说明背景的同时,曹操大军压境的磅礴气势更起到先声夺人之功: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曹操率领五十万大兵兵发江汉。这时候荆州牧刘表已然死了,刘表的二儿子刘琮顺从母命归降曹操,被曹操所杀,曹操轻而易举地得了荆襄四十二州县水旱马步军二十八万,然后招募新兵,加在一起八十三万人马,诈称百万之众,沿长江下寨,连营三百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

之后话锋一转,交代刘备的艰难处境,与曹操形成强烈反差:


而刘备刘玄德带着关云长、张飞,大将赵云赵子龙,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到江夏郡投奔了刘表的大儿子公子刘琦。就这么点儿地儿了,还是人家刘琦的。可以说刘备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

后两句是评书的基本语言。评书的基本语言很多,如“齐催坐马,各抖丝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胸藏锦绣,腹隐珠玑”……,虽是套话,却平仄工整,朗朗上口。


曹操要灭江东,夺孙权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孙权手下文官要降,武将要战,孙权一时拿不定决策,急得孙权寝食俱废。惊动了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吴国太来看望孙权。孙权一看母亲到了,站起身形:“儿参见国太。”“啊,儿啊……而今曹兵压境,是战是降,儿可作出决策?”

这就是京剧和评书的结合。孙权是花脸,吴国太是老旦。借鉴京剧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巧用京剧念白,化到评书中,化到孙权和吴国太身上,人物精、气、神的神就出来了。


之后孙权调回周瑜,东吴众文武分头见周瑜表明态度。其中,武将中突出黄盖,为后文“苦肉计”埋下伏笔;文官中介绍诸葛瑾,一方面他和诸葛亮是亲兄弟,另一方面可以讲“诸葛子瑜之驴”的“书外书”,抖“包袱儿”让观众放松一下。当然,上述内容须根据时间要求和观众反应,或长说,或短说,这也是评书灵活性的体现。


之后给周瑜、诸葛亮“开脸儿”,借鉴的是京剧名家叶盛兰、马连良的舞台造型,但评书毕竟不是京剧,还要通过评书语言批讲一番:


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的时候,诸葛亮二十八,周瑜三十四。再有两年周瑜就死了,三十六岁命丧巴丘。刚才给周瑜“开脸儿”说了,周瑜年纪轻轻,可没说他有胡子,但诸葛亮三绺墨髯黑胡须。您看马连良先生扮演的诸葛亮,哪回不戴胡子呀?那诸葛亮这胡子讲理不讲理呢?不讲理。为什么?古时候二十八岁开始留燕尾胡须,三十多岁才留胡子呢,应当把诸葛亮的髯口摘下来给周瑜戴上。但叶盛兰先生塑造的周瑜,叶派小生;马连良先生塑造的诸葛亮,马派老生,深入人心。所以这是不能更改的。

之后三人落座,周瑜和诸葛亮心照不宣,暗中斗智;鲁肃不明就里,心急如焚。诸葛亮见时机已到,装作不知大乔乃孙策之妻、小乔乃周瑜之妻,揭破曹操欲得江东二乔之心思,并称曹植所写《铜雀台赋》可为凭证。周瑜强压怒火,诸葛亮这才从容诵赋: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乎双逞,扬仁化于宇宙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皇。御龙兮以遨游兮,回鸾驾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

《铜雀台赋》的“背口”是整段书的高潮,要在气定神闲的基础上做到疾徐有致、游刃有余,方能彰显评书语言韵律之美。
周瑜听完诸葛亮背诵《铜雀台赋》:“呀……”双手一捋雉鸡翎,往江北一指:“曹贼……”

为什么周瑜急了?接下来就要批讲《铜雀台赋》,而且必须让人信服。


《铜雀台赋》原来有两句应该是“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当中是铜雀台,两边是玉龙台和金凤台。这台挺高,那时候又没电梯,怎么办呢?用两座天桥相连。站在台下抬头一看,这两座桥就像天空中刚下完雨出的绛、出的虹一样好看。但诸葛亮改了,诸葛亮改成“揽二乔于东南兮”。曹操在铜雀台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大乔坐这儿,小乔坐这儿,曹操左胳膊搂着孙权的寡妇嫂子,右胳膊搂着周瑜的媳妇。“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那周瑜还不急呀?我媳妇能让曹操搂着么?

诸葛亮装傻:“都督息怒。”“哎呀,孔明先生有所不知。”不知?诸葛亮心说:不知道我还不说呢。“哎呀,都督,言语冒犯,请都督明示。”“大乔乃故主之妻,小乔乃瑜之妻也。”诸葛亮还装呢:“哎呀,冒失冒失。这个……都督,失礼失礼,我确实不知道。”

如果再细致地说,周瑜一生气,诸葛亮还得劝,要“拉典”:汉天子把昭君公主送到单于那儿和亲;越王勾践把西施送给吴王夫差,使夫差亡国。


最后,以诸葛亮智激周瑜成功、孙刘两家联合破曹作底,收束全书。


囿于篇幅所限,笔者简要地介绍了说演《三国》的一点浅见和感悟,恳请各位前辈、老师、读者批评指正。

口耳相传、延绵数代的三国人物及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传扬着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曲艺作品更是耳熟能详,喜闻乐见。在此,衷心希望广大曲艺工作者立足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高度,继续挖掘整理三国曲目、书目并不断搬上舞台、书台,使其永葆曲艺艺术的魅力、感染力和生命力。


(本文刊载于《曲艺》2024年第3期,作者系中华书局编辑、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书评话艺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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