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清十二帝疑案》和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二十周年。
《正说清朝十二帝》这本书，是我第一本由电视讲稿转为书稿的著作。我先写《清十二帝疑案》电视历史讲座的讲稿，的确是精心备课，遍查史料，认真撰稿，三经修改，然后交电视台。又经编导三修其稿，制作成片，方才播出。播出后，再经笔者参考观众反馈，重新反复修改，成为书稿。复经中华书局编辑审校，集思广益，拾遗补缺，最后成书。本书经历了从讲稿到录制播定稿、再到撰修为书稿、编辑审改并出版成书的复杂过程。因之，《正说清朝十二帝》是作者与中央电视台编导、中华书局编辑、观众读者四方精诚合作而凝结的一枚果实。其间，汲取了众多人的知识、智慧和心血。
《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后，顺应了观众和读者对“正说”的需求，不仅引起本书热销的浪潮，而且带动了“正说”史书出版的热潮，正如宋志军先生所说，“自2004年以来，冠以‘正说’之名的图书，超过250种，足见阎先生和《正说清朝十二帝》的引领力之强，示范作用之大”。
此作，播出之后，有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出版之后，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既予积极肯定、热情鼓励，又予善意指正、恳切批评。每次印前，均做订改——始则改错，纠正疏误；继则推敲，精益求精。每印必改，数十余次，时光荏苒，二十年矣！
二十年来，《正说清朝十二帝》的不同版本，粗略排比，缕述如下：
（1）《正说清朝十二帝》（图文本），中华书局，2004年，北京。
（2）《清十二帝疑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北京。
（3）《正说清朝十二帝》（繁体字横排本），2005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4）《正说清朝十二帝》（大清盛世丛书本），2005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
（5）《正说清朝十二帝》（繁体字本），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香港。
（6）《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06年，北京。
（7）《正说清朝十二帝》（漫画版），现代出版社，2006年，北京。
（8）《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彩图珍藏版），中华书局，2006年，北京。
（9）《正说清朝十二帝》（韩文本），上下册，Sansuya Publishing Co.，2007年，首尔。
（10）《正说清朝十二帝》（漫画版），成阳出版公司，2008年，台北。
（11）《正说清朝十二帝》（彩图珍藏版，《阎崇年说清史》三册本之一，中华书局，2009年，北京。
（12）《正说清朝十二帝》（阎崇年图文历史书系本之一），中华书局，2010年，北京。
（13）《正说清朝十二帝》（盲文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2年，北京。
（14）《正说清朝十二帝》（《阎崇年集》之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北京。
（15）《正说清朝十二帝》（增订图文本），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
（16）《正说清朝十二帝》（特别纪念版），中华书局，2014年，北京。
（17）《正说清朝十二帝》（《阎崇年文集》之一），华文出版社，2023年，北京。
（18）《正说清朝十二帝》（修订珍藏版），中华书局，2024年，北京。
《正说清朝十二帝》从中华书局出版至今，已经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写作的第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普及读物。那些当年的小读者们，则已成为社会俊彦，或已成为栋梁之才。乾坤运转，世事沧桑，不变的是本书一直受到读者的肯定、青睐。一直以来，本书的书名当中“正说”的来龙去脉，读者期望有一个说明。
《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正说”是怎么来的？多年来，许多人，不断叩问，兹做综述。
“正说”一词，首见于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的篇名。王充在“正说”篇中以正说对虚说，评述了《尚书》《春秋》《易》《礼》《论语》等经典。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有“正说”一词：“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刘知几在这里强调史书应秉持公正诚实之说。但是，《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正说”一词，既不是出自王充的《论衡》，也不是源自刘知几的《史通》，而是另有所本。
《正说清朝十二帝》之“正说”，有其根核。原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工作室主任宋志军先生，以四百四十余字，叙说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正说”二字的原委——
“正说”概念的发明权和真正使用的决策都不是我。尽管阎先生在多个场合公开把“正说”概念的发明权的光环安到我头上，但我还是不敢掠人之美。“正说”概念的发明权是杨牧之先生，他是在2002年的一次会后对李（岩）总提出这个想法的，主要是希望中华对当时戏说历史泛滥的局面发挥正本清源的作用。李（岩）总非常重视，回来召开局务会议专题商量此事，随后责成总编室在局域网发文征邀正说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这个文是2002年12月16日发的，现在从局域网还能搜到。当时我还在总编室，限于身份，虽然想做也不方便做。只记得当时有编辑提出了一些设想，但不是很成熟，这个事情也就暂时放下了。2003年4月，书局成立大众读物工作室，我应聘成功，做书就成了份内的事，于是，这个想法又冒了出来。恰巧不久在电视上看到阎先生讲清史，于是就找到了切入点。阎先生很认同“正说”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却在书稿快要成书时产生了犹疑，主要是觉得“正说”太正了一点，不够吸引读者眼球儿，就想剑走偏锋，想个热闹点的书名。阎先生很坚定地制止了这个想法，于是有了“正说”的第一本书。（录自宋志军《不是故事的故事》，载《阎崇年先生八十寿辰——中华书局全体同仁》，2014年4月24日）
上文提到李岩先生听杨牧之先生讲了“正说”经过之事。杨牧之先生此言又是来自何处？我一直不清楚。2019年5月5日，在几人餐叙时，原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后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的杨牧之先生特意向我说：当年丁关根同志跟我说，我看历史应当正说，不应戏说，你看呢？我当时没有说话，但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我跟李岩说了。由是，我专门同李岩先生谈起过此事，李总说的确是这样的；而且他告诉我，他在中华书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杨牧之先生上面的话。随之引出宋志军先生上述的一段回述。
事情的具体过程，我再加以补充。2004年春，我应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聂丛丛邀请，主讲“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中的第一讲《努尔哈赤》。录制当日下午，编导打电话问我是否要看一下初步剪辑后的样片。我出于好奇心说去看看。翌日上午，我去中央电视台，看了《努尔哈赤》初剪样片之后，时已至午，聂丛丛请我共进午餐。我再三推辞不得，就答应共餐。餐叙间，聂丛丛说：“我们看了样片很满意，想请您将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一人讲完。”此前，“百家讲坛”受邀嘉宾都是一人一题一讲。他们想让我讲一个系列，因种种考虑，我坚辞不允。聂制片人恳切邀请，反复劝说；盛情难却，我即答应加一讲《皇太极》。《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讲一经播出，收视率跃升。制片人聂丛丛和各位编导决定改变原定抓阄确定主讲人的作法，而劝说和鼓励我讲完此系列，我则无奈地将本系列讲完。这时本栏目收视率已跃居中央电视台排次的榜首。
此事，“百家讲坛”制片人聂丛丛说：
为栏目做出奠基性、里程碑意义上的贡献的主讲人，是阎崇年。从他开始，“百家讲坛”摸索出一条由一位主讲人用通俗活泼的方式按照电视的规律讲述历史文化专题的路径，后来的主讲人就是沿着这个路径前行的。阎崇年在登上“百家讲坛”前后的种种经历和心态，也确实代表了众多在这个讲坛上上下下的主讲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9月15日第5版）
以往“百家讲坛”讲稿出书，因一本书有众多撰稿者，版权统归中央电视台，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书。《清十二帝疑案》是我一个人著作，其出版物的版权如何处理？中央电视台经研究决定：《清十二帝疑案》的光盘版权归中央电视台，图书版权归作者阎崇年。在本书版权研究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照惯例，要出版《清十二帝疑案》；版权改归作者后，中华书局李岩总经理、顾青副总编、沈致金副总经理和宋志军主任等一行到我家里约稿，其时出版社找我的已有七八家，我还是将书稿给了中华书局。
这时碰到一个难题：“清十二帝疑案”的书名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用，中华书局需要另选一个书名出版此书。于是，引出了前述关于“正说”的故事，确定了“正说清朝十二帝”这个书名。
综上，我本着“正说”历史就是对历史公正说、如实说、不臆说、不乱说的旨趣，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讲《清十二帝疑案》，并在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责编为宋志军、李洪超）。这一年，我七十周岁。以此为转折点，我的学术境界、学术胸怀、学术视野和学术路径，发生重大转变，有着重大提升。举例有三：
其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我一直在书斋、图书馆或档案馆，埋头读书看档，抄录笔记卡片（积累数万张），撰写论文和专著。自登上“百家讲坛”和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以后，我被逼成“公众学者”，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海内海外，塞北江南，受邀去演讲、座谈、签书、访问。在国内，北起漠河，南达三沙，东自日照，西到霍尔果斯，都留下我的踏察足迹，并在八十岁时去拉萨登上布达拉宫。
司马迁重视行万里路：“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史记·五帝本纪》）行万里路使我极大地拓展了学术胸怀，增辟了实地踏察学术路径，从而学术视野较前开阔，学术器识较前高远，才得以发表《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出版《森林帝国》《清朝开国史》等学术论著。在2023年，我九十岁，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阎崇年史学论集》五卷，青岛出版社出版《阎崇年史学文颖集》四卷，华文出版社出版《阎崇年文集》二十六卷（一千余万字）。一年之间，竟然出版了三十五本精装著作。有朋友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案》播出和中华书局《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为您开启了一片学术新天地，并成为您学术生涯的转折点。诚哉斯言！
其二，研究学术，关注大众。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互相关照，彼此补充，在提高中普及，在普及中提高。学者既要甘于寂寞生活，坚守学术本分，以学术研究成果奉献社会；又要面向广大民众，服务广大民众——这同样是学者的社会责任。我尤其深切地感受到，在服务大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之中，也能找到“话题”或“论题”，纵深开掘，撰为论文。我近著万字以上两篇论文《女真南迁与明清政局》和《〈明正德皇帝罪己诏〉述议》，都是在普及时捕捉到的论题。同时，只有做好提高，才能更好普及。这样才有可能做到：学者听之读之不觉俗，大众听之读之有味道。
其三，博学约取，提升境界。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应力求修养德、才、学、识。其中的“识”，一靠多学，故称“学识”；二靠多见，故称“见识”；三靠修养，故称“器识”；四靠磨炼，故称“胆识”。作为历史学家，学虽重要，识更重要。2023年4月，我将自己多年积聚的藏书，捐赠给首都图书馆；而首都图书馆为此设立“四合书屋”，面向读者开放。此举，是为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献出绵薄之力。
《清十二帝疑案》播出与《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影响。在法国卢浮宫前，在罗马教堂广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厅前，在圣彼得堡宫殿群中，在贝加尔湖湖心岛上，在联合国大厦贵宾室等，所到之处，读者请求照相签名，与我热情交流，令我感动。这一切都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举一个例子。2006年5月20日，我接到设在纽约的美国华美协进社的邀请函：
我们在国内媒体的“百家讲坛”中，见您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令我们深为仰慕。我们想在适当时间邀请您来纽约，为《中华文化系列讲座》作演讲，提供学者之间的交流机会，也使我们的讲座更精彩、更吸引，若获您应允，将甚为荣幸。
经了解，该社每年选一位华人到美国演讲，传播中华历史文化。这次是我国驻美使领馆人员、美国网民一致通过网上投票，邀请我到纽约为听众做两场演讲的。演讲之时，座无虚席，从美国各地、从欧亚各地来的听众，包括华人以及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等，态度友好，热情洋溢，让人感动。
先是，《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十周年时，中华书局开座谈会，办生日宴，请回书局老编辑与我叙旧，给我制作了纪念册，赠送徐俊总经理书、俞国林先生撰的对联：
这份真挚的情谊令我终生难忘。时任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分社包岩社长，提议并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特别纪念版），责编为宋志军、李洪超、陈虎。
今年，适逢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二十周年，中华书局尹涛总编辑提议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修订珍藏版），责编为徐卫东、马燕。这本珍藏版，皮面精装，彩色插图，双色印刷，纸张优质，文字再经审定，图片再细选配，设计精美，典雅大气，期待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谨以此书，向广大观众和广大读者，敬示深切的谢意！并借此机会，向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和编导，向中华书局的领导及编辑、出版、发行人员，向媒体和书店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正说清朝十二帝》以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在央视10频道的大型系列讲座《清十二帝疑案》为基础修订而成，讲述了自努尔哈赤到宣统296年间的十二代帝王的故事，从中可以了解明清朝代更替的轨迹以及清朝衰落的原因，是了解清史很好的入门书。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清朝皇帝列传》等25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七辑、《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14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