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翻《史记》，能够在列传里读到不少合传，也就是好几位放在同一篇传记里的情况。

因为学派相同而组团的，有《孟子荀卿列传》；

因为命运相似而组合的，有《屈原贾生列传》；

同为国之干臣而凑对的，有《廉颇蔺相如列传》。

而有一篇合传，两位传主的反差有点大。

它就是七十列传的第三篇——《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和韩非，一是道家鼻祖，主张无为，貌似很“躺”，一是法家代表，强调刑罚，望之极“卷”。司马迁怎么就让他们“捆绑出道”了呢？

▶《老子韩非列传》，其实不止老子与韩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道明了这篇的写作缘由：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就是说，老子主张无为、清净，任其自然，天下就会太平。韩非忖度人情物理，遵循形势变化而采取措施。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但其实，这篇传记，还包含了其他人。——“三全本”《史记》，在一开头的“释名”部分，就讲得很清楚：这篇是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位思想家的合传。

《老子韩非列传》以老子为起点，串联起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位思想家，形成了一篇“诸子合传”。

首先是老子部分，篇幅最短，但分量最重。司马迁没有按部就班地叙述老子生平（事实上也难以考证），而是在一开头，就抛出了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的限量级高峰对谈：孔子见老子，老子提出“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著名论断，让孔子叹服不已；至于老子的真实身份，仅有“隐君子也”的模糊定论，但其思想内核“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记录，则是确凿无疑。

紧接着是庄子。司马迁突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的特点，强调庄子对老子的承袭、跟儒家的抵触，同样未讲述庄子生平，而是引入了一则庄子坚决不肯入仕的寓言故事，旋即转入对申不害的概述。

申不害的记述颇为简略：作为法家代表，被概括为“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来源于黄老，但中心理论却是刑名之术。

相比之下，关于韩非的记载，在几人之中最为详细：司马迁不仅交代他和李斯同出荀子门下的师承关系，还记述了他被秦王赏识但遭谗被迫自尽的悲剧结局，更把韩非的名篇《说难》全文收入。

《说难》篇，说的是向君主进言之难；替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的司马迁对此深刻共鸣，遂在韩非的故事里，发出自己的命运悲慨。

但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不会把笔墨仅仅集中于身世之叹，而是明确地点出韩非的学问渊源——喜爱刑名法术的学问，但其根本宗旨却与黄老学说相同。

这种传承和变化，就要去《韩非子》的另外两篇名作里发现。

一是《解老》，一是《喻老》。



▶老子：无为而治≠啥也不干   韩非：我懂

《道德经》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典籍中毋庸置疑的顶流，千百年来，关于它的注解丰富浩繁，但历史上最早系统注解《道德经》的文献，却要追溯到《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

《解老》采用理论阐释的方式，节引解读《道德经》的哲学概念，如“道”“德”“无为”等，并结合法家思想进行发挥；《喻老》则通过历史故事和寓言，形象化地解释《道德经》的抽象哲理。

韩非对儒、墨等等所谓当世显学，批判得那是毫不留情面；而对道家，则是充分尊重，继而有所发挥——

关于“道”，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将“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与规律；韩非进一步将“道”解释为：“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把抽象的“道”转化为具体的“理”，这就为法家的“因势利导”，提供了依据。

关于“无为”，就更有意思了：从字面理解，“无为”，是无所作为，啥也不干，但其实，老子对于治国这件事，充满了热情，在《道德经》中比比皆是：

……

既然“无为”不是真无为，而是为了正确地“为”，那么，把这一理念改造为具体的术，就是顺理成章了。

申不害主张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君主驾御大臣的权术，君主无为，避免暴露自己，使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细，君主才能更好地掌控群臣；

韩非的表述，则具体而可操作，逻辑链更为紧密：君主不要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君主若表现出自己的爱好，臣子们就将要去精心粉饰自己的言行；君主不要表现出自己的意图，君主若表现出自己的意图，臣子们就要去极力伪装自己的观点……“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主道》）道家虚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运用到了政治生活中，成为君主治国用人的基本原则。

或者可以这么说，老子提出了理想，而韩非去寻找实现的路径。



▶司马迁：二位渊源深，难道不是共识？

老子“道家”、韩非“法家”，泾渭分明的标签，更多地是今人贴上去的。

在司马迁的时代，大家不这么看。

司马迁说法家“本于黄老”，“原于道德”，一方面是来自黄老学说中“道生法”的思想，即所谓社会思潮。

马王堆汉墓，与《老子》甲、乙本一起出土的，还有弥补汉初黄老学说文献空白的《黄帝四经》。中有《经法》篇，开头就说：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

人们依据大道制定了各项法律制度。这个“法，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是说，法律制度，是确定成败得失的准绳，是明确是非曲直的标准。与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末尾论赞对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的评价，意思高度一致。


再一个来源，则是老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这叫家学渊源。

《论六家要旨》特别尊崇道家，说它的学说吸取采纳了各家优长，随时因事而变，因此所做的任何事都恰如人意，它的道理简明而容易掌握，使人费力少而收效大；至于法家，虽然严而少恩，但它能够划清君臣上下的等级名分。

老子见周衰而隐，韩非入秦而求用，看似进退选择不同，留下的著作，却都在思考一道千古难题的解法：如何建立稳定的秩序。

大史学家司马子长，或要流露这样的历史洞察：

秦因变法而强，也因峻法而灭；

汉初力行黄老，遂有文景之治；

武帝则以儒为表以法为里，国力强盛的同时，给民众亦带来沉重的负担……

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的交缠，恰如波动的曲律。过刚则折，过柔则靡。

思想流派，一如活生生的人，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而是相生相融，和而不同。

下笔者有这样的见识气魄，《史记》，才如此百读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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