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汉末群雄”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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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汉末群雄”
说起“汉末群雄”，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如果算上新加入的刘备，就是十九路。与正史相比，小说新增了张杨、陶谦、公孙瓒、孔融、马腾这五路兵马。历史上，参与讨董的诸侯大多为豫、兖二州的地方长官，故称“关东群雄”。尽管这个阵容已足够代表中原，但还不够全面，小说作者或许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将公孙瓒等人也安排进了联军当中。不难发现，公孙瓒、马腾、张杨分别代表着幽、凉、并三个边州。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未能被纳入正史或小说的主线叙事框架。他们分布于全国各地，彼此间的背景、影响、实力、立场和道德亦各有差异。那么，如何用简便快捷的办法将这些散落在各地大小不一的“珠子”串联成串呢？
单敏捷《走向三国》将汉末群雄大概分为两大类和四小类。第一类脱胎于东汉的政权系统，或为州牧（刺史）、太守（国相），或为军中悍将。前者如袁绍、韩馥、刘表、刘繇等人，早在伯牧一方之前，就已蜚声海内，拥有颇高名望。袁绍出身于“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汝南袁氏，他不仅家境优越，本人亦折节下士，于是“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后汉书》卷74《袁绍传》）。这也是袁绍当面得罪董卓，后者大怒之下仍封他为勃海太守的主要原因。又如荆州牧刘表，昔为“党锢”名士，位列“八顾”之一，在士林中享有崇高声望。在东汉三国，名望不仅是儒学士人直上青云的“通行证”，也是他们积累人脉资源的主要凭借。故袁绍、刘表、韩馥、刘繇等人赴任之后，能轻松吸引到大批人才前来归附。他们本身的能力或许并不出色，但论及综合实力，绝对是汉末群雄中的第一梯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董卓、公孙瓒、陶谦、孙坚等颇具武人色彩的军阀。
纵观东汉一朝，羌乱不休，外患频发，以军功换取晋升资本，正是公孙瓒、孙坚等人的仕进之路。他们都有在边地从军的经历，在长期高强度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其麾下部曲亦能征善战，实力强悍。公孙瓒崛起于幽州，曾率“白马义从”威震北方，乌桓各部为之惊骇，“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后来，他一度成为袁绍的头号大敌。孙坚同样勇猛过人，悍不畏死。讨董之战中，河内太守王匡、济北相鲍信等人大败亏输、损兵折将，而孙坚却正面击败了董卓的得力干将胡轸，斩杀叶雄（即小说中的华雄）。在乱世来临之际，以公孙瓒、孙坚为代表的这类军阀能够迅速脱颖而出；但过分依赖武力，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双拳难敌四手，纵使是强横一时的公孙瓒，在内外多方势力的联合下，也最终含恨自焚于易京城中。
第二类是由反政府势力演化而来的军阀，“一种是边疆地区胡汉结合的割据势力，以西北的马腾、韩遂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以流民为主体或大量吸收流民人口的武装势力”。与国家机构演化派生的军阀相比，第二类军阀要弱小得多。以马腾、韩遂为代表的这类军阀，多为叛将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割据一方，更多是因为其地处边州，拥有一定的地缘优势；而中原此时已陷入混战，无暇他顾。其实，在汉、胡杂居且局势更为混乱的凉州、关中地区，大大小小的军阀不计其数，马腾、韩遂只是其中最为拔尖的，在当地拥有较大话语权，但仍控制不了整个关中或凉州。他们并没有太多逐鹿天下的野心，更多时候都在观望、摇摆，以期自保。董卓掌权时，“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后汉书》卷72《董卓传》）。董卓被杀，李傕攻入长安，马腾、韩遂与之先战后和，接受了他的册封。至献帝东归，曹操入主中枢，又派钟繇招降关凉群雄，马腾、韩遂遂“遣子入侍”。待曹操一统北方，马腾干脆携全族入朝，担任了一个闲散的卫尉。
至于后者，一般指黄巾余部、黑山、白波以及占据山泽险隘的各路小军阀，这类军阀或势力组织松散，缺乏战斗力，整体实力更加羸弱。毕竟，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因战乱、灾害而被迫远走他乡的普通百姓。在迁徙与流浪的过程中，他们身不由己，或加入一些坞堡组织成为佃农，失去人身自由；或被一些小型军阀裹挟，沦为战场上的炮灰。而在官方主导的历史叙述与文献记载中，这些被贴上“黄巾”“妖贼”“寇”标签的中小型军阀的确实施过一些劫掠、侵扰等不当行为，但他们频繁遭受官方的打压，恐怕并非仅仅出于这一原因。乱世之下，“强者食肥美”，这些拥有大量人口储备、具备一定作战经验但整体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小型组织或军阀，更容易成为强大军阀吞并与觊觎的目标。也正因国家机构演化派生的军阀实力强大，往往是汉末混战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亦对魏、蜀、吴三国的成形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等人才是《走向三国》的重点关注对象。
何以“走向三国”
陈寿《三国志》卷六、七、八记载了一批“汉末群雄”，包括董卓（李傕、郭汜）、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公孙瓒、陶谦、张杨、张鲁、张绣等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曾是曹操的大敌，但他们的传记却紧跟“帝纪”与“后妃传”之后，比宗室诸王、功勋名将还要靠前。学者徐冲业已指出，早在魏、吴两国各自修撰的纪传体国史中（如王沈《魏书》与韦昭《吴书》）都存在“汉末群雄传”，“这应当看作各王朝对于自身正统的一种书写”（《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无论魏、蜀、吴三国通过何种方式来构建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开国君主的军事武功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即使是看似“和平”的汉魏禅代，也须反复强调曹氏父子拯世济难的“义举”，从而增强其代汉的合法性与说服力。诚如学者楼劲所指出的，“在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中，尧舜禅让所寓基本原则及其政权和平过渡的价值已被公认，汤武革命象征的举义抗暴传统也未被一概丢弃，且因其仍可与某些现实要求合拍而时被强调”（《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页）。这种思想背景对魏、吴的国史撰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曹操对抗并歼灭袁绍、袁术、吕布等汉末群雄的经历，就能被解释为“奉天驱除”，从而成为其煊赫武功的有力凭借。
要之，早在三国时代，汉末群雄便已被嵌入到他们的开国史中，成为三国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顺着这个思路，不妨以地域角度重新审视汉末群雄。单敏捷用三个章节分别对北方、南方与西部地区的强大军阀进行了介绍与梳理，这恰恰是曹魏、孙吴与蜀汉三国建立前的地方割据史，契合了本书“走向三国”的书名。
先看北方。虎头蛇尾的讨董之战结束后，昔日歃血为盟的关东群雄或出于自保、或热衷于争霸、或因私人恩怨，各自为战，互相攻伐……在这场混战中，袁绍、袁术率先一步脱颖而出，他们所在的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当乱世到来，其拥有的名望与人脉资源得以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兄袁绍是庶出，善于养名，能折节下士；弟袁术为嫡出，好飞鹰走狗，以侠气闻。因为种种缘故，兄弟二人分道扬镳，在袁术在争夺兖州的过程中，以二袁为首的军事同盟逐渐形成。《三国志·袁术传》载：“（袁术）既与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三国志·武帝纪》又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袁术拉拢了徐州牧陶谦、幽州军阀公孙瓒、黑山诸军以及南匈奴於夫罗，袁绍则内倚兖州曹操、青州臧洪，外连荆州刘表。各路诸侯彼此间的争斗，大抵遵循着“远交近攻”的规律。即使是远在岭南的交州刺史张津，也选择与曹操交好，而与荆州牧刘表连年交兵。
群雄割据的第一个阶段，以袁术败走淮南为结束。彼时，袁绍、曹操分别据有河北与河南，袁绍继续向北，镇压黑山诸军，并与崛起于边地的幽州军阀公孙瓒大战，而曹操向南进一步发展，图谋徐州。至建安四年（199），“背靠背”般的袁绍与曹操在分别消灭掉自己的敌人后，心照不宣地展开了交锋。官渡之战后，袁绍病亡，曹操马踏中原，花费七八年时间平定北方，为日后的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
另一边，袁术退出对北方的争夺后，仍有足够力量雄踞江、淮，伺窥扬、徐。他与周边州郡的合纵连横，对南方时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徐州，陷入南北势力隔空角力的旋涡之中。徐州虽属北方，但它与扬州毗邻，袁术遂自号“徐州伯”，毫不掩饰地表露他对徐州的觊觎之心。可在风云激荡的徐州之争中，袁术并非主角，徐州牧陶谦病逝后，刘备与吕布相继“争盟淮隅”，旋即又被赶出徐州。徐州几度易主的背后，仍可视为“二袁对立”的后续事件。在这之后，两位重量级人物登场，他们分别是“僭号”的袁术与“自守”的刘表，二者嫌隙颇深，却一个激进、一个保守。前者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寿春僭号称帝；后者偶有僭越之举，多数时间醉心学术，加之荆襄大族的制约，只能步步保守，困于一方。袁术败亡前夕，其部将孙策渡江，斗转江南，以丹阳为根据地，据有吴郡、会稽，奠定了江东政权的雏形。与其他章节相比，本书并未梳理孙策的创业历程，而是进一步考察了东吴特有的奉邑制，明确了东吴将领的奉邑与其驻区的紧密关联。这或许是因为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蔚然大观，如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版）、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宋杰《孙策攻占江东的经过与方略》（收入《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中华书局2022年版）等论著。
被忽视已久的西部地区也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盘踞在凉州、河西一带的羌人，与东汉政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早已定都洛阳，更偏向于关东的东汉政府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甚至生出了“割弃西北”的想法。西部地区的糜烂局势拖垮了东汉王朝，却迎来了曹操的迎头痛击。关陇、河西长达数十年的分裂与联合，于汉末曹魏之际渐归安宁。韩遂、马腾、马超、关中十将等大小军阀也被逐一分化、各个击破。与之相比，汉中地区显得相对和平一些。割据汉中的张鲁以天师道收拢民心，以确保其政权的稳定性，这让他成为曹操、刘备争相拉拢的对象。这个“政教合一”的割据势力，俨然已成为汉末群雄割据史中的独特一景。稍有遗憾的是，本章未提及割据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作者单敏捷单独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上》的《汉末刘焉父子时期巴蜀主要政治关系新探》（2021年第11期）一文或可作为补充。
专属“分析范式”
为了更好梳理各路军阀的割据情况，作者并未完全采纳旧有的地域集团与派系范式，而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以外来势力（亲信团体）、本土势力（地方大族）、周边力量（外交）入手，探究割据军阀的成败与得失。本书提到的汉代旧制“三互法”，为该框架的存在提供了制度依据。——囿于“三互法”的任官回避原则，地方长官大多由外乡人担任，因此汉末割据军阀大多非其统治区的本乡人，如冀州牧袁绍是豫州汝南人、兖州牧曹操是豫州谯县人、徐州牧陶谦是扬州丹阳人……而孙权因籍贯在扬州，未任扬州牧，而在赤壁之战后遥领了徐州。
军阀是外乡来客，因而其统治州郡后，当地会存在多股势力。首先，是跟随地方长官来此的亲信势力，他们是军阀的臂膀；其次则是盘踞地方的豪强大族，这些大族未必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也不一定会结成政治同盟，但可以笼统地将其看作“地方势力”。田余庆在考察蜀汉政治史时提出的“主客”与“新旧”之分，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版）。袁绍年轻时好养士人，有不少奔走之友，在入主冀州后，顺利取得郭图、荀谌、辛评等颍川士人的信任与支持，这些人就是他的亲信。
当然，亲信未必一定是军阀的同乡，通过任侠、结拜、升堂拜母、联姻、策名委质等方式，同样能缔结亲密关系。刘备麾下，张飞、简雍是其同乡，而关羽、赵云等外乡人亦颇受他重视，“义为君臣，恩若父子”。同理，作为袁绍旧友的南阳许攸，亦可视为其亲信势力中的一员。受袁绍重用的还有沮授、田丰与审配，他们都是河北名士，拥有不俗的人脉资源与话语权。东汉以来，中央对地方基层的统治，大多是靠当地豪强大族来实现的，袁绍能顺利统治冀州，自然离不开沮授、田丰与审配等当地士人的帮助。除此之外，曹操伯牧兖州（陈宫）、刘备入主徐州（陈登）、刘虞统治幽州（鲜于辅）都离不开地方大族、名士的支持。
一个割据集团内部只存在主、客两种势力，显然是理想情况。《三国志·臧洪传》为我们揭示了汉末群雄中的“阵营”与“同盟”。各路军阀既然有盟友，自然就有敌人，而且他们的敌人往往就在周边。于是，周边力量也成了影响军阀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刘备伯牧徐州，吕布取而代之，他们政治立场的转换就深受周边力量（曹操、袁术）的影响。
若某地在短时间内易主，其内部的势力划分将会更加复杂。幽州牧刘虞去世后，对他十分推崇的地方名士鲜于辅、阎柔因不愿与掌权的公孙瓒合作，便联合公孙瓒的敌人——即三郡乌桓与袁绍（周边力量），内外夹攻，加速了他的灭亡。徐州的情况更为复杂，徐州牧陶谦去世后，作为其亲信旧部的丹阳兵丧失主导权，其继任者刘备又改换立场，在当地名士陈登的支持下倒向袁绍、曹操，招致了袁术记恨。在此情形之下，吕布勾连各方，成功将刘备驱逐出了徐州。值得玩味的是，以臧霸为首的“泰山诸将”此刻亦活跃在徐州地界上，他们曾跟随陶谦征讨叛贼，割据一方，却在刘备当政时期保持缄默，不见踪影。由此可见，徐州一度同时出现了刘备（及其亲信）、当地大族（陈登）、丹阳兵（前任徐州牧陶谦的乡党亲兵）、吕布、与吕布若即若离的并州将领张辽、跟随吕布叛逃的兖州人（陈宫）、泰山诸将等多支势力。徐州形势虽然复杂多变，但借助“外来—本土—周边”的理论框架，我们仍能较为清楚地看到各方势力在徐州易主时的作用与表态。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范式分析固然能将错综复杂的局势和人际关系简单化，更好地观察问题，可有些时候又难免“削足适履”，忽略掉一些重要细节。在历史研究中，一些不符合主线脉络的“分叉”，往往是揭示真相的关键线索。至于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适当地斟酌取舍，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三国史分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三国”起于曹丕称帝（220），终于东吴灭亡（280）。而广义上的“三国”，一般将三国的开篇追溯至关东联军对董卓的讨伐（190），抑或是更早的黄巾起义（184）。在一些影响较大的断代史著作中，如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与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黄巾起义与东汉王朝的崩溃”。基于这个前提，乱世缓缓拉开序幕，曹操、袁绍、袁术、公孙瓒、孙策、周瑜、关羽等风云人物在破碎的山河间纵横捭阖，以雄心与智谋共同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
我们承认这些“东汉人”属于三国，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这三十年（190—220）正是三国成形的关键阶段。由此，他们亲身参与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性事件，并贡献了三国史中的多个“高光片段”。这令人们对汉末史愈发感兴趣，就连专业学者也不例外。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版）、于涛《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中华书局2006年版）之后，湖南大学副教授单敏捷新作《走向三国——汉末群雄割据史》（中华书局2025年版）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汉末史——更确切地说，是“汉末群雄”。
所谓“汉末群雄”
说起“汉末群雄”，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如果算上新加入的刘备，就是十九路。与正史相比，小说新增了张杨、陶谦、公孙瓒、孔融、马腾这五路兵马。历史上，参与讨董的诸侯大多为豫、兖二州的地方长官，故称“关东群雄”。尽管这个阵容已足够代表中原，但还不够全面，小说作者或许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才将公孙瓒等人也安排进了联军当中。不难发现，公孙瓒、马腾、张杨分别代表着幽、凉、并三个边州。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未能被纳入正史或小说的主线叙事框架。他们分布于全国各地，彼此间的背景、影响、实力、立场和道德亦各有差异。那么，如何用简便快捷的办法将这些散落在各地大小不一的“珠子”串联成串呢？
单敏捷《走向三国》将汉末群雄大概分为两大类和四小类。第一类脱胎于东汉的政权系统，或为州牧（刺史）、太守（国相），或为军中悍将。前者如袁绍、韩馥、刘表、刘繇等人，早在伯牧一方之前，就已蜚声海内，拥有颇高名望。袁绍出身于“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汝南袁氏，他不仅家境优越，本人亦折节下士，于是“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后汉书》卷74《袁绍传》）。这也是袁绍当面得罪董卓，后者大怒之下仍封他为勃海太守的主要原因。又如荆州牧刘表，昔为“党锢”名士，位列“八顾”之一，在士林中享有崇高声望。在东汉三国，名望不仅是儒学士人直上青云的“通行证”，也是他们积累人脉资源的主要凭借。故袁绍、刘表、韩馥、刘繇等人赴任之后，能轻松吸引到大批人才前来归附。他们本身的能力或许并不出色，但论及综合实力，绝对是汉末群雄中的第一梯队。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董卓、公孙瓒、陶谦、孙坚等颇具武人色彩的军阀。
纵观东汉一朝，羌乱不休，外患频发，以军功换取晋升资本，正是公孙瓒、孙坚等人的仕进之路。他们都有在边地从军的经历，在长期高强度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其麾下部曲亦能征善战，实力强悍。公孙瓒崛起于幽州，曾率“白马义从”威震北方，乌桓各部为之惊骇，“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后来，他一度成为袁绍的头号大敌。孙坚同样勇猛过人，悍不畏死。讨董之战中，河内太守王匡、济北相鲍信等人大败亏输、损兵折将，而孙坚却正面击败了董卓的得力干将胡轸，斩杀叶雄（即小说中的华雄）。在乱世来临之际，以公孙瓒、孙坚为代表的这类军阀能够迅速脱颖而出；但过分依赖武力，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双拳难敌四手，纵使是强横一时的公孙瓒，在内外多方势力的联合下，也最终含恨自焚于易京城中。
第二类是由反政府势力演化而来的军阀，“一种是边疆地区胡汉结合的割据势力，以西北的马腾、韩遂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以流民为主体或大量吸收流民人口的武装势力”。与国家机构演化派生的军阀相比，第二类军阀要弱小得多。以马腾、韩遂为代表的这类军阀，多为叛将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割据一方，更多是因为其地处边州，拥有一定的地缘优势；而中原此时已陷入混战，无暇他顾。其实，在汉、胡杂居且局势更为混乱的凉州、关中地区，大大小小的军阀不计其数，马腾、韩遂只是其中最为拔尖的，在当地拥有较大话语权，但仍控制不了整个关中或凉州。他们并没有太多逐鹿天下的野心，更多时候都在观望、摇摆，以期自保。董卓掌权时，“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后汉书》卷72《董卓传》）。董卓被杀，李傕攻入长安，马腾、韩遂与之先战后和，接受了他的册封。至献帝东归，曹操入主中枢，又派钟繇招降关凉群雄，马腾、韩遂遂“遣子入侍”。待曹操一统北方，马腾干脆携全族入朝，担任了一个闲散的卫尉。
至于后者，一般指黄巾余部、黑山、白波以及占据山泽险隘的各路小军阀，这类军阀或势力组织松散，缺乏战斗力，整体实力更加羸弱。毕竟，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因战乱、灾害而被迫远走他乡的普通百姓。在迁徙与流浪的过程中，他们身不由己，或加入一些坞堡组织成为佃农，失去人身自由；或被一些小型军阀裹挟，沦为战场上的炮灰。而在官方主导的历史叙述与文献记载中，这些被贴上“黄巾”“妖贼”“寇”标签的中小型军阀的确实施过一些劫掠、侵扰等不当行为，但他们频繁遭受官方的打压，恐怕并非仅仅出于这一原因。乱世之下，“强者食肥美”，这些拥有大量人口储备、具备一定作战经验但整体实力相对薄弱的中小型组织或军阀，更容易成为强大军阀吞并与觊觎的目标。也正因国家机构演化派生的军阀实力强大，往往是汉末混战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亦对魏、蜀、吴三国的成形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等人才是《走向三国》的重点关注对象。
何以“走向三国”
陈寿《三国志》卷六、七、八记载了一批“汉末群雄”，包括董卓（李傕、郭汜）、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公孙瓒、陶谦、张杨、张鲁、张绣等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曾是曹操的大敌，但他们的传记却紧跟“帝纪”与“后妃传”之后，比宗室诸王、功勋名将还要靠前。学者徐冲业已指出，早在魏、吴两国各自修撰的纪传体国史中（如王沈《魏书》与韦昭《吴书》）都存在“汉末群雄传”，“这应当看作各王朝对于自身正统的一种书写”（《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无论魏、蜀、吴三国通过何种方式来构建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开国君主的军事武功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即使是看似“和平”的汉魏禅代，也须反复强调曹氏父子拯世济难的“义举”，从而增强其代汉的合法性与说服力。诚如学者楼劲所指出的，“在魏晋以来禅让革命模式中，尧舜禅让所寓基本原则及其政权和平过渡的价值已被公认，汤武革命象征的举义抗暴传统也未被一概丢弃，且因其仍可与某些现实要求合拍而时被强调”（《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页）。这种思想背景对魏、吴的国史撰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曹操对抗并歼灭袁绍、袁术、吕布等汉末群雄的经历，就能被解释为“奉天驱除”，从而成为其煊赫武功的有力凭借。
要之，早在三国时代，汉末群雄便已被嵌入到他们的开国史中，成为三国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顺着这个思路，不妨以地域角度重新审视汉末群雄。单敏捷用三个章节分别对北方、南方与西部地区的强大军阀进行了介绍与梳理，这恰恰是曹魏、孙吴与蜀汉三国建立前的地方割据史，契合了本书“走向三国”的书名。
先看北方。虎头蛇尾的讨董之战结束后，昔日歃血为盟的关东群雄或出于自保、或热衷于争霸、或因私人恩怨，各自为战，互相攻伐……在这场混战中，袁绍、袁术率先一步脱颖而出，他们所在的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当乱世到来，其拥有的名望与人脉资源得以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兄袁绍是庶出，善于养名，能折节下士；弟袁术为嫡出，好飞鹰走狗，以侠气闻。因为种种缘故，兄弟二人分道扬镳，在袁术在争夺兖州的过程中，以二袁为首的军事同盟逐渐形成。《三国志·袁术传》载：“（袁术）既与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三国志·武帝纪》又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袁术拉拢了徐州牧陶谦、幽州军阀公孙瓒、黑山诸军以及南匈奴於夫罗，袁绍则内倚兖州曹操、青州臧洪，外连荆州刘表。各路诸侯彼此间的争斗，大抵遵循着“远交近攻”的规律。即使是远在岭南的交州刺史张津，也选择与曹操交好，而与荆州牧刘表连年交兵。
群雄割据的第一个阶段，以袁术败走淮南为结束。彼时，袁绍、曹操分别据有河北与河南，袁绍继续向北，镇压黑山诸军，并与崛起于边地的幽州军阀公孙瓒大战，而曹操向南进一步发展，图谋徐州。至建安四年（199），“背靠背”般的袁绍与曹操在分别消灭掉自己的敌人后，心照不宣地展开了交锋。官渡之战后，袁绍病亡，曹操马踏中原，花费七八年时间平定北方，为日后的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
另一边，袁术退出对北方的争夺后，仍有足够力量雄踞江、淮，伺窥扬、徐。他与周边州郡的合纵连横，对南方时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徐州，陷入南北势力隔空角力的旋涡之中。徐州虽属北方，但它与扬州毗邻，袁术遂自号“徐州伯”，毫不掩饰地表露他对徐州的觊觎之心。可在风云激荡的徐州之争中，袁术并非主角，徐州牧陶谦病逝后，刘备与吕布相继“争盟淮隅”，旋即又被赶出徐州。徐州几度易主的背后，仍可视为“二袁对立”的后续事件。在这之后，两位重量级人物登场，他们分别是“僭号”的袁术与“自守”的刘表，二者嫌隙颇深，却一个激进、一个保守。前者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寿春僭号称帝；后者偶有僭越之举，多数时间醉心学术，加之荆襄大族的制约，只能步步保守，困于一方。袁术败亡前夕，其部将孙策渡江，斗转江南，以丹阳为根据地，据有吴郡、会稽，奠定了江东政权的雏形。与其他章节相比，本书并未梳理孙策的创业历程，而是进一步考察了东吴特有的奉邑制，明确了东吴将领的奉邑与其驻区的紧密关联。这或许是因为相关研究已十分丰富，蔚然大观，如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版）、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宋杰《孙策攻占江东的经过与方略》（收入《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中华书局2022年版）等论著。
被忽视已久的西部地区也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盘踞在凉州、河西一带的羌人，与东汉政府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早已定都洛阳，更偏向于关东的东汉政府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甚至生出了“割弃西北”的想法。西部地区的糜烂局势拖垮了东汉王朝，却迎来了曹操的迎头痛击。关陇、河西长达数十年的分裂与联合，于汉末曹魏之际渐归安宁。韩遂、马腾、马超、关中十将等大小军阀也被逐一分化、各个击破。与之相比，汉中地区显得相对和平一些。割据汉中的张鲁以天师道收拢民心，以确保其政权的稳定性，这让他成为曹操、刘备争相拉拢的对象。这个“政教合一”的割据势力，俨然已成为汉末群雄割据史中的独特一景。稍有遗憾的是，本章未提及割据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作者单敏捷单独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上》的《汉末刘焉父子时期巴蜀主要政治关系新探》（2021年第11期）一文或可作为补充。
专属“分析范式”
为了更好梳理各路军阀的割据情况，作者并未完全采纳旧有的地域集团与派系范式，而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崭新视角——以外来势力（亲信团体）、本土势力（地方大族）、周边力量（外交）入手，探究割据军阀的成败与得失。本书提到的汉代旧制“三互法”，为该框架的存在提供了制度依据。——囿于“三互法”的任官回避原则，地方长官大多由外乡人担任，因此汉末割据军阀大多非其统治区的本乡人，如冀州牧袁绍是豫州汝南人、兖州牧曹操是豫州谯县人、徐州牧陶谦是扬州丹阳人……而孙权因籍贯在扬州，未任扬州牧，而在赤壁之战后遥领了徐州。
军阀是外乡来客，因而其统治州郡后，当地会存在多股势力。首先，是跟随地方长官来此的亲信势力，他们是军阀的臂膀；其次则是盘踞地方的豪强大族，这些大族未必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也不一定会结成政治同盟，但可以笼统地将其看作“地方势力”。田余庆在考察蜀汉政治史时提出的“主客”与“新旧”之分，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版）。袁绍年轻时好养士人，有不少奔走之友，在入主冀州后，顺利取得郭图、荀谌、辛评等颍川士人的信任与支持，这些人就是他的亲信。
当然，亲信未必一定是军阀的同乡，通过任侠、结拜、升堂拜母、联姻、策名委质等方式，同样能缔结亲密关系。刘备麾下，张飞、简雍是其同乡，而关羽、赵云等外乡人亦颇受他重视，“义为君臣，恩若父子”。同理，作为袁绍旧友的南阳许攸，亦可视为其亲信势力中的一员。受袁绍重用的还有沮授、田丰与审配，他们都是河北名士，拥有不俗的人脉资源与话语权。东汉以来，中央对地方基层的统治，大多是靠当地豪强大族来实现的，袁绍能顺利统治冀州，自然离不开沮授、田丰与审配等当地士人的帮助。除此之外，曹操伯牧兖州（陈宫）、刘备入主徐州（陈登）、刘虞统治幽州（鲜于辅）都离不开地方大族、名士的支持。
一个割据集团内部只存在主、客两种势力，显然是理想情况。《三国志·臧洪传》为我们揭示了汉末群雄中的“阵营”与“同盟”。各路军阀既然有盟友，自然就有敌人，而且他们的敌人往往就在周边。于是，周边力量也成了影响军阀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刘备伯牧徐州，吕布取而代之，他们政治立场的转换就深受周边力量（曹操、袁术）的影响。
若某地在短时间内易主，其内部的势力划分将会更加复杂。幽州牧刘虞去世后，对他十分推崇的地方名士鲜于辅、阎柔因不愿与掌权的公孙瓒合作，便联合公孙瓒的敌人——即三郡乌桓与袁绍（周边力量），内外夹攻，加速了他的灭亡。徐州的情况更为复杂，徐州牧陶谦去世后，作为其亲信旧部的丹阳兵丧失主导权，其继任者刘备又改换立场，在当地名士陈登的支持下倒向袁绍、曹操，招致了袁术记恨。在此情形之下，吕布勾连各方，成功将刘备驱逐出了徐州。值得玩味的是，以臧霸为首的“泰山诸将”此刻亦活跃在徐州地界上，他们曾跟随陶谦征讨叛贼，割据一方，却在刘备当政时期保持缄默，不见踪影。由此可见，徐州一度同时出现了刘备（及其亲信）、当地大族（陈登）、丹阳兵（前任徐州牧陶谦的乡党亲兵）、吕布、与吕布若即若离的并州将领张辽、跟随吕布叛逃的兖州人（陈宫）、泰山诸将等多支势力。徐州形势虽然复杂多变，但借助“外来—本土—周边”的理论框架，我们仍能较为清楚地看到各方势力在徐州易主时的作用与表态。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范式分析固然能将错综复杂的局势和人际关系简单化，更好地观察问题，可有些时候又难免“削足适履”，忽略掉一些重要细节。在历史研究中，一些不符合主线脉络的“分叉”，往往是揭示真相的关键线索。至于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适当地斟酌取舍，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