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在20世纪英语世界的汉学史上，《庄子》的译介与研究也占据重要地位。在学术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于雪棠教授的《20 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中华书局2025 年6 月出版）突破传统研究模式，以学术问题为引领，从文本、关键词、哲学、文学和传播形态等五个层面，深入考察、立体呈现了20 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和传播的情况。
第一，《庄子》文本研究。《庄子》文本是传播的源头。第一章介绍了西方汉学家对《庄子》作者、单篇创作年代、文本构成等问题的认识过程。研究表明，西方学者已吸收中国庄学研究成果，逐步认识到《庄子》并非个人创作，而是庄子学派的集体作品；单篇作品的创作年代有早有晚，并对传统内、外、杂篇的划分，文本的分层和构成等问题进行了辨析。基于以上认识，第二章介绍了汉学家依据各自理论，对《逍遥游》和《齐物论》进行了删改和重组，试图恢复一个更符合逻辑，更原始的《庄子》。作者的文本研究，并未停留于描述现象，而是追溯学术源头。经过梳理文献发现，葛瑞汉的“
删改”思路，直接来源于中国学者关峰，而关峰的思路则来源于罗根泽。
第二，关键词的研究。关键词是传播的核心载体。汉学家对关键词的理解和翻译，直接决定传播的效果和准确性。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考察了篇名中逍遥、齐物、养生、卮言等关键词的翻译情况，呈现出英语世界对《庄子》理解和阐释的多面性。例如，“逍遥游”的翻译有：自由安闲的漫游；快乐幻想的漫游，自由飞向超越等多种。作者分析了翻译的中西传统学术因子，认为理雅各翻译“逍遥”为“享受快乐”，是继承了宋代林希逸“
以儒释庄”的传统。同时，作者也注意到，经过《庄子》的英译，西方哲学因子也渗透过来，“逍遥游”的意旨，逐渐与自由、绝对自由，精神绝对自由等词关联，逐步取代了传统训释话语。第五章和第六章则从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哲学等学科角度，集中考察了“游”和“卮言”两个关键词的翻译和解释。这些阐释虽有理论先行，主观臆断之病，但对于解决西方本身的学术问题不无裨益。汉学家译解《庄子》，自然也是取东方之经典，为其所用。作为研究者，既不必为其同于我而欢欣，也不必为其异而怒目。
第三，哲学视角研究。《齐物论》的思辨性最强，是哲学研究的核心篇目。第七章梳理英语世界的《齐物论》研究，将李耶理的神秘主义、陈汉生的相对主义、乔柏客的怀疑主义、毕来德的语言认知论等主要理论分析，清晰完整地呈现给学界。《庄子》的奇妙语言和神奇思想世界，让西方汉学家借助各自理论，游走于语言构建的世界，观赏独到的思想风景。很明显，随着异质文化深入《庄子》，我们自己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也都能得到拓展，这是最大的获益。第八章聚焦于《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寓言，以中西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中心，比较和辨析了各家的思路和得失。作者分析爱莲心调整文本，梅勒误读郭象的案例，认为哲学研究不宜求之过深，走入学科话语的迷宫，应该回归个体生命体验，在梦初醒的恍惚状态中，去理解“庄周梦蝶”中的生命哲学。所谓求之愈深，失之愈远，这应该是作者多年从事《庄子》研究的深切体会。
第四，文学视角研究。在英语世界中，文学研究脱胎于哲学研究，后逐渐从汉学中独立出来。哲思和文学水乳交融，是《庄子》的本来形态，因学科分化和理论衍生，才呈现不同的面貌。第九章从学科分化的角度，梳理出英语世界对《庄子》的文学性认识的三个阶段：初期翟理斯从“
道论”中提出“ 生命主题”；中期白之提出清晰的文学观；晚期梅维恒等汇通文学与哲学，编选《秋水》等篇章，完整呈现《庄子》的文学特性。第十章则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梳理出英语世界对《庄子》的范式转化的三个阶段：初期翟理斯无理论的主题研究范式阶段；中期华兹生等从文化视角切入，深化文学主题研究阶段；晚期宇文所安等重视语言和注释，借助文本细读、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接受美学等理论，呈现《庄子》文学表达方式的特点。在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世界里，文本结构和表达方式是主要评价标准，而思想观念反居于次要地位。
第五，传播形态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方式。但译本的形式和传播途径，都是传播研究需要关注的领域。第十一章介绍主题类编型译本。主题类编型译本，是编译者依据对《庄子》的认知，编选相关段落，并加以评注的传播方式。比如，翟林奈认为《庄子》充满诗意，是“用轻松和优雅的方式略过荆棘丛生的人生主题”；阿瑟·伟利则欣赏庄子的想象力和论辩艺术，认为不能用逻辑分析去解读《庄子》；托马斯·莫顿精心提炼主题，加以简洁生动的翻译，使其《庄子之道》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译本。第十二章分学术型、普及型和综论型，分别从传播的不同层面，介绍了冯友兰、戴维·欣顿、林语堂等人的著作。普及型选译本精选精译，巧妙化解艰涩的内容，更重视《庄子》的诗性和智慧，不比学术型译本水平低。第十三章从译本中的图像入手，重点分析蕾妮·卡罗尔·韦斯的绘本、冯家福译本中的摄影、彭马田译本的封面和插图，论述了视觉艺术与传播的关系。
可以看出，本书不是一部按时间线索，介绍《庄子》英文译本的书。本书的章节设计，体现出作者对经典传播问题的系统、深入思考。如果把《庄子》的海外传播比作大江大河的话，那么，第一部分的文本研究，就抓住了传播的源头，有了坚实的文本依据，就不怕传播的千变万化；第二部分的关键词研究，则直面中西核心观念的碰撞，可以欣赏激起的思想浪花；第三部分的哲学研究，则考察《庄子》的“
西化”过程，即英语世界用固有理论去解构异质思想，使之归化于西方哲学传统。第四部分的文学研究，则凸显《庄子》的诗性特征和东方特色，以别于重逻辑的哲学著作；第五部分的传播研究，更像描绘江河流域图，整体描述出《庄子》的传播途径。
传播学研究，可以写得很浅；但本书却写得很有深度。这得益于作者深厚的学术积累。于雪棠教授一直从事先秦文学研究，著有《周易与中国上古文学》和《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对《庄子》的文本注疏和庄学问题，都有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独到见解。因此，《庄子》英译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在书中都能得到很好地化解。比如，德国学者梅勒的《庄子的蝴蝶梦：一位道学者的解释》着重解读郭象注，并提出隐含的哲学思想。作者指出梅勒对郭象的误解，通过比较原文和郭象注，揭示出梅勒的错误和原因。尤其，作者能追本溯源，揭示西方汉学家的中国学术传承。比如，英国汉学家巴尔福翻译“
卮言”时提到：“这只是一位评注者对卮言的一种解释。”那这位评注者是谁呢？一般人应该不会在意。但作者没有放过，根据巴尔福的翻译，梳理《庄子》的历代注疏，确认此说出自南宋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引北宋吕惠卿的说法。如此缜密、细致地研究，是一般译本传播类著作难以做到的。
作者有丰厚的庄学积累，但没有形成自大的“ 成心”。面对英语世界对《庄子》的误读，乃至理论的生搬硬套，作者总能保持平和、开放的心态。在第七章的小结中，作者说：“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学术背景、学科背景的学者关注的问题自然不同，他们借助不同的理论，从《齐物论》中看到了不同的思想风景。风景虽异，但均引人入胜。”平和开放的心态，文明互鉴的视野，是《20 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的特点，也是中国经典海外传播研究应该具备的风度。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