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三论: 政治·地域·族群》,李治安著,中华书局2025年7月出版,483页,78.00元
连续性、多样性和整体性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演进的显著特点。连续性得以维系的基本机制是什么?地域和族群的多样性如何形成文明的整体性?古代中国何以在数千年的分合中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近代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从“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和“统一多民族国家”讨论,再到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大一统”问题研究,学界一直在探索这些问题。
要在朝代、区域和民族间的纷繁差异中,透过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抓住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结构、机制和原理,作出综合和整体的阐释,并非易事。李治安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史三论:政治·地域·族群》(中华书局,2025年,以下简称《三论》)通过中国古代的政治支配、南北地域和民族融汇三组议题的讨论,整体地回答了上述问题,极富学术创见和启发意义。
一、长时段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历史演进
作者在“代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三论》的研究方法深受两方面思想资源的影响:一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传统;二是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长时段和总体史研究范式。影响中国历史演进的长时段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如何形塑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是十分重要却极难回答的问题。作者以地理环境、文化观念和社会经济结构三个长时段因素,揭示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探寻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
地理环境多样性塑造了区域多样性和民族多样性,其实质是文明多样性。中国长城内外不同的自然条件,使生活在其中的族群发展出两大文明板块。两大板块中又包含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塞外草原地区、东北地区、新疆等西北地区、吐蕃等西南地区等地域子文明,而其中塞外草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或塞外、中原、江南),是三大核心区域。三大核心区域的互动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发挥了主导性的影响。
民族的多样性,正是源于上述地理环境中的人群因应不同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的制度、文化和生计系统,塑造出不同的区域文明。塞外草原承载游牧民族及游牧文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承载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及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大的一组互动关系。因为中原王朝体制在现实统治结构和思想文化上具有系统、成熟、稳定的特点,塞外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毫无例外地都接受中原传统,由部族体制走向王朝体制。互动的主要方式是草原游牧文明南下,由游牧部族体制转向中原王朝体制,同时将游牧民族的旧有传统融入中原制度,由北到南,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原传统。
同属农耕文明区域的不同地域,也会衍生具有不同特点的子文明。如植根于“好稼穑,殖五谷”之关中的秦国发展出重农抑商、仰赖强权的编民耕战模式,而滨海渔盐之地的齐国则成为“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摇篮”。江南文明和中原文明的内核同是农耕文明,因自然环境和民族融合上的差异性,而出现同源而殊途,成为有显著差异的地域子文明。东晋南朝以后,塞外、中原、江南三大核心区域的互动,已不仅是简单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而是呈现出更复杂的格局——草原游牧文明、融合游牧与中原传统的北制,以及更多承袭中原旧有传统的江南文明的南制,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
“王土王民”和“天下秩序”是影响中国历史演进的长时段因素中最主要的文化观念。“王土王民”自先秦以降即是历代王朝奉行的基本理念,其对王朝国家临民理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支配,二是对人身的支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是深入千家万户的精神观念,也是土地制度领域内实实在在的最高法权规定,使中国古代土地权利表现出国有与私有的两重性,使土地制度大抵处于所有权和占有权、使用权三者相对分离的状态。商鞅变法“开阡陌封疆”以降,虽然也有“各以差次名田宅”的授田,但战国、秦、西汉式的郡县制都是国家计口授田。明代前期实行移民、授田与军民屯田,民众、军士在田土及基本生计上也都依赖于国家,又设严密的黄册、里甲或卫所予以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