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卷缀合 丝路重光—评《拼接丝路文明》
评论内容：
此图为孟姜女变文背面图，条记目录称其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此三号缀合图皆有绘画，内容有山峰、河流、城墙、负重的民工，描写的正是筑长城的情景。原卷图文结合，保存了变文类讲唱文学作品的典型范式。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
斯7203号（后部）+斯10271号+斯9824号+斯6087号缀合图 敦煌文献中的《父母恩重经》总数达百余号之多，大抵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系统，此图即属于其中的甲类系统。甲类写本有丁兰、董黯、郭巨等孝子故事。斯6087号，如图左部所示，前残尾全，存20行，尾题“佛说父母恩重经”，有孝子“闪子”故事，为甲类系统所独有。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
张涌泉等著《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今年4月出版。初收到此书，展开书前创纪录的长达3.25米的拉页，我不仅看到了作者苦心孤诣将分散在海内外收藏机构共34号敦煌写本残卷、残片缀合而成的《摩诃僧祇律》长卷，而且看到了作者努力拼接丝路历史与文明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拼接丝路文明》共2册130万字，仔细捧读之后，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钦佩。总体而言，本书堪称为国际敦煌学界敦煌文献研究里程碑式的新成果。
第一，本书是敦煌文献缀合研究集大成的成果。20世纪，中外学者们已开始对敦煌文献中一些残卷、残片开展缀合研究，但仅限于对国内外某些收藏机构、某些写卷的零星缀合。本书研究范围则扩展到全世界50多家收藏机构或个人公布的敦煌写卷，取材涉及中外已刊布的60余种敦煌藏经洞写卷图录和目录，在以往学者缀合研究的基础上，新发现可缀合残卷、残片多达6499号（本书前言指出“新发现可缀合残卷近万号”，因篇幅所限，本书只是择要收入了部分缀合成果），堪称敦煌文献缀合研究的大工程、大成果。
第二，本书在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方面极具创新性。作者一改以往敦煌文献研究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所有已刊布敦煌文献图版进行了数字化，建立了数据库，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近百种共计32586号敦煌佛经写本的统计，缀合前某一卷基本完整的仅1962号，残卷数达30624号，残卷比例为93.98%，由此确认敦煌文献以佛经残卷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佛经的可缀残卷比例在25%以上，平均则达27.84%。据初步统计，敦煌文献的总数约为7万号，可缀合的残卷数将达17500号以上，数量巨大，这样就使敦煌文献缀合研究达到了定量分析的新境界，并由此确切地说明了残卷缀合的重大意义。
第三，本书总结了缀合研究的程序和方法，使敦煌文献缀合研究由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在程序上，首先充分利用现有各种索引，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把内容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其次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最后再比较行款、书迹、纸张、正背面内容，以确定那些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是否为同一写本之割裂。在具体方法上，从内容相邻、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类似、残损相似、版本相同、装帧相同等12个方面，说明与残卷缀合密切相关的关键要素。这就使敦煌文献缀合研究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具备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四，本书的研究观点颇有创新性。作者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及藏经洞封闭的原因，长期以来困扰着国际敦煌学界，被称为世纪之谜。本书指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经之处有“经藏”与“故经处”之别，“经藏”就是三界寺的藏经处，而“故经处”则是用作修复材料的“古坏经文”的存放地，亦即后来的藏经洞。后唐长兴五年（934）左右，敦煌三界寺僧人道真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活动，很多敦煌写卷中都留下了道真们修复的痕迹；藏经洞就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故经处”。道真搜集“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意在“修补头尾”。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基于作者对敦煌文献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本书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本身性质提出的新假说颇具说服力。
本书拓展、深化和提升了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不仅对于推进敦煌学具有开拓创新意义，对于中国古代写本学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丝路文明交流研究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此仅举一例即可窥斑见豹。2019年，伍伦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7号拍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以402.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一时引起轰动。该卷为著名敦煌学家及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先生旧藏，卷前有著名书画家及文物鉴定家启功先生题耑并钤印。该卷卷轴装，前缺尾全，存9纸181行，行间有非汉文夹注。敦煌学家方广锠对该卷叙录：“从原件形态考察，确属藏经洞所出敦煌遗书……在3600多号敦煌遗书《金刚经》中，此种在汉文经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谓第一次汉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见证，弥足珍贵。”后来张涌泉带领团队研究发现，此残卷前可与北大敦20号缀合，二号行款格式相仿，字迹书风似同，接缝处行间非汉文夹注字母残字可拼合为一，横向乌丝栏亦可对接，可以断定二者为同一卷之撕裂。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此二号夹注的并非藏文，而是草体于阗婆罗谜字母，这种西域文字字母夹注的敦煌文献，确系“唯此一件”，无比珍贵。伍伦7号与北大敦20号成功拼接缀合，不仅使这一海内孤本得以完整面貌面世，极大提升了其文献和文物价值，而且也为丝路文明的交汇交融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佐证。
张涌泉带领的团队之所以能取得上述非凡的学术成就，与其治学理念、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密不可分。首先，他具有极强的学术使命感，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的 “人生为一大事来”，就是要在敦煌学研究中做出代表中国学者一流水平、在国际敦煌学界具有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他具有沉潜学术的专心、持之以恒的定力。为了以身作则、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做“大事”，多年前就传闻他有“三不戒条”：不出国、不开会、不写论文。他带领团队致力敦煌写卷缀合研究18年，才得以完成如此宏大的研究成果，真正达到了十年磨一剑的境界。最后，他既具有十分扎实的传统语言文字研究、文献研究的功底，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使得他能够做出一系列既具有集成性、总结性，又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重大成果。比如他所撰著的《敦煌俗字研究》《敦煌变文校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都是相关研究方面总结性、集大成的成果，《敦煌写本文献学》被学者誉为敦煌学研究新范式的代表作之一。《拼接丝路文明》也是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是我国“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显示我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领域掌握话语权的标志性成果，可喜可贺。
目前，张涌泉正带领团队投入到“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之一的《敦煌文献缀合总集》的编纂工作中。我们期待他带领团队顺利完成这一重大项目，继续为国际敦煌学奉献新成果，为中国敦煌学增光添彩。
（作者：张先堂，系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俄敦11018号背＋北敦11731号背＋伯5019号背缀合图
此图为孟姜女变文背面图，条记目录称其为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此三号缀合图皆有绘画，内容有山峰、河流、城墙、负重的民工，描写的正是筑长城的情景。原卷图文结合，保存了变文类讲唱文学作品的典型范式。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
张涌泉等著《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今年4月出版。初收到此书，展开书前创纪录的长达3.25米的拉页，我不仅看到了作者苦心孤诣将分散在海内外收藏机构共34号敦煌写本残卷、残片缀合而成的《摩诃僧祇律》长卷，而且看到了作者努力拼接丝路历史与文明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拼接丝路文明》共2册130万字，仔细捧读之后，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钦佩。总体而言，本书堪称为国际敦煌学界敦煌文献研究里程碑式的新成果。
第一，本书是敦煌文献缀合研究集大成的成果。20世纪，中外学者们已开始对敦煌文献中一些残卷、残片开展缀合研究，但仅限于对国内外某些收藏机构、某些写卷的零星缀合。本书研究范围则扩展到全世界50多家收藏机构或个人公布的敦煌写卷，取材涉及中外已刊布的60余种敦煌藏经洞写卷图录和目录，在以往学者缀合研究的基础上，新发现可缀合残卷、残片多达6499号（本书前言指出“新发现可缀合残卷近万号”，因篇幅所限，本书只是择要收入了部分缀合成果），堪称敦煌文献缀合研究的大工程、大成果。
第二，本书在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方面极具创新性。作者一改以往敦煌文献研究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所有已刊布敦煌文献图版进行了数字化，建立了数据库，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对近百种共计32586号敦煌佛经写本的统计，缀合前某一卷基本完整的仅1962号，残卷数达30624号，残卷比例为93.98%，由此确认敦煌文献以佛经残卷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佛经的可缀残卷比例在25%以上，平均则达27.84%。据初步统计，敦煌文献的总数约为7万号，可缀合的残卷数将达17500号以上，数量巨大，这样就使敦煌文献缀合研究达到了定量分析的新境界，并由此确切地说明了残卷缀合的重大意义。
第三，本书总结了缀合研究的程序和方法，使敦煌文献缀合研究由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在程序上，首先充分利用现有各种索引，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把内容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其次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最后再比较行款、书迹、纸张、正背面内容，以确定那些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是否为同一写本之割裂。在具体方法上，从内容相邻、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类似、残损相似、版本相同、装帧相同等12个方面，说明与残卷缀合密切相关的关键要素。这就使敦煌文献缀合研究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具备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四，本书的研究观点颇有创新性。作者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及藏经洞封闭的原因，长期以来困扰着国际敦煌学界，被称为世纪之谜。本书指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经之处有“经藏”与“故经处”之别，“经藏”就是三界寺的藏经处，而“故经处”则是用作修复材料的“古坏经文”的存放地，亦即后来的藏经洞。后唐长兴五年（934）左右，敦煌三界寺僧人道真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活动，很多敦煌写卷中都留下了道真们修复的痕迹；藏经洞就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故经处”。道真搜集“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意在“修补头尾”。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基于作者对敦煌文献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本书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本身性质提出的新假说颇具说服力。
本书拓展、深化和提升了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不仅对于推进敦煌学具有开拓创新意义，对于中国古代写本学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丝路文明交流研究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此仅举一例即可窥斑见豹。2019年，伍伦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7号拍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以402.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一时引起轰动。该卷为著名敦煌学家及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先生旧藏，卷前有著名书画家及文物鉴定家启功先生题耑并钤印。该卷卷轴装，前缺尾全，存9纸181行，行间有非汉文夹注。敦煌学家方广锠对该卷叙录：“从原件形态考察，确属藏经洞所出敦煌遗书……在3600多号敦煌遗书《金刚经》中，此种在汉文经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谓第一次汉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见证，弥足珍贵。”后来张涌泉带领团队研究发现，此残卷前可与北大敦20号缀合，二号行款格式相仿，字迹书风似同，接缝处行间非汉文夹注字母残字可拼合为一，横向乌丝栏亦可对接，可以断定二者为同一卷之撕裂。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此二号夹注的并非藏文，而是草体于阗婆罗谜字母，这种西域文字字母夹注的敦煌文献，确系“唯此一件”，无比珍贵。伍伦7号与北大敦20号成功拼接缀合，不仅使这一海内孤本得以完整面貌面世，极大提升了其文献和文物价值，而且也为丝路文明的交汇交融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佐证。
张涌泉带领的团队之所以能取得上述非凡的学术成就，与其治学理念、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密不可分。首先，他具有极强的学术使命感，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的 “人生为一大事来”，就是要在敦煌学研究中做出代表中国学者一流水平、在国际敦煌学界具有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他具有沉潜学术的专心、持之以恒的定力。为了以身作则、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做“大事”，多年前就传闻他有“三不戒条”：不出国、不开会、不写论文。他带领团队致力敦煌写卷缀合研究18年，才得以完成如此宏大的研究成果，真正达到了十年磨一剑的境界。最后，他既具有十分扎实的传统语言文字研究、文献研究的功底，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开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使得他能够做出一系列既具有集成性、总结性，又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重大成果。比如他所撰著的《敦煌俗字研究》《敦煌变文校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都是相关研究方面总结性、集大成的成果，《敦煌写本文献学》被学者誉为敦煌学研究新范式的代表作之一。《拼接丝路文明》也是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是我国“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代表性成果，也是显示我国学者在国际敦煌学领域掌握话语权的标志性成果，可喜可贺。
目前，张涌泉正带领团队投入到“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之一的《敦煌文献缀合总集》的编纂工作中。我们期待他带领团队顺利完成这一重大项目，继续为国际敦煌学奉献新成果，为中国敦煌学增光添彩。
（作者：张先堂，系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