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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中译本(乔秀岩、王铿编译)于2018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快在中国青年学人圈内引起热烈的关注与讨论。笔者作为一个古籍版本之学的初涉者,在学习宋元版鉴别的过程中,曾从包括先生在内的日本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益。现谨就个人浅薄的知见,谈谈对本书的学习体会。
一
本书的日文版1989年由汲古书院出版,内容大致可分为通论与解题两部分。其中通论部分曾经陈捷女士翻译,于1991年以《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为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也是通过该书认识到尾崎先生对于中国宋元版本深厚的研究功力。不过,对于当时刚开始尝试版本实践的笔者而言,先生只是作为一个形象高大的而遥远的业界前辈存在,只知道他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作为助手,随阿部隆一教授赴台湾地区调查中国的宋元刻本,其成果成为后来著名的《中国访书志》(1977年,汲古书院)的内容主体,仅此而已。之后随着笔者实地调查宋元版本的积累增多,先生的形象逐渐清晰。
2013年5月,笔者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顺便到“中央图书馆”调查版本,终于感受到与先生贴近的生命体验。笔者所调查的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一部元刻初印本,一部元刻明递修本。这两部书是当年阿部先生及其团队调查并著录过的,全本约为5648叶,二者存在多梯次的复杂修版、补版关系,必须逐叶仔细鉴别,列成表格,撰为笔记,才能理出头绪,舍此别无捷径可走。尽管笔者已可凭目验对每叶的刊版时间迅速作出判断,仍然足足化了10个工作日才完成调查。相信当时阿部先生和尾崎先生调查此书,也需要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核对《中国访书志》中此本的记录,其判断基本准确无误。
“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仅这两部元刻本由1人来做就需要10天,《中国访书志》中对台湾地区宋元本的调查是阿部先生及其团队化了几个暑假完成的,其进展之迅速、鉴别之准确是令人惊讶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使笔者产生一个想法:此项调查之所以得以迅速、高效地完成,或许有尾崎先生的个人因素在。具体来说,也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先生的业务水准,恐怕已经不止是通常认为的简单意义的助手,而是一个在鉴定水平上与阿部隆一教授接近,具备独立开展工作能力的可信赖的合作者。
从《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解题部分看,尾崎先生通过实地走访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多家单位,对于正史宋元版进行了以部为单位的细致记录与探讨,形成了鉴别准确度极高的调查报告。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当然有赖于先生对中国古籍版本鉴定的个人天赋与努力,但无可否认,其背后更有几代日本学者前后赓续、薪火相传的扎实积累,以及国家层面对于古版本研究的持续经费支持作为基础。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书志学者已开始有意识地对其国内所藏中国宋元版进行局部或全本的拍照、复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可携带的比对资料。阿部隆一教授也进行过相同的工作,并藉此对日藏宋元版作了有效梳理,这是他们后来到台北调查中国宋元版本,并在短时间纠正旧有误鉴的前提条件。这种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是处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所心向往之而无法企及的。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尾崎先生的成果只是前辈学者的继轨,或者优良研究条件之下的必然结果。相反,从《正史宋元版之研究》通论部分看,先生此书不仅在局部个案的鉴别上较前人有明显进步,而且以其开阔的视野,清晰的思路,成功地将宋元版本之研究推进到全新的层次。
又如元大德九路本十史,先生通过风格比较,指《隋书》有元代后期覆刻本,也是发前人所未发。由于大德原版(图2)与元末覆本(图3)两套版片明代均入南监,这两套版片文字排版方式完全一致,故“南监在两套版片中选取较佳者,配成一套印行”(新译本页540)。后人不察,往往误以寻常之同一套版片递修后印视之,因而无法对印本文字异同产生之原因给出符合事实的解释。先生首次将这些问题逐一梳理出头绪,为学者对文本之流变作沿波讨澜、穷端竟委的研究扫清了关键性的障碍。
利用版本的合刻进行横向比较互证,这一方法中国学者曾施之于宋蜀刻本唐人集,分析出南北宋之际刻十一行本、南宋中期刻十二行本、南宋中期刻大字本三个系统(《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但这批宋蜀刻本与后代传本之间多为平面的单线联系,使用此法效果未彰。不过对于正史如《晋书》、《南史》、《北史》、《隋书》等就不同了,这些书籍经合刻、翻刻、递修等出版工序而产生的印本差异,可与后来传本(特别是明代国子监或地方儒学发行的定本)发生立体的连带关系,运用此法,便可取得明显成效。这一方法,不仅可用于正史,施之于正经诸书,也同样游刃有余,这是因为,后者与正史相似,亦存在复杂而立体的版本递传关系。张丽娟女士《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即是目前将这种处理方法推广运用于经书版本,探其妙用而尽其能事的典范之作。随着本书新译本的出版,可以预见,这一方法会为更多学者所认识和利用。
五
本书的可贵之四,在于有两位真正懂作者的专业研究者来承担编译的重任。这次推出的版本,并非是1989年日文版的简单翻译,而是吸收了尾崎先生在日文版发行后陆续调查、修正错误、补充不足内容的增订本,经乔秀岩、王铿两先生对局部进行重新编排,在不破坏原版文本结构的前提下,完成了知识的整合与提升。
对于日文原版的图版,编译者按现代出版要求对之进行了增益改换。其中部分图版取自桥川时雄、仓石武四郎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所编的《旧京书影》,该书所采书影极有价值,惟所列宋元版本之目录及提要多有鉴定偏差。编译者在利用书影时对原目进行了合理修正。如《旧京书影》所载之《隋书》,原定为“元刻残本”,编译者收入后改定为“元后期覆大德饶州路刊本”(新译本页539)。日文原版《新唐书》用元天历二年覆魏仲立刊本图版,说是来自《旧京书影》,对照之下,发现其为一初印本,而《旧京书影》所收实为另一后印本,令人费解。新译本换入此后印本(页641),虽然体现版本刀法韵味稍弱,但好在来源说明更符合实际。元大德宗文书院刻本《五代史记》卷末,日文原版书影用内阁文库藏本,彼本卷末“宗文书院刊”之“宗”字刷因模糊似“崇”,误导作者定此本为“元大德崇文书院刊”;新译本改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国图藏本(页673),印次与内阁文库藏本略同,末叶虽有残损,好在“宗文书院刊”之“宗”字清晰,正文著录也顺便改正。凡此具见用心。《旧京书影》曾经乔秀岩教授重编影印,于201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推测,这些配图修订工作是由秀岩教授完成的。本书编后记也值得认真阅读,由于编译者不仅对于先生的研究路径、学术理念乃至个人心曲具深入的认识,而且对近百年中日两国版本学研究进展有透彻的了解,故编后记对先生研究之继承与创见处的评述均能切中肯綮,令人击节叹赏。
通读贯穿全书各处的“译者按”可知,编译者所做的绝不止于文字的编辑,而是尽其可能对内容所涉及的宋元版本进行了覆核,并充分利用了近年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等影印本,其所花费的精力相当可观,从中可以感受到编译者对于尾崎先生抱有的诚恳敬意。有些按语吸收了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最新论著或论文的观点,有对先生原著内容作补正的意图。比如第55页“译者按”收入马清源先生的观点,认为“《汉书》‘景祐本’、福唐郡庠本及正统八年翻刊本,三种版本一脉相承,甚至不妨视为一种版本经递修而演化所成”;第313页“译者按”称:“正统八年至十年已有全套全新版片,而‘福唐郡庠本’中常夹杂正统八年书板,不知为混用版片,抑或配补印叶。”并再次注列马氏论文《〈汉书〉版本之再认识》(《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上述三种版本究竟为一为三,笔者不作妄评。此处值得关注之处在于,编译者的观点与所引述马氏论文之结论似乎不尽相同,二者在局部形成了“复调”效果。笔者认为,编译者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视为对先生作品的越位,相反,这类按语充分反映出编译者具备版本鉴别方面专业而敏感的问题意识,可以给予读者以更多的思考空间,促使其去作更深入的探究。
六
此书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还在于先生处理个案时表现出的谨慎客观态度。比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三部“北宋刻递修本”《后汉书》,先生怀疑其中有南宋前期修补,因为未见原件,对其补版详情仍表示“不敢妄言,宁从谨慎” (新译本页356)。按理说,以先生对于正史宋版阅历之丰富,即使根据个人经验作一点推论,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先生并不这样做,前辈对鉴定对象所抱持的敬畏与恐惧之感可以据见。一些年轻学人,包括笔者在内,在学习版本的过程中,都曾在某一阶段莫名地萌生“走遍天下”的自信与自豪,而对失误的危险估计不足。从事版本鉴定,自信心的保持固然重要,这种盲目的自豪却要不得。能保持一份对于研究对象的敬畏,一种如履春冰、如踏虎尾、如医者之于失手杀人般的恐惧,是作为一个版本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首要素质。对于这一点,先生在本书中作了极好的示范。
本书的出版,也提供了学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先生此书尽管经过增订,限于时间和精力,仍无法对所有与讨论相关的印本完成彻底调查。解题部分的版本调查为先生先后在不同时间、于不同地点写成,个别内容前后的统一性、连贯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这些工作,都有待后来学者继续完成。另外,也应看到,虽然先生此书采用了现代论文的表述方式,尽量提供证据,它仍是一部门槛不低的专业书籍,要真正理解它,需要读者自身具备一些版本鉴定能力,一些版本实践经验,一些版本观察的敏感天分,因此本书不是没有被误读的可能。书中某些观点,也许会在阅读过程中被争论和质疑,甚至会出现反复——这些现象是在当年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问世后都出现过的——但这也许就是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魅力所在。我们期待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推动中日学者共同进步,取得版本研究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