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11-06 15:17:38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毕然

收藏

庆元二年（1196）冬，六十七岁的朱熹正处在人生最晦暗的时刻。

监察御史沈继祖上疏弹劾，道学被斥为“伪学”，朱熹落职罢祠；他讲授、编订多年的《四书集注》及《语录》，也在禁毁之列。

但历史很快显示出它出人意料的一面。

朱熹去世二十七年后，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下诏褒崇朱熹，称其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从庆元党禁到朝廷重新肯定朱熹之学，前后已逾三十年。

到了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议定科举考试程式，明文规定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一部曾经遭到禁毁的书，至此进入国家取士制度。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这部书第一次经历政治风波时，朱熹甚至还未定稿。庆元六年（1200），七十一岁的朱熹仍在改《大学·诚意章》；三天之后，他与世长辞。

一部一度遭禁的书，为什么百余年后，反而成了天下士子绕不开的“标准解释”？

答案，要从朱熹用四十余年做成的这套“四书”说起。

为什么是“四书”

《大学》《中庸》原出《礼记》，《论语》《孟子》则长期各自流传，后来的“四书”格局并非自古如此。

唐宋以来，韩愈、李翱以及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不断推重这些文本，尤其二程已将《大学》视为学者“入德之门”。朱熹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注释，使四部书逐渐贯通起来。

不过，今天熟悉的《四书章句集注》这一总名，并非朱熹本人所定。朱熹生前多分别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也曾用“四子”等称呼；《四书章句集注》这一完整书名，是南宋以后逐渐形成的，至元代已见于文献记载和实际刊本。

在具体注释上，《大学》《中庸》重在重新分章析句，故称“章句”；《论语》《孟子》则广采前人诸说、加以取舍，故称“集注”。朱熹又强调，解经不能离开原文自说义理，而要做到“理皆在经文内”。

四部书也由此有了清楚的阅读次第。朱熹说：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大学》先立纲领，《论语》落实于日用人伦，《孟子》进一步发明扩充，《中庸》则进入更精微的性命、天道之学。朱熹甚至提醒读者，《中庸》“亦难读”，应在前三书之后再看。

四部书由浅入深、彼此相承，因而成为进入儒家经典世界的一条路径。


朱熹自己曾说：

“某于《语》《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

“四十余年理会”，不是虚言。

朱熹三十余岁时，已经开始系统整理《论语》《孟子》。隆兴元年（1163），三十四岁的朱熹编《论语要义》，回顾自己此前“遍求古今诸儒之说”的经历；与此同时，又有《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等著述。此后十余年间，他不断与朋友往还讨论，增删旧说。到乾道八年（1172），《论孟精义》编成；再至淳熙四年（1177）前后，《论孟集注》渐具规模。

今天所见《四书章句集注》，正是在这些前后相承的著述基础上，逐步删削、重订而来。

朱熹之所以反复修改，是因为他认为前人有些解释“穿凿支离”，反而遮蔽了经典本意。他希望删繁取要，使读者由经文本身体会“圣人之微意”。

这项工作并非闭门完成。他常把书稿寄给何叔京、张栻等友人商榷，有时旧稿重读，连自己也觉得“句句是病”，便再请人“痛加刊削”。不同意见经过往复讨论，才择其精要收入书中。

所谓“集注”，也不是简单罗列众说。《论语集注》所引诸家之说达三十余家。朱熹素来批评王安石、苏轼，但如果二人解释中有可取之处，仍会采用；也有一些说法来自并无显名的学者。到了真正写入《集注》时，朱熹又不是简单照录，而会增损文字、融入己意，使前人的解释成为自己整体诠释的一部分。


朱熹说自己为《论语》《孟子》所作的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又说其中有时“一字当百十字底”。一句看似简短的注文，背后可能是数家旧说、几十年的读书体会，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取舍。

这大概也是他为什么迟迟不能停笔。


绍熙、庆元之间，朱熹的四书之学已经颇有影响。

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刊刻“四子”。他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中回顾二程教人之法，说应先用力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然后再及六经。虽然这次“临漳四子”是否已是完整的章句集注本，学界仍有讨论，但朱熹已明确把四部书作为一个学习整体。

与此同时，各种旧稿也在不断传抄、刊刻。朱熹后来回忆，早年形成的一部《论语集注》旧本，被朋友传出后又遭乡人私自刊刻。等他发现时，这些尚未改定的文字已经四处流传，“不可收矣”；《中庸》等书也有类似“盗印”。

对一部仍在不断修改的著作来说，这恐怕比无人问津更令人焦虑。

六年以后，庆元党禁发生。朱熹被打为“伪学之魁”，《四书集注》及《语录》遭到禁毁。一套原本要给学者指示“入道”次第的读物，一时反成了政治风波中的“伪学”之书。


但朱熹并没有因为外界风波而停止修改。

《大学》的“诚意章”，尤其让他久久不能满意。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这项工作仍未结束。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记庆元六年（1200）三月辛酉，朱熹“改《大学·诚意章》”；三日之后甲子，朱熹去世。

朱熹于《大学章句》的用力，确实到了他自己所谓“义理无穷，心力有限，奈何？唯需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程度。


朱熹去世后，《四书章句集注》的命运很快发生转折。

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下诏称朱熹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从庆元党禁中的“伪学”，到重新得到朝廷肯定，前后不过三十余年。此后，朱学声势日隆。

真正决定其后数百年命运的，是科举。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议定考试程式。《元史·选举志》所载规定非常明确：经义考试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并采用“朱氏章句集注”。从此，朱熹对“四书”的解释正式获得国家考试制度的强力推动。

到明代，这一格局进一步巩固；永乐年间《四书大全》颁行天下，四书与朱注长期成为士人读书、应举的重要依据，并延续至清末。


改变的不只是考试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入门次序。过去经学以五经为重，此后越来越多士子先从四书入手，再进而研读群经。学者因此常以“从五经时代走向四书时代”，概括这一经典格局的变化。

这股影响很快越出中国。“四书”及朱子学在宋元以后流传到朝鲜、越南、日本，并在当地形成各具特点的“四书学”。

13世纪末，“四书”与朱子学传入高丽；朝鲜王朝建立后，《四书章句集注》被列入科举经书，成为士人必读之书。越南的接受路径与之相近：四书在13世纪传入，后黎朝将其纳入科举，阮朝仍沿用；当地还出现《四书约解》等简化读本，以便士子学习。


日本则走出另一条道路：四书13世纪已经传入，至江户时代随朱子学广泛流行，进入民间教育；但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人又反过来批评朱注、重新讨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经典次序和意义。

从南宋书院到元明清科场，再到朝鲜、越南、日本的教育与学术世界，《四书章句集注》由一部讲学注本，逐渐成为整个东亚经典传统中无法绕开的坐标。

1905年，科举废除。如果《四书章句集注》的生命只依附于考试，它的故事似乎也该在这一年结束。

然而，它的影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而消失。

研究孔孟，无法绕开朱熹的解释；研究宋明理学，也无法回避他如何重新组织“四书”。后来无论王阳明、伊藤仁斋还是荻生徂徕，都曾以不同方式回应朱熹。

“标准答案”属于已经远去的科举时代，而一部经典真正长久的生命，不在于让后人重复同一个答案。

八百多年过去，再翻开《四书章句集注》，看到的不只是一部南宋注本，也是一部书如何从书斋走入科场，从一时遭禁到影响数百年读书世界；又在制度更替之后，仍留在中国思想与经典阅读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