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10-14 15:49:22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媛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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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在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期间留影，从左至右胡耀辉、方行、顾廷龙、沈津、谭祥金。

在顾廷龙先生的一生中，先后遇到过三位伯乐。前两位是叶景葵和张元济先生，他们与顾先生的交往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是学界所熟知的。而第三位伯乐，知道的人并不多，但他对顾廷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业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的身份和工作性质，这段关系长期较少被专门讨论。

这个人就是方行。

方行新中国成立之前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参与接管。1957年7月，方行调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及党组成员。在任期间，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国家文物和历史文献，为上海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方行是一位学者型的文化干部，早在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就利用空闲时间搜集资料做文史研究。他生前编有《谭嗣同全集》《李大钊著译系年目录》《李大钊选集》《徐光启著译集》《王韬日记》《陈子龙文集》《宋人佚简》《船子和尚拨棹歌》《朱氏舜水谈绮》等多种书，可谓成果丰硕。

方行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合众图书馆的老读者。1947年1月10日，蔡尚思介绍方行到合众图书馆看书。自此以后，据合众图书馆老员工李文回忆，方行为了研究谭嗣同经常到合众图书馆看书。而他的好学也引起了顾廷龙的注意：

有一次，他（顾廷龙）主动上前打听对方喜欢读什么书，聊着聊着还不忘索要住址，表示日后有机会登门拜访。后来方行有段时间没来，顾廷龙忍不住了，根据手头的地址去找，结果发现门牌号根本不存在。（李文《既是精神导师，又是像父亲一般的亲人》）

顾廷龙当时并不知道，这位经常来馆看书的年轻人，其实是一名地下工作者。

因为方行在上海解放后负责接管工作，1952年以后，他和顾廷龙数次同时出现在一些跟文博相关的场合。比如，1952年11月29日，方行在新雅酒店宴请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他邀请了顾廷龙与徐森玉、周予同等人作陪。

1953年7月上海图书馆由原来隶属于文管会改由上海市文化局领导。1957年方行调任文化局副局长。此后，顾廷龙和方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读者到上级，不同身份的接触使得方行对顾廷龙的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和为人都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尤其令方行从政治上加深了对顾廷龙信任的，是顾廷龙在白色恐怖时期出于职业敏感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了大批革命文献。当时为了妥善保存这些文献，顾廷龙将它们密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结合之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当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时，他们在很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以收藏古籍为主的合众图书馆觅得大批珍贵史料。这种胆识与担当，使方行确信，顾廷龙不仅是业务上的干才，更是一位可堪托付重任的同道。


1958年10月，上海市文化局决定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原合众图书馆）合并。四馆馆长实行联合办公，联席会议召集人是方行。这种联合办公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962年11月。

1962年11月22日上午，方行电话邀请顾廷龙到文化局见面。顾廷龙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会面：

到局，见局长，即言屡次相见，均欲谈而辄为他事所牵。四馆统一以来，忽已四年，工作已逐渐上轨，馆长一职久悬。李馆长（芳馥）将负责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事，已决定任为副主任委员，渠原已任命为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严馆长（独鹤）年老，加以照顾，仍为副馆长。郭馆长（学群）为副馆长，馆长之职属余。闻命之下，为之感奋不止。龙德才未孚，何能任此重任，但以革命事业，在党的培养教育之下，惟有边干边学。

虽然最终拍板的是上级组织，但据沈津先生回忆，是方行提名由顾廷龙出任馆长。此后，顾廷龙主持上海图书馆馆务二十余年，与方行的工作联系也更加密切。


众所周知，上海图书馆在手札、家谱、朱卷、日记和专人档案等方面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特色专藏。这固然与顾廷龙的眼光和业务能力密不可分，但也离不开方行在背后的大力支持。上海图书馆大力收购家谱、族谱，就是在方行和顾廷龙的共同主持下展开的。汤志钧先生曾回忆：

方行同志办事严谨，为人厚道，对文物、图书的收购，敢担风险。上海图书馆大力收购家谱、族谱，就是他和顾廷龙主持的，为此在“文革”中遭到批斗。但当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家谱“甲天下”，回顾他们的高瞻远瞩，不能不令人敬佩。（汤志钧《方行与〈谭嗣同全集〉及其他》）

而在顾廷龙的日记和信札里常常可以看到他与方行谈论近代人物信札的问题。在1962年7月14日写给方行的信中，顾廷龙写道：

昨阅郭沛霖（蕲水人，号雨三，充定远军营文案）致小舫书札两册，小舫的姓名，我想起了，他叫杜文澜，清秀水人，是曾国藩信任的人，官至江苏道员，尝编刻《曼陀罗华阁丛书》。这两个都是镇压捻军的罪人，但是书札内一定有些内幕资料。

拨乱反正之后，顾廷龙对近代函札的搜集始终不倦。据汤志钧回忆，顾廷龙常约他和方行专门到文物商店挑选可购的书信。

顾廷龙在1996年3月31日给方行的信中写道：“上海图书馆真堪称全国第二大图书馆，公之力不可忘。”在该信中他还进一步追忆了那段收书的黄金时代：“在吾公主持之下，得古旧书店之支持，上图派韩永续、叶福庆同去古籍书店仓库拣书，只要馆中所无均要（韩熟古书，叶熟旧平装），真千载一时之盛！”


方行对顾廷龙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收书”上，更贯穿于“编书”“印书”的方方面面。在这些共同的事业中，方行与顾廷龙不仅是上下级关系，更像是志同道合、互相成就的学侣。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是一部备受称誉的工具书，很多近代人物的集子，就是在这部书的启示下编成的。这部书的策划者就是方行和顾廷龙。1958年，方行和顾廷龙设想把近代期刊中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参考价值的文章篇目全部汇编成册，编成一部《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因为方行在做近代人物研究的时候查阅了不少近代期刊，如他早在解放前编辑《谭嗣同全集》时，就从合众图书馆所藏《时务报》、《农学报》和《湘学报》中录取谭氏遗文（后来《谭嗣同全集》增订本还专门编有“报章文辑”），“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这个选题很有可能是他先提出来要做的。

1959年这项工作正式启动。历经6年的不懈努力，1965年该书第一集（1857—1899）出版。但令人惋惜的是，第二集尚未出版便遭遇了十年动乱。1919至1948年部分一共三十八箱卡片，在动乱中化为灰烬。据方行的女儿方虹回忆，“文革”结束后，方行一恢复职务就启动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至五册（1900—1918年）的出版工作。

方行在编《王韬日记》《樊锥文集》《李大钊著译系年目录》《李大钊选集》的过程中也常常得到顾廷龙的帮助。在顾廷龙1962年8月23日写给方行的信中写道：

近又检得黄公度致王韬信一通四页，致王秉恩（雪澄）信卅二页一册。我们可代钞，请将格纸发下。……《樊锥文集》又校了一次，拟即付印，跋等后补。

在顾廷龙1964年11月21日写给方行的信中，他写道：

手示并董君信均读悉。近按董君所开补目，先在馆中补充，得文七篇，董君疑C.T.是大钊同志的笔名，但文章不像。我起初亦觉可疑，后来在《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第一集刊登大钊同志两篇讲演记录稿，（一）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二）社会问题与政治，因此我想大钊同志文章刊载中国大学刊物上是可能的。

两人合作中分量最重、历时最久的，当属《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

为了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总目编出来”的遗愿，1977年初，国家文物局开始部署筹备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1980年5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方行与顾廷龙共同担任副主任委员，顾廷龙兼任主编。这一年，顾廷龙已76岁高龄。他在当年6月6日写给方行的信中写道：“我身体尚好，特别有您的支持，再干一下。”

项目甫一启动，便遇到了复杂的人事纷争。1980年夏，顾廷龙赴京主持编务，总编办公室内部矛盾丛生。有人主张增设副主编、架空主编制，以求在即将出版的书中列名；各编室之间亦因水平参差、利益不均而摩擦不断。同年8月8日，顾廷龙在写给方行的信中直言：

十年动乱，斗争之味已尝够，况我淡于名利，不愿卷入漩涡之中，求公助我脱身，感激不尽！

方行接信后迅速以编委会副主任的身份介入。8月15日，他不仅给顾廷龙回了信，还附上一封写给时任中央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处处长曾祥集的信，明确维护主编制，支持顾廷龙主导工作。他还推动南京图书馆副馆长潘天祯返京主持工作，以缓和北京方面的僵局。此后，经编委会主任刘季平召集全体会议，编制问题基本厘清，人事纷争暂时平息。

这仅仅是漫长征程中的第一道坎儿。1985年，编委会主任刘季平突然病逝，项目顿失主心骨。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方面的力量日益分散，经费枯竭，出版方亦因市场前景不明而态度消极，《善本书目》面临中断的危险。顾廷龙心急如焚。著名学者李一氓得知后，嘱咐顾廷龙写一封信给他，由他转交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这封信由顾廷龙起草，经方行改定后寄出。李一氓将信转呈王蒙，引起了文化部的高度重视，项目的行政支持和出版资金得以重新落实，《善本书目》的工作由此重回正轨。

1990年，就在《善本书目》即将全部完成之际，又生波折。上海古籍出版社未经编委会同意，与日本书商私下协议，对书目内容作了部分篡改后要在日本出版。方行得知后立即向该社负责人魏同贤询问，对方含糊其词。顾廷龙闻讯后深感愤怒，认为国家《书目》的学术尊严受到了侵犯。此时他已86岁高龄，无力承担法律维权费用，维权之路困难重重。在方行的支持下，顾廷龙分别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新闻出版总署，据理力争，要求“已印的停止发行，未印的停止再印”。此事最终得到处理。

1995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部编成。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总结会时，方行已经退休，仍赴京参会。此时距项目启动已近二十年。


顾廷龙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后，依旧坚持“使孤本不孤”的理念。他曾在《我与上海图书馆》一文中说：“当我跨入上海图书馆大门第一天起，就提出使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并特地筹建了上图自己的影印工场。”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文革”前，他先后将三十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之于世，其中不乏宋刻本、明刻本和稀见稿本，使得当时上海图书馆影印的历史文献数量规模远超其他图书馆乃至出版界。对印书的事业，方行不仅从经费上给予保障，还积极参与策划推动。1981年，方行建议上海朵云轩复制《十竹斋书画谱》，派人向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杭州等十家图书馆和博物馆查访，并访问了李一氓、顾廷龙等十六位公私藏书家，最终配成足本。1988年，方行为支持顾廷龙影印《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特地拨款二万元助成其事。1992年，该稿本由顾廷龙作序后影印出版。


顾廷龙虽以图书馆事业名世，其书法成就亦斐然，篆、隶、真、草四体皆长，尤精于篆书。但他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一再强调他的书法“为整理古籍之需要”。

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前身）正式成立。其实该研究会的组织者就是方行。在1996年7月23日写给吴格的信中，顾廷龙特地提及此事：“此会之成立，方行同志任文化局副局长组织之。‘文革’后未恢复，工作人员并入画院，此事知之者已不多，故拟一言。”顾廷龙成为该研究会的七位理事之一，或即出于方行邀请。

1963年，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民间外交政策，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派出首个书法家代表团回访日本。同年11月13日，方行正式告知顾廷龙：中国书法家访日代表团组成人员已获北京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同意，顾廷龙名列其中。该代表团一行六人，除团长、陪同及翻译外，正式成员只有三人——副团长潘天寿，团员王个簃、顾廷龙。潘天寿和王个簃是专业的书画家，顾廷龙的入选极有可能就是出自方行的推荐。


方行为什么如此信任顾廷龙？除了认可他的学术水平、业务能力，更与两人意气相投分不开。顾廷龙淡泊名利，甘为他人作嫁衣；方行虽然身居要位，但一心为公，为官清廉，从不利用职务为自己谋求好处。他主管过上海图书馆、博物馆、中共一大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群众艺术馆、上海中国画院、油画雕塑创作室的工作，也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美协党组书记，却从未向艺术家们索要过字画。就连顾廷龙，尽管方行十分赏识其书法，也未曾主动开口求字。

两人相知相交近50年，顾廷龙竟从未给方行写过一幅字。直到1997年4月22日，93岁高龄的顾廷龙在给方行的信中写道：

我记得没为公写过字，兹特补写对一副，聊供一笑！

这或许是顾廷龙主动赠予方行的唯一一幅书法。

将近50年的合作中，顾廷龙与方行可谓惺惺相惜。1995年1月14日，顾廷龙在致方行的信中写道：“上博、上图发展之快，现在都建新馆……两馆之发展，公之大力不可忘。”1996年3月31日信中又说：“上海图书馆真堪称全国第二大图书馆，公之力不可忘。”这两次“公之力不可忘”的表白，是顾廷龙对方行的感谢，也是顾廷龙对方行数十年工作的认可，更是顾廷龙对他们两位志同道合、互相成就的学侣共同完成一番文化事业的深挚总结。

（转自“南方周末”2026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