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9-22 14:11:45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丁义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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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代相比，宋代宦官颇为特殊：他们频繁出入宫廷与外朝，参与传旨、军政等事务，却没有形成令人谈之色变的“阉祸”。

丁义珏老师的新书《家奴的边界：宦官与北宋统治秩序》，正是从这一现象出发，考察兼具家奴与官员双重身份的宦官，如何被嵌入北宋行政体系，又如何受到制度边界的约束，进而重新理解宋代皇权与官僚政治的运作方式。

下面这篇文章，从一桩“妄传圣旨”案入手，带我们走进宦官传旨的具体场景，也由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窥见宋代制度的精密运转。

北宋元符三年（1100）二月，前宰相范纯仁在永州（今湖南永州）家中迎来一位叫蔡克明的宦官。他带来了新即位的徽宗、权同听政的向太后送来的茶、药等礼物。范纯仁已七十四岁，被贬在永州三年了，妻子去世，双目失明，疾病缠身，次子范正平等在旁照料。之前不久，范纯仁才被复官光禄卿，允许居住邓州。范家正在收拾行囊，蔡克明带来“二圣”的慰问更让范家人鼓舞——政治风向变了，苦日子大概就要熬出头了。蔡克明宣读了二圣的口宣，范纯仁拜受后，二人聊起了家常。蔡克明先是说二圣知范纯仁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虚位以待”，只是身边还有些小人“阻隔相公”，故不能马上召用为相。又问范纯仁的眼疾如何，哪个医生医治。一番话直听得范纯仁感激涕零，顿首而谢。蔡克明接着问，新皇帝做了些事，民间有何反应，又说以后有不便事可直接上奏告诉皇帝，还问起去邓州的安排等。临出门时，蔡克明对范纯仁说，临行前皇帝与太后反复嘱咐我转告：“甚知相公是直臣！”范纯仁又一次感激涕零，难以自已。一年后，范纯仁便去世了，这段对谈被记录在其门生李之仪所作《范忠宣公行状》之中（《范忠宣公文集》卷二〇）。围绕这些话的真实性，在范纯仁身后引出了风波。崇宁年间（1102—1106），在蔡京的操纵下，范正平、李之仪、蔡克明全部下狱。其中，蔡克明的罪名是妄传圣旨。那么蔡克明假传圣旨了吗？还是李之仪在行状中夸大其词了？为什么几句寻常的寒暄会触怒当政者？下面我们从党争的形势、宦官传旨的制度两个方面做一番解读。

范纯仁是名臣范仲淹的次子，在哲宗朝曾两度为相。首次入相在元祐三年（1088）四月，次年六月即罢。当时英宗的皇后高氏以祖母的身份垂帘，旧党主政，基本推翻了神宗新法。与政策转向同步的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士大夫集团内部分裂迅速加剧。范纯仁算是旧党中的温和派，始终主张弥合裂痕。但以当时的情势，事已渐不可为。元祐四年，贬在安州（今湖北安陆）的新党旧相蔡确被揭发在车盖亭题诗谤讪高后。高后盛怒，文彦博、吕大防等主张将蔡确贬至岭南，并要借势扩大打击面。范纯仁在帘前反复开解高后，猛药治病，不能无损，当务宽厚，否则伤恩。又上疏提醒哲宗，不要过分分辨党人。范纯仁的努力不仅无济于事，反被谏官攻击与蔡确结党，不得已求去位。元祐八年七月，范纯仁再次入相。两个月后高后去世，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立绍述其父新政之志，新党开始主政。从元祐末到绍圣初，吕大防、苏轼、苏辙等元祐旧臣陆续外放。范纯仁亦自请去，改知颍昌府（今河南许昌）等地。新党的报复不断升级。蔡确于元祐八年死于岭南贬所，现在新党也要将吕大防贬去岭南。范纯仁苦谏哲宗不得，反受牵连落职知随州（今湖北随州）。他在随州任上时，忽有一天双目失明。他上表请求致仕，却被宰相章惇进一步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离开封越来越远，离岭南倒是越来越近。党争走向极端之后，温和的中间派反而会变成最边缘的人，他们的处境是艰难的，更是孤独的。

蔡克明带来的茶、药用银盒装盛。这些礼品算是一个信号，它们是唐宋君主慰问臣僚的常见礼物。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又逐渐发展出用药材熬成养生汤作为保健饮料的习俗。在世俗和禅林生活中，茶与药都是一组固定礼物。渐渐地，茶药也成为皇帝赐予臣僚的政治礼品。后唐时还依照官员品级制定了赐予的标准（《旧五代史》卷四〇）。宋代，皇帝派遣宦官对臣僚传宣抚问并配合茶药礼品已经固定化、等级化。茶药以金盒、银盒盛装，分一百两、五十两、三十两不等。

蔡克明的身份也是一个信号。皇帝赐予臣僚礼物时，所派遣的宦官品级高低也有讲究。蔡克明此时的官衔并不清楚，但应该还不是知入内内侍省、押班、勾当御药院等地位最高的宦官。然而他毕竟是个宦官，代表了皇帝个人向范纯仁传递信息，而不是宰相或者其他人。这和之前给范纯仁叙复官职的意义完全不同。

与茶药礼物配套的，是中使传宣抚问的仪式。宦官手持传宣文本，大声念“有敕”。承接者下拜。宦官开始宣读口宣正文。念毕，承接者再拜。蔡克明当时念的是什么，史料没有记载。一般来说，传宣词是以君主口气发出的慰问与勉励。传宣词通常由翰林学士草拟，以四六文，或以散文写就。虽然它也是有文本的，但主要是用来当场念的。呈现口头宣读的形式仍是其基本功能，所以又叫“口宣”。皇帝给臣僚个人的书面批复、赐诏也多由翰林学士草拟，但它们和传宣词是不同的东西。比如范纯仁元祐八年第二次拜相的制书是由时任翰林学士的范祖禹起草，收入其《范太史集》卷二九中。当时，范纯仁得到任命后照例多次辞免。哲宗也照例屡下赐诏不允其辞免。对范纯仁辞免第二表的批答，也是由范祖禹草拟：

昔周、召之相成王，实为左右；平、勃之辅文帝，系其安危。若游大川必得舟楫，若作巨室必勤垣墉。卿名誉之隆，洽闻远迩，谋猷之益，夙罄忠嘉，同寅协恭，属在耆德，成命不易，无劳执谦。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 

批答由李永言带去，经传宣仪式，交到范纯仁手上。传宣仪式上李永言宣读的词也是由范祖禹草拟的：

卿鼎槐旧德，柱石时才，已颁涣恩，诞告中外，往钦厥职，毋复固辞。今差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李永言赐卿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想宜知悉。 

两者传达的意思是一致的，用的也都是皇帝个人的口气。但前者是文本，后者是口头传达。但为什么要将口头传达也文本化呢？部分是为了仪式的郑重，部分也是为提防宦官假传圣旨。口宣词中还常常包含礼品的清单，承接者可据此清点物品。

可见，无论是茶药礼物、传宣抚问，都是些表面文章。它们有着皇帝私人礼物、私人慰问的外壳，但模式化的礼品、代拟的文辞能传达多少真情实意呢？对普通臣僚来说，笼统的皇恩和皇帝本人的态度他们分得很清楚。对皇帝来说，真要是有私密的信息也不方便经翰林学士之手落实在赐诏或者口宣文字上吧。

蔡克明对范纯仁提到了二圣“虚位以待”。对宋人来说，凡是涉及拜相的事，都十分敏感。拜相是“大除拜”，和立皇后、立储君属于一个级别。拜相前一天晚上，皇帝才会在内东门小殿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提出新相人选。翰林学士当即锁院草制，次日清晨朝堂宣读（《铁围山丛谈》卷一）。一般来说，外朝臣僚只有在朝堂听宣的那一刻才知道新相是谁。即便皇帝先向臣僚透露大用之意，也要用较为私密的方式。比如宋太宗用吕端为相前，写钓鱼诗“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以姜太公垂钓之“磻溪”暗示大用（《宋史》）。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范仲淹与韩琦等在西北宋夏战场上声名日著，仁宗分别派宦官传宣，直接说等西北战事稍宁，就请你们来中央任宰执。年轻的皇帝还反复剖白心迹，强调这是“特出朕意”，并非别人推荐。韩、范二人受宠若惊，在谢表中全文照录了宦官的原话，算是覆奏求证。当时的仁宗，或许是受到对夏战争不利的刺激，一时任气，真心希望能依靠声望日隆的韩、范二人迅速推行改革，也或许是故意用高调的表态顺应士大夫舆论。庆历新政后来雷大雨小，不了了之，这也与开局时仁宗对韩、范期待过高，以及君臣的高调搅动了惯常的政治气氛有关。

那么除了赐诏、传宣、写诗，君主还有什么私密的方式传递信息呢？传宣抚问前，在礼品盒中塞东西也是一个办法。比如天圣初，仁宗尚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刘太后有再相时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的王钦若之意。王钦若当时是个有争议的人选。刘后就先将小皇帝练书法所写“王钦若”三字放置于汤药盒之中，又令宦官传宣召见。待宣麻之时，群臣不知，王钦若却已至阙下（《宋史》）。蔡京在政和间（1111—1118）第二次入相，徽宗也是先派宦官去杭州传宣赐茶药给他，特意在盒中放了个大玉环（《老学庵笔记》卷九）。此外，传宣仪式之后，宦官会与臣僚喝茶寒暄，一些信息就可以聊家常的形式传递出来，这就是“密谕”了。表面上看，这些密谕不落于纸面，是皇帝、宦官、臣僚之间口头单线联系。这样，似乎就有了宦官歪曲作假的空间。有些臣僚会在谢表中照录宦官在寒暄中的传话，覆奏以求证，这是一道关防。比如仁宗传宣韩、范，表示即将大用，又让宦官嘱咐他们物色人选以自替。前者是正式传宣的内容，后者是寒暄时的话而已。韩、范在上表中全部照录，且二人所录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但并不是所有臣僚都如此，也不是所有密谕都适合录在表章之中。蔡克明在寒暄中的密谕为什么那么敏感，会令其逮捕下狱？他真的歪曲徽宗与向太后的意旨了吗？

蔡克明这次传宣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但元符三年（1100）二月的时间点很特殊。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符的七年间（1094—1100），新党执政，元祐旧党被打压与清算。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去世，年仅二十四岁，膝下无子。当时的太后是神宗正室向氏，哲宗及其诸弟都不是她所生。向太后选择了端王赵佶即位，即徽宗。定策之际，唯一的宰相是新党领袖章惇，他明确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章惇支持的人选是简王（徽宗即位后改封蔡王），比端王还小了一岁，理由更不充分。且简王是哲宗的同母弟，也是哲宗生母朱太妃的孩子。章惇早已通过宦官与朱太妃结成联盟。站在向太后的角度，当然不希望两个皇帝都是朱太妃的孩子，更要打压日渐跋扈的章惇。故向氏弃简王而选择略长一岁的端王是很自然的。

徽宗初即位时已十九岁，本无需太后垂帘，但他知道自己在宫朝内外根基不稳，特意请向太后垂帘听政，同时定下弥合新旧的中间路线。徽宗首个年号“建中靖国”正是这一路线最鲜明的标识，故有“建中之政”形容徽宗初年较为清新的政治空气。哲宗去世时，朝中只有章惇独相，他是较为激进的新法派。徽宗即位后，即以旧党的温和派——韩忠彦（韩琦长子）为执政，不久即令其正式入相。向太后曾说，臣僚要分是非，而不用分别熙丰、元祐还是绍圣之人。徽宗也有类似的表述。韩忠彦说：“法无旧新，便民则为利 ；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西台集》卷一五《韩忠彦行状》）从建中之政的风向看，徽宗与向后虚相位以待范纯仁——这个旧党温和派是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说，政治上他们至少把范纯仁当作宰相人选之一吧。但范纯仁失明几年了，显然不具备再相的身体条件。因此，也可能他们只是借传宣，派蔡克明探察范纯仁的身体。元符三年二月的这次传宣后，范纯仁被逐步叙复，脱着病躯，离开封越来越近。到七月，徽宗赐诏书令范纯仁赴阙。范纯仁手捧诏书，泪如雨下：“上果用我矣。”但他随即表示身体不行了，请老罢归。徽宗则敦谕赴阙，派医官诊视等，还对辅臣说：“范纯仁得一识其面足矣。”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初二，刚刚过完新年的范纯仁在熟睡中去世。第二天，向太后也去世了。“建中之政”开始迅速调转。

“建中之政”的基础本就非常脆弱。一方面，党争是士大夫集团的内部分裂， 一旦开启，从来都是激化容易弥合难；另一方面，徽宗与向太后的联合是暂时的。两人的政治倾向并非完全一致。张邦炜先生曾说，宋代太后垂帘听政，从宋真宗刘皇后、宋仁宗曹皇后到宋英宗高皇后、宋神宗向皇后，大体都遵从“祖宗家法”；凡皇帝君临天下，从宋英宗、宋神宗到宋哲宗，一般都主张变法（参张邦炜《关于建中之政》）。向太后强调不分新旧，但显然不喜欢章惇，对元祐旧臣有更多同情。宋徽宗在即位之初，根基不稳，只是配合向太后，很多决策未必是他个人意见。他当然也讨厌新党的章惇，但主要原因恐怕是章惇没有在定策时支持他。徽宗已经成年，向太后没有长期垂帘的合法性，两人的联合不能持久。向太后垂帘六个月即还政，次年正月去世。这时，徽宗的个人倾向逐渐清晰。建中靖国的年号仅用了一年，就开始了崇宁元年。崇尚熙宁，没有比这更明确的信号了。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罢相，朝廷定苏辙以下五十馀人不得在京师任职。曾布在为徽宗所草的诏书中说：“昔在元祐，权臣擅邦，倡率朋邪，诬诋先烈，善政良法，肆为纷更。”更大规模的清算与打压的序幕拉开。同月，蔡京入为执政。闰六月，曾布自己被蔡京等排挤而罢相，且被攻击为“元祐党人”。七月，蔡京终于成为宰相。不久，朝廷编制元祐党籍，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包括范纯仁等赫然在列。

范纯仁在政治风向再次反转之前，带着被拨乱反正的欣慰早点离世是一种幸福。据说他去世前嘱咐葬礼务从简约，又预先口述《遗表》令家人写就。其中谈到贬谪永州和元符三年正月得到传宣时的心情：

万里风涛，仅脱江鱼之葬；四年瘴疠，几从山鬼之游。忽遭睿圣之临朝，首图纤介之旧物，复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无复仰瞻于舜日；身犹可勉，或能亲奉于尧言。 

在自己“气息仅存，泉路非遥”之时还劝谏徽宗“深绝朋党之论”，以及为高太后平反等事。范纯仁过世后，门生李之仪为其撰写行状。行状是臣僚死后，其亲友或者门生故吏叙述其生平事迹的文字。有了行状后，可以再请专人据此撰写墓志铭。行状还要上于朝廷，是礼部议定其谥号，以及未来编撰国史的依据。李之仪怀着极高的敬意铺叙了范纯仁的生平，文字很长，在今本《范忠宣公文集》中占了两卷有馀。蔡克明传宣与密谕的内容也一一记录。文中反复提及徽宗曾有意大用范纯仁，还说徽宗听到噩耗后“为之出涕泣，叹恨不得用公也”。读到范纯仁的遗表后，更是沉痛，表示将“不负公之嘱”。徽宗的表现他是从何得知？他的记叙怕是多少有些水分的。若按照“建中之政”的风向发展，没有崇宁反转的话，这些记录有水分也无妨，甚至会变成君臣相得、重建元祐的美谈。但在崇宁倒转之后，这些记录反而成为徽宗与新党正要推行的“新政”的妨害。在蔡京的授意之下，范正平被人告发矫撰父亲的遗表，李之仪被告发在《行状》中妄载二圣“虚位以待”的密谕。范正平、李之仪连同宦官蔡克明都被下御史台审讯（《宋史·范正平传》）。据说蔡京拿范正平下手，还因为有私怨。绍圣中，范正平为开封尉，向太后有亲属侵占民田被告。时任户部尚书的蔡京本想袒护向氏亲属，范正平却秉公执法，得罪了蔡京。范正平赴狱前，其弟正思说：“父亲去世，哥哥正在忙着父亲下葬的事，《行状》明明是我参与修订。”范正平表示要独当其罪，使家人得免。

范正平与李之仪在御史台被“捶楚甚苦”，几乎就要服罪了（《宋史》）。蔡克明却说了一番话：

旧制，凡传圣语，受本于御前，请宝印；出，注籍于内东门“遣使受圣语籍”。（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156—157 页。又参《宋史》）

    
也就是说，宣读口宣以外的“密谕”内容并不是外人所见的口头传达那么简单，而是蔡克明当面从皇帝处得到盖了御宝的圣语本。这个圣语本一直由他保存，传达后不交给范纯仁，也不返还给皇帝。传宣之前他又在内东门登记了将要密谕的内容。北宋内东门在崇政殿外东南角，相当于禁中与外朝日常沟通的关口。内东门司是重要的宦官机构，禁中与外朝无论人物、文书、物品的进出多要经过它（《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八）。于是，朝廷派人去蔡克明家搜查，果发现“传宣圣语本”，内容与《行状》所载相符。圣语簿盖了皇帝御宝，显然是请了圣旨。再去内东门与“受圣语籍”核对，内容也相同。至于《遗表》，范氏兄弟在范纯仁去世前就已经誊录一份预先寄存在颍昌府。朝廷将其取来，与范纯仁去世后进呈的版本核对，完全属实。这说明《遗表》确然是范纯仁身前认可的（《邵氏闻见录》卷一四）。狱虽解，范正平还是被羁管象州（今广西象州），李之仪羁管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蔡克明编管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后三人均入元祐党籍。

这个案子在剧烈的党争风暴中只能算小风波，但其细节仍值得品读。蔡克明作为一个宦官，利用制度规定为自己申辩成功，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而这套制度本是为了防止宦官假传圣旨而制定的。

两宋历来被认为是内臣不干政，无阉祸的时代。惩晚唐之弊，防范阉患是宋初君臣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主要目标之一。各种细致入微的防范措施，到北宋中期已渐渐沉淀为“祖宗之法”，是普遍遵循的习惯。宋人也颇以此为傲。实际上，在唐代阉祸之后，五代在是否继续使用宦官的问题上曾经历过一段反复。北宋建立后反而全面启用宦官，而且两宋宦官参与的事务一点都不比唐代少。宋代宦官之所以在历史上显得没有存在感，是因为宋代使用与限制宦官相对得当。具体到宦官传递圣旨环节，宋制之细密的确令人瞩目。传统帝制下，协助君主处理章奏、传递圣旨的这两个环节最容易生成窃弄威权的个人或群体。宋代皇帝较为正式的诏敕或者旨意主要由翰林学士草拟。禁中批出的御批、内批等部分由君主亲为，部分由尚书内省的女官协助完成。女官一般只负责代批，宦官只负责传递，程序上的切分同时限制了两者作弊的可能。而在传旨的环节，大多数旨意，甚至包括口头宣读的传宣，都已经文书化，宦官也没有做手脚的空间。传宣仪式之后的闲谈密谕看似是纯口头的传达，实际却有加盖御印的圣语本为依据，内东门又有登记。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系统里，传旨的宦官被严密限制在传声筒的角色之上。宦官能发挥作用，存在感又能相对比较低，这对皇权当然是最大的利好。评价一项制度的好坏决不能以细密与否作为标准，但宋代确实在唐代的制度基盘上通过更细密的设计克服了前代的遗留问题。而从长时段来看，这正是中国古代皇权在长时间进化中的一次较为成功的自我完善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