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9-21 15:10:28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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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9年，孔子第四十八代孙、衍圣公孔端友（1078—1132）扈跸南渡，宋高宗赐其家于衢州，是为孔氏南宗之始。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更是对浙江、对衢州产生重大而深远文化影响的一个事件。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孔子（图1）最令人景仰之处，在于他虽遭逢“王纲解纽”之时，处于颠沛流离之际，却仍能“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怀抱生活共同体与文明共同体之公共的整体秩序意识而进入历史，“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自己全部的现实生命活动转变为历史意识的当下绵延，而使自己的存在转进“文明以止”“天下和平”的永恒价值世界。孔子用他七十二年的生命活动如实展现了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深刻体现了存在与价值同一的独特价值理念与信仰，也为中国文化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关于个体生命存在与人格圆成的理想之路。此后的数百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历经多重变革，在很大意义与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春秋以来各种学说进行了一系列的淘汰、拣择、验证、重置，终于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天—地—人三才共构、共生的共相秩序与和谐，被确认为共同体之公共文明的至境，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价值根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学事实上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文明及其生活价值导向的内在保证，是“中国”在文化与价值维度上的集中体现，因此，保留“儒学”也就是保留文化与价值的“中国”。从这一维度来看，十二世纪前半叶宋高宗因“中国”夷陵而南渡，虽从单纯政治意义上看，南渡的行为是北宋王朝失败的标志，但在文化“中国”的传承及其价值体系保持完整性与统一性意义上看，南渡却又是对中华文明正脉、对以儒学为基原的价值正统的坚持与维护；南孔肇始于衢州，则衢州便成为特定时代语境之下的狭义上的孔氏家族繁衍地，中义上的儒家文化保留地，广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原生价值的赓续绵延之地。

史料都记载了建炎三年高宗赐孔端友（图2）家于衢州，但为何将其安置于衢州，史载未详。今人大抵以为高宗是出于安全考虑，要确保衍圣公所携孔子与亓官夫人楷木圣像等圣物的安全。衢州交通便利，而又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是保存圣裔与圣物安全的理想之地。在宋金本来就处于战争中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从安全角度来谈论类似于安置孔氏这样的决策，总是显得有据可依，大抵不错的。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既然处在战争状态，衢州虽然较杭州更为“内地”一些，但并不见得就真的安全。衢州地处浙、皖、闽、赣四省边界区域，在军事意义上，控扼衢州，在很大程度上就控扼了四省，因此衢州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仅举例来说，就在建炎三年，“苗刘之乱”起，由杭州一路向西，衢州同样被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中华书局，2013，552—553页、560页）。稍后的绍兴年间，衢州也曾因俞七俞八“作乱”而陷入混乱。从当时的历史实迹来看，仅仅以安全来解释安置孔氏于衢州这一事件，窃以为至少是不全面的。

除了一个“安全”因素，窃以为将孔氏安置于衢州更为重要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应当引起重新关注：一是衢州本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足以充分支撑儒学并在现实性上使之相得益彰；二是衢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足以为儒学的广域传播起到关键作用。如果前一点是历史原因，则后一点便是历史与现实叠加之后而形成的原因。

衢州古代属会稽郡。有“姑蔑之墟”“太末之里”，因有韩愈撰《衢州徐偃王庙碑》的清晰叙事，徐偃王“惟道之耽，以国易仁”的宽厚正直，在传统意义上就成了衢州文化的底色。按照史料的记载，东晋清谈名家、中军将军殷浩，素为桓温所忌，因上书得罪，被废为庶人，徙于东阳之信安（今衢州衢江），直至永和十二年（356）去世（参《晋书 ·殷浩传》）。殷浩虽非衢州本地人士，却是侨寓衢州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到了唐代，史载陆宣公贽也侨寓衢州。《天启衢州府志》卷一一《人物志·侨寓》：“（贽）贞元间往江南，见衢山水之胜，欲居其地，买田千亩，择城西为宅。后贬忠州别驾，乃以前田给祥符寺。十二世孙陆宁监西安银场税，因家于菱塘，以承宣公之志。 ”陆贽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政以德，所行皆本于仁义，号为贤相楷模。不论陆贽侨居衢州是否为真，但在传统意义上，衢州当地人是视之为真实事件的，因此其也就必然在衢州文化史上产生有意义的重要影响。北宋赵抃公忠正直、廉洁清明，实为古代儒家政治理念主导之下以个体精神参赞化育而对越在天的楷模，在衢州地域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意义上，正可以视为对陆贽之政治理念及其精神的再度实践与重光。


北宋学风转向，而当其崛起之初，衢州便有知所向方而从学者。今史料所见，最初从学于安定胡瑗的衢州学者，当是开化县的周颖、常山县的祝常。理学兴起之后，最早接受程门学说的人，则是江山县徐存以及柴禹声等人。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衢州历史文化底蕴的丰厚及其知学向学已然形成传统，使得衢州虽在地理上处于“后方”，但在文化上其实居于“前沿”。正因此故，民间学术文化意识同样浓厚。谨举一例以明之。史载：“自渡江，国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献《太祖实录》《国朝宝训》，诏授下州文学。后八九年，而国书始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三， 920—921页）这里的所谓“至是”，是指绍兴元年（1131）三月。若非文化意识之深、积累之厚，布衣何克忠缘何能献《太祖实录》《国朝宝训》？此正可见衢州文化气氛之浓厚，非但仅限于知识界而已，实在是已然体现为一种普遍的平民意识了。

衢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它具备了他处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衢州不仅为浙、皖、赣、闽四省交通之枢纽，而且由“行在”而连通两湖、两广，衢州也同样具有独特优势，不论商旅往来，还是政务、文化活动，衢州均为交通优选之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若把衢州作为一个文化信源地，那么由它所产生的文化辐射与覆盖作用，在南宋独特的地域环境之下，实在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也是不可取代的。

就上述历史与现实、文化与地理等多重因素来作综合观审，窃以为安置孔氏于衢州，实在是南宋朝廷一个具有多向度综合考量的重大文化决策，而不仅在于维护孔氏宗族的安全而已。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要显著地体现对儒学的崇尚，从而进一步彰显北宋以来文化策略的连续性与一贯性。就衢州而言，此地原本文化气氛浓厚，南宗孔府的入驻，使之成为“东南阙里”，显然进一步激发了衢州本地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强化并显化了地方文化力量，逐渐使衢州成为东南区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一个中心地。


北宋以前衢州所含蓄的文化底蕴，随着宋室南渡与孔府南迁，在特定的时代政治与学术文化语境之下，逐渐显化为一种与其时代实况相契合的学术取向与精神气质。在自然地理上，衢州是连通南部诸省与“行在”（杭州）之间的主要通道，而在文化地理上，衢州并不属于“下三府”（杭、嘉、湖）文化圈，而是属于“浙东”文化圈。所谓“浙东”，即两浙东路，主要指浙江（钱塘江）以东区域，由“上八府”所构成：金华、衢州、严州（建德）、处州（丽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众所周知，南宋的乾道、淳熙时期（1165—1189），是思想文化最为发达的时代。学者们承北宋统绪，从不同方向切入，皆试图将传统学说贯彻于现实问题之解决，正因此而有“学统四起”的基本格局。此基本格局中的荦荦大者，则必推朱熹之“理学”、陆九渊之“心学”，以及“浙东学”，这三者分别代表了特定时代政治与思想语境之下，对于以儒学为典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涵的不同理解维度及其价值转换方式。长期以来，人们无不重视朱、陆二学，但对“浙东学”仅视之为“事功之学”，对其价值其实是严重低估的。究实而论，“浙东学”既能在学理上统摄朱、陆，又能在价值层面上兼摄朱、陆，是从历史维度对儒学的重新建构。“浙东学”的学术底色或本质，就今天的学术视域来看，应当称为“历史哲学”。惟“浙东学”别为二支：金华以吕祖谦为代表的一支，更为重视人物的历史活动；永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一支，则更为重视制度的历史沿革。婺中学术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主体作为历史性存在是必须在现实生存中实现其本原价值的，因为“现实”只不过是“历史”的当前绵延形式，它们具有实质上的同一性，故“历史的”价值便同样是“现实的”。因此，婺中学术大抵重视心，把“心”作为主体精神的内在独觉，至少从范浚开始，即以“觉”解“学”，认为“学者，觉也。觉由于心，心且不存，何觉之有”（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一七《存心斋记》，《四部丛刊》本）。吕祖谦则明言“史，心史也”。不论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还是人物活动的历史事实来看，衢州与金华都体现出更多的文化共性，因此在一般意义上，

衢州同样属于“浙东学”的一个主要区域，并且与“心学”主题相关的内容体现得相当显著。

“理学”“心学”“历史哲学”皆发源于北宋诸子。南宋时，衢州学人中最早具有理学自觉的人，当推徐存与柴禹声。徐存，字诚叟，江山人。他与同乡柴禹声一起，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从学于杨时，是二程的再传弟子。史载其“隐居教授，执经门下者千余人”（《天启衢州府志》卷九《人物志 ·理学》）。朱熹往来，曾拜访徐存，对其学问甚为佩服。徐存著有《六经讲义》《中庸解》《论孟解》等著作，惜今不传。与其同时的柴禹声，字元振，受业于杨时，屡魁乡荐，为学者所宗。徐存的弟子则有周贲、周孚、柴卫、郑升之（以上江山人），郑雍、陆律（以上西安即今柯城区人），江泳（常山县人）等，皆著名于当时。

南宋学术盛时，龙游有夏僎（生卒年不详），字元肃，号柯山，登淳熙五年进士第。早年曾师从著名理学大家蔡元定，以《尚书》研究见长，著有《尚书详解》（亦称《柯山书解》）二十六卷，传于世。该书基于孔安国、孔颖达，以及苏轼《东坡书传》、林之奇《尚书全解》、程颐《书说》、张九成《尚书详说》等诸儒之学，博采众长，融液贯通，出以己意，颇见苦心孤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夏僎在学术上已有自己的主旨：“常语其徒曰：‘文虽小技，自有上达之理，但为科举所累，故判本末为两途耳。 ’”（《浙江通志》卷一七七《人物下 ·儒林下》，四库全书本）这表明他以“下学而上达”为学问宗旨，而下学即所以为上达，不得分“下学”与“上达”为二途。重视实践，强调学术价值的现实转换，主张在现实性上挺立人格自主的健全，正是南宋“浙东学”的一种本质精神。

南宋时的衢州，不仅是杨时“道南学派”的直接传承地，并且也因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朱熹、吕祖谦等不同学派的思想交融之地。如开化人江介，字邦直，隆兴元年（1163）进士，曾师事徐存，又与朱子讲明理学。官数郡，皆有惠政，士民为绘像立祠。又有邹补之，字公兖，也为开化人。他直接受业于朱熹、吕祖谦，登淳熙二年进士第，判江宁府，颇有政声。著有《春秋语孟注》《兵书解》《宋朝职略》等书。到了明代，衢州又成为阳明学的直接传播地。如江山人周任、周积兄弟，以及徐霈、方应祥等等，或亲炙阳明，或传其学绪，皆为一时之选。

南宋之后，由于南宗家庙（图 3）的设立，衢州进一步激发出了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其向学之风浓厚，不仅事实为“道南一脉”的直接传承地，并且又是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三位南宋学界领袖的讲学之地与思想融合之地。就文化地理来加以考察，衢州在南宋之后所展现出来的学术性格，与吕祖谦以及陆九渊的学术取向体现出更高的亲和度。衢州是阳明先生的过化之地，同样也是阳明心学的繁荣之地。周积正是最后见证了阳明先生“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之遗嘱的人。从有关史料记载来看，衢州本地学人，较多地聚集于江山、常山、开化一带，正说明了这种融合在地缘上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中心、文化重心的南移，衢州原于其固有学蕴、孔府入驻以及朱、吕、陆、王诸子之交相过往等多重效应的相互叠加，“东南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献之邦，而为“东南儒学”之重镇。今天，对于“东南儒学”之渊源流变、文化效应及其现实价值，还需要加以进一步发掘梳理，这非但有益于地方文脉的显化，也能看见真实体现“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的独特文化效益。当然，这一任务显然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承担，较为体系化的进一步梳理，请俟诸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