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8-12 13:53:54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柔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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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廷的惨败告终，迫使其于长江中下游增开通商口岸。
次年，九江开埠。正在江西任职的夏燮（1800—1875）奉差前往，参与设关、通商等事务。此次任职期间，他常到洋关翻阅报纸。一次，他偶然发现税务司案头存有英军从广东掠得的档案。借抄不成，他便每天到访，逐页手录，获得了揭露鸦片战争后广东地区中外冲突内幕的关键材料。
夏燮，这位被誉为“兼深史学，留意时务”的晚清官员，显然不是远离现实的书斋学者。目睹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外敌的步步紧逼，痛心于清廷的应对失当、军民的殉难牺牲，他数度克服朝廷和外方的阻碍，借职务之便广辑材料、见闻，先后写成《中西纪事》《粤氛纪事》，直指眼前的困境与危局，尽显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但与此同时，他又耗费二十余年搜集、比勘数百种明代史籍，编成了一部共一百卷、约二百万字，以编年体详述明代三百余年历史的《明通鉴》，于1873年刊刻问世。

一个目睹晚清内忧外患、始终关心现实的人，为何倾尽心力，为一个已经灭亡两百余年的王朝著史？

答案或许就藏在他所处的时代里。


鸦片战争后，清朝面临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外交失利、财政困窘、海防废弛、地方治理失序，种种问题接连显露，原有的政治与知识秩序也受到冲击。

19世纪，法国画家绘制的“八里桥战役之夜”（Le pont de Pa-Li-Kiao, le soir de la bataille）铜版画。描绘清军在英法联军炮火猛烈的攻击下，伤亡惨重 
面对危机，一批士人重新提倡“经世致用”。他们研究海防、边疆、财政和域外知识，也开始重新审视那些长期被奉为定论的官方著作。对他们而言，学问不应只停留在字句和音韵之间，还应帮助人们认识现实、回应现实。

夏燮正是其中一员。

他继承了乾嘉学者重证据、辨异同的治学方法，却并未埋首故纸、不问世事。他更关心的是：一个王朝为什么会陷入危机？制度积弊如何逐渐形成？面对内忧外患，政府为何会失去调整和修复的能力？面对外族入侵，应如何鼓舞人心？

这些问题指向十九世纪的清朝，也促使他重新审视、书写明朝的历史。


早在乾隆年间，清廷官修《明史》便已刊行问世。这部书自开馆纂修到最终问世，前后历时近百年。作为官修正史，它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对明代历史最为权威的记录。


然而，《明史》采用纪传体：帝王事迹写入本纪，重要人物各有列传，各类制度则分列于志。这种体例便于分别了解人物和制度，却厚重难读，也难以呈现同一时期的朝政、边防、经济与地方社会如何相互牵动。

对于纪传、编年优劣，历代史家也都有洞见。如唐代刘知几《史通》便赞纪传体内容全面、“洪纤靡失”，但也失于繁琐重复，使同一史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而编年体虽然不如纪传体详备无遗，但胜在脉络清晰，“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北宋司马光更是开创性地打通历代纪传体正史，编成纵贯中国古代1300多年历史的《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成为后世史家、学者效仿的典范。

夏燮虽赞《明史》叙事详核，但亦指出：

“前明一代关系之大事，非《通鉴》不足以经纬之。”

因此，他选择以《资治通鉴》为范本，用编年体重写明史，把散落在官私著述中的史料重新放回时间框架之中，通过年月相续的记载使人物、事件和制度之间彼此关联，全面展现出一个王朝的治乱兴衰的变迁历程。

他也延续了司马光严谨治史、编写《资治通鉴考异》的做法，把存在分歧的记载和自己的取舍依据分注于正文之下，既保存了诸多珍贵史料，也为后世进一步的考订留下了线索。



谈起明朝灭亡，人们常常试图找出一个最该负责的人：是荒废朝政的万历帝，是宠信宦官的天启帝，还是无力回天的崇祯帝？是魏忠贤，是东林党，还是李自成？

《明通鉴》给出的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夏燮广泛搜集《明史》、《明会典》、奏疏、实录、地方志、文集以及数百种私家著述，所关注的不只是宫廷政争，也包括礼制、刑政、漕运、军事、税赋等制度的长期变迁，以及各种弊端的不断积累、恶化。在书首的《义例》中，他便明确提出：“有关于一朝之治乱之源者”，都应按时间顺序加以梳理，“务使脉络分明，条理综贯”。

同样，他在行文间特别留意严刑峻法、吏治整顿、君臣沟通等关键问题，也保存了大量揭露积弊、主张改革的奏疏，展现出对前朝决策得失、施政教训的深刻关切。

全书的起止也体现了夏燮对明史的理解。

《明通鉴》由前编、正编和附编三部分组成。前编从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写起，详述了太祖的肇业历程；正编则贯通了洪武元年（1368）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十六帝的历史。

然而，本书的记述并未止于北京城破，崇祯自缢。虽然首都陷落，但此后弘光、隆武、永历诸政权相继建立，以复兴大明为己任的各方势力仍在活动。夏燮将南明诸政权及抗清史事编为《附编》六卷，表明在他看来这段历史实为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书中增入的各路慨然殉国的忠臣义士的事迹，也寄托了他鲜明的同情与敬意。

不过，身为清朝官员，夏燮在体例安排上仍须顾及清代的正统秩序。为此，崇祯十七年五月以后，《明通鉴》改用顺治纪年，但创新性地以小字注文保存南明年号；对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政权，也概不书“伪”。


对于《明史》中记载简略或有所隐没的南明史事，夏燮则广加搜辑、补充考订，使全书纪事延续至康熙三年（1664）张煌言殉难，以首尾完整的记录，将明朝的覆亡还原为一个曲折延续、逐步收束的历史过程。


面对十九世纪的现实危机，夏燮试图以一人之力、廿载之功，在浩繁史料中分辨异同，重新梳理前朝三百余年的历史脉络，从政局和制度的长期变化中追问“一朝治乱之源”。对明朝的兴亡得失的求索，正寄托着他对晚清现实危机的深切忧思。

正因如此，《明通鉴》绝不只是一部用于查考史事的史料集。循着它铺开的时间线索，读者可以看到有明一代政局与制度的盛衰变迁，也能理解一位晚清史家为何执意重整这段兴亡旧史。对于希望系统入门明史、重视史料依据与历史发展线索的读者，它至今仍是一部值得反复翻阅、长期置于案头的基础著作。

时间范围上，《明通鉴》也承续了此前“通鉴”一系著作的脉络：司马光《资治通鉴》起于战国，止于五代；毕沅《续资治通鉴》承接其后，记述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明通鉴》则续写元末至明末清初。


三部史著前后相接，大体贯通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历史，共同构成以编年体书写历代兴亡、寄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的“通鉴家族”，为历代读者提供了理解史事源流、汲取经验智慧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