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6-07-16 15:50: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徐俊

收藏

期待每一种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新书的面世，因此一直关注《晋书》修订进展，很高兴《晋书》修订本面世。回想点校本《晋书》修订启动以来的一些事情，体会到《晋书》修订过程中的特殊性，在这里谈谈“《晋书》点校修订的丰厚学术积累”这个话题。

《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十册），[唐]房玄龄等撰，聂溦萌、罗新主持修订，中华书局2026年6月第一版，780.00元。

一

首先要祝贺《晋书》修订本出版，感谢修订组、编辑组的长期努力付出。要特别向聂溦萌老师致敬。在我在职主管修订工作的时候，小聂老师给各史修订以大力支持，比如各史修订说明，我负责吸收各位专家意见改定修订说明，每次看到小聂老师的意见，都非常感动。小聂老师对中古各史从编纂到流传都有综合全面和细致入微的认识，所提问题中肯准确。而且不只是提出问题，还提供文字修改建议，甚至代拟修改文字。这一点比一些长篇大论的意见，但难以按校勘规则落实到稿子上，要诚意很多，也高明很多，也对我这样的史学门外汉帮助很大，要特别致谢。也因此《晋书》修订说明写得很扎实，很得体，我看过前面的送审稿和最后的定稿，有此体会。
也要向罗新老师致敬！罗老师功力深厚，指挥有方，带领迭经更递的修订组，长期作战，完成了艰巨的《晋书》修订任务。罗老师也是立德树人的典范，老师屈居“二作”位置，把“一作”让给小聂老师，实为难得。这让我想到田余庆先生。2007年5月，我们在香山饭店召开“二十四史”修订工作会议，之前有近一半的史书有了修订人选，还有一半没有落实，包括《晋书》和《隋书》。散会的时候，田先生特地叫我到香山饭店的大堂坐下，说要跟我说一件事。田先生说：“二十四史”点校的时候，我们北大历史系没有参加，当时周一良先生等主要忙于教材编写（也是中宣部主抓的一个重点项目），南北朝“二史八书”，都由武大、山大承担，对北大来说是个遗憾。点校没参加，希望不要错过修订。田先生建议《隋书》请祝总斌先生主持，阎步克、叶炜老师参加，《晋书》由罗新老师来主持。在田先生的推动下，当时《汉书》《晋书》《辽史》《元史》都由北大作为修订承担单位。就《晋书》而言，最终在小聂老师和罗老师为主的修订组手上完成，是承载着北大史学前辈期待的，是有师门学术传统加持的，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整理古籍，一方面是要完成一部高质量古籍整理作品，另一方面是在整理过程中锻炼培养高水平人才，为所在机构的学科建设注入实实在在的成果和力量。对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来说，为“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做出了巨大的支持和贡献，同时在学术上也应该是有丰厚收获的。

二

下面讲“《晋书》点校修订的丰厚学术积累”这个主题。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启动以来，修订工作与围绕正史编纂及版本的研究二者相互交融促进，拓展了传统史学及文献学的面向和深度，这一点在《晋书》修订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下面简单列举一下在修订过程中所呈现的学术事件。
一、首先要提到伴随《晋书》修订展开，2021年小聂老师出版了《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在正史研究方面，以历史学与文献学的结合，从修史制度到史文体例、成书因素等各方面展开研究，是别开生面的史学和文献学著作。尽管这部著作的主体是小聂老师的学位论文，但她攻读学位与她参与和主持《晋书》修订的历程是完全同步的。
二、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爽研究员与小聂老师联合主编的《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举办了国内众多中古史青年学者参加的同主题学术研讨会。这部书的重要性，体现在“二十四史”修订开展以来学术界关注到的很多新问题，议题集中于正史版本研究与文献学的新趋向和新要求（如对文本源流的重视、实物版本学等），是对学术趋势作出的及时呼应。从长远看，围绕“二十四史”修订形成的优秀学术成果，刺激了传统学术议题在新学术环境下的展开，意义深远。
三、2020年，整理本《十六国春秋辑补》（全三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晋书》修订启动后，因为《十六国春秋》与《晋书·载记》关系密切，罗新老师提出《十六国春秋》整理计划。记得我从书局图书馆借出线装书，带到朗润园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罗老师安排同学用相机翻拍了整套《十六国春秋辑补》，用作底本开始这部重要史书的整理。这期间，小聂老师撰写了长文《辑佚的加减法：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的工作方法》（《文史》2020年第一期），用六个大章节进行多方位探讨。我在微信圈转发了这篇文章，当时我说：“古籍整理与史学研究的深度融合，是近几年古籍整理学科一个新的变化与趋势，古籍整理不再是常人眼中的逗号和句号。”得到了很多学者朋友、出版同行的认同。
四、其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四种（《晋书》《北齐书》《周书》《北史》）原稿的发现。2024年8月，中华向商务正式移交奉还了这四种校勘记原稿。小聂老师撰写了《重新发现的百衲本〈北齐书〉〈周书〉〈北史〉校勘记述论》长文（《文史》2021年第二期）。2021年10月9日，借史睿老师在北大文研院主持的“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讲座”的机会，小聂老师推动发起了一场“衲本今昔：百衲本校勘手稿与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中的衲史”学术沙龙。我应邀参会，听了各位新进学者的发言。小聂老师的报告揭示出百衲本《晋书》底本多次尝试替换的曲折过程，可见《晋书》整理过程中出现周折，自有自身的深层原因。与会的其余多位学者都参加过二十四史修订工作，大家的讨论从衲史辑印校订古本的整理方式延伸到“二十四史”点校形成的古籍校勘方式，对于其间正史文本的理解与校勘思路和目标的变化，取得了更清晰的认识。

以上是我经历并记得的围绕《晋书》修订同步展开的学术事件，足以说明《晋书》修订工作的深入程度，也足以说明点校本《晋书》修订本的学术追求和实现的提升。我一直认为“二十四史”点校和修订，是一场学术接力，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三

下面让我在“《晋书》点校的学术积累”这个话题下，回到《晋书》点校过程，说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零散的事实及认识，关乎《晋书》点校本的成书过程。
一、首先要说的是赵守俨先生关于《晋书》点校的意见。这页点校意见毛笔手稿刊登在赵先生逝世十周年《书品》纪念号的封二，我没有见过原件。手稿写于1960年代初《晋书》审稿期间。笺纸主体部分九条是针对整理者而言，以直白平实的语言，清晰解说校勘边界和处理办法。如第四条：
与其他的史互校或与类书等对照所发现的问题，凡属校勘范围之内者，可以写校记，但尽可能少改。互校时着重注意人名、地名、官名、时间，不影响史实的文字出入，特别是虚字，可以不写校记。尽管有些书有渊源关系，但究竟不是一部书，不宜据彼改此。类书引文不忠实，只可参考，不能作为主要依据。
所述他书校勘原则，对现在数据库时代泛滥无边的校勘倾向，是最好的提示。再如大家非常纠结的“校史”与“考史”问题，赵先生指出“要严格区分文字的错误和史实的出入”，用“文字的错误”“史实的出入”来区分史书异文的校勘取舍标准，实践中就比较好把握了。以上针对《晋书》点校归纳的校勘原则，适合“二十四史”点校修订，也普遍适合一般古籍整理。可谓一纸道尽古籍校勘要旨，是最简明的古籍整理例则，也可以说是1991年由中华书局赵守俨、程毅中、许逸民等前辈学者集体讨论写定的《古籍校点释例（初稿）》的先声和简版。天眉所写关于编辑工作的四条（“逐条斟酌校记”，“校记引书引某家说或某本作某，须查过”，“文字不清楚的各条需修改”，“哪条是引前人的话，哪条是吴先生自己的，校记里应写清楚，不能把旁人的意见当作自己的话”），清晰地明确了编辑的职责和整理者与责任编辑工作的边界。

二、其次要说到文革前《晋书》点校责任编辑汪绍楹先生的工作。《晋书》在点校者和责任编辑之间发生过比较大的争议，但所存档案很少，难以了解。上述赵先生关于《晋书》点校的意见手札，就是为平复争议而写。我最早关注到文革前《晋书》标点情况，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的《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中册吴则虞先生给龙榆生的信札，提到“校《晋书》事，容为金公陈之”，编者注以“金公”为金岳霖，实为中华书局总经理总编辑金灿然。据信大致可以推知是吴则虞先生为帮助因历史问题处于生活困顿中的龙榆生，带他参加《晋书》点校（据同书所载信札，吴先生邀请参加标点的还有黄君坦，都是词友）。这是一个感人的温情故事，但也可以看出《晋书》点校工作存在的问题。
说回汪绍楹先生。汪先生参与过三部史书的点校——《魏书》《晋书》《隋书》，汪先生1970年去世，留下了大量书稿资料。2022年7月，中贸圣佳春拍，上拍了汪逢春、汪绍楹父子专场。汪绍楹先生书稿及档案，包括汪先生整理的《太平广记》《艺文类聚》等大部头书稿的初稿及校勘记，包括《魏书》《隋书》《晋书》校勘资料，《隋书》85卷校勘记存84卷，《晋书》存有编辑加工的详细记录，包括完整的《对校点〈晋书〉重行整理工作经过报告》手写原稿14页（如图），按（甲）审稿、（乙）加工、（丙）加工的收获、（丁）在加工中应改进的、（戊）《晋书》校记加工对其他各史校点的体验等五个方面，全面总结《晋书》校点加工的过程和得失。汪先生指出吴校为“猎奇式”校勘，并举例条陈吴校存在的问题，包括本证的疏略、前人说去取未当、异文去取不当等十三个方面。
汪先生总结说：
根据以上情况，在加工时，必须先将宋本与底本（即局本）点对一遍。再以《斠注》对勘一过，将其引用成说及加案摘录一过。再以《举正》、《校补》、《商榷》、《考异》、周校、张森楷校记、《校文》、李慈铭札记八种，每种核对一次。（因原校引用各书均系涉猎，没有全面核对。）再以《通鉴》对读一过。再以本书互证，再以他书参校。在标点方面亦必须逐句斟酌。等于对《晋书》重新校勘，重新排比长编，重新标点。
回过头来看，《晋书》点校阶段出现周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反映了1960年代初“二十四史”点校初期的情况，古籍整理的主要方式方法（校勘和现代标点）还处在试验阶段，“二十四史”点校本身也存在整理目标不清晰的状况，顾颉刚点校的《史记》就经过宋云彬返工重做，《晋书》与之类似。也有《晋书》难于版本选择和异文处理的因素。从已有研究来看，百衲本《晋书》在底本选择上就费过周折，点校本的底本从殿本改为金陵书局本，修订本换用宋本，工作中也出现过争议。客观看，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版本，各有优长瑕疵，主要看整理本的性质和校勘目标。
三、《晋书》点校本经过汪绍楹先生的审读加工，文革前未能出版印行。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重启以后，得到了重要的补救。赵守俨先生写于点校重启之际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基本情况》就《晋书》工作安排说：
点校加工人：阴法鲁、邓经元、杨伯峻、张忱石（阴、邓担任志和载记、类传；杨、张担任本纪和一般列传）。以阴、杨为主，邓、张附带解决加工问题。
完成情况：此书基础较好，目前主要是通读检查标点分段，并对校记删繁就简。可争取在国庆节前发稿。
以上计划实际工作中可能有微调，点校本《晋书》出版说明对参与整理的人员有一个最终说明：“本书点校初稿由吴则虞同志担任。载记部分，曾经唐长孺同志覆阅修改。先后参加全书编辑整理工作的，有杨伯峻、吴翊如、汪绍楹、丁晓先、张忱石诸同志。”根据《宋云彬日记》，参与《晋书》责编的还有宋云彬先生。
1971年后接手《晋书》工作的杨伯峻先生说：“直到从干校回来，重新组织二十四史校点小组，我才又拿起书本。因为我在40年代初期，对吴士鉴的《晋书斠注》用过工夫，深知它的不足和错误，便分配我和张忱石同志共同校点《晋书》。我们就吴则虞同志的未定稿加工，删繁、订误、补漏，便成为今天的《晋书》校点本。”（《杨伯峻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近年古籍文献及稿抄本大量面世，杨先生的《晋书斠注》批校本出现在了2023年海王村春拍，印证了《杨伯峻自述》的记录。
简单归纳一下，点校本《晋书》先后经历了1966年前吴则虞初校、汪绍楹重行整理，1971年后杨伯峻、唐长孺、张忱石等分工通读加工。现在又经过《晋书》修订组近二十年的系统工作，实现了升级换代的目标。
上面缕述《晋书》点校、修订两个阶段的一些学术事件和工作细节，可见古籍整理、正史校勘的曲折和难度，可见几代古籍整理者的学术追求和人生奉献。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队伍曾经的一员，愿借点校本《晋书》修订本首发的机会，向各史修订组、编辑组，特别是在《晋书》点校修订中做出很多学术贡献的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希望修订工作行稳致远，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争早日完成，成为立得起来、传得下去的新时代古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本文据作者在点校本《晋书》修订本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