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作为商人的“西伯”（臣邦），早就在有针对性地经营克商事业，大约在古公亶父时就有了鲜明的倾向。文王之妻太姒（有莘氏之女）梦中获得天帝传达的信息，文王姬昌与儿子姬发将承受商人转移的天命，“受商命于皇上帝”。文王父子开始了西周的从西伯进而克商建立王朝的过程。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只是关键之战而已。周人的自称，也就从“公”改称为“王”。  

“公”与“王”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拟通过周初的三次大分封历史，揭示西周国家形态演进的历程。

一   周人作为 “西伯” 的身份

“王”的字面意义，吴其昌认为源于“斧”（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兵器篇》，《吴其昌文集》第2册，三晋出版社，2009，41页），林沄的《说王》一文在吴其昌“王字象斧形”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指出甲骨文中最早的“王”字是“斧钺类武器不纳柲之形”。他通过比对廪辛、康丁时代甲骨文里“王”字与“戌”字的字形关联，还从读音角度佐证“王”字读音源于钺的古名“扬”的音转。同时，结合《尚书》《史记》中君主持斧钺象征征伐与治军权的记载，推断“王”的前身是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军事首长，让“王字本象斧钺”的观点得到更充分的学术支撑（林沄《说王》，《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4页）。《甲骨文字诂林》是一部汇集历代学者甲骨文释义的权威类书，其中“王”字条专门整合了不同时期学界对该字的解读，姚孝遂在条目中撰写按语云：“吴其昌以‘王’本象斧形，林沄进一步加以申论，说皆可信。”（中华书局，1996，3278页）大约因为这个缘故，考古学家在良渚遗址的墓葬中发现反山首领墓中既有兵器玉钺、又有礼器玉琮，就推断这个首领应该是“王”。

良渚文化有着成熟的玉礼器体系，不同玉器对应明确的权力象征意义。反山12号墓出土的巨大玉琮（号称玉琮王）重达6.5千克，上面雕刻着八幅精致的神人兽面神徽，而玉琮在良渚社会是祭祀天地的重要礼器，是神权的中心载体，其复杂的神徽图案更是礼制与信仰统一的体现。墓中同时出土的完整玉钺（号称玉钺王），是唯一一件刻有神徽图案的玉钺，钺由斧演变而来，在良渚时期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代表着世俗的王权与军权。神权载体玉琮和军权象征玉钺同出一墓，意味着墓主人同时掌控着精神统治权与军事、行政统治权，这正是“王”所具备的集多重最高权力于一身的核心特质。

那么周人建立的是什么“国”呢？或者说，“西伯”对于商王是什么身份？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于省吾、林沄认为，商朝是一个联盟制政治实体，齐文心、葛英会甚至发现，部族首领也可以称“王”。这些观点受到了王宇信、徐少华的质疑，他们在《商代国家与社会》中认为商王是天下的共主，“商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诸侯拥有一定的支配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49—569页）。但是，从文献描述的情况看，商王的权力与诸侯对商王的义务，也可以是霸主与臣服之间的关系。许倬云发现周人臣服于商人的一个表现就是，周人有对于商汤和太甲等先王的祭祀（参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80—81页）。周人自称“小邦周”，承认商人是老大，称之为“大邑商”“大邦商”。意义就在于此。因此，在商朝，周族对于殷族，应该是方国对于霸邦的臣服关系。中央对于地方管理是通过“邦伯”来实施，也是因为受到一个条件的制约，即政权组织的基层都是血缘性的氏族组织，而非后世那样在“乡里保甲”组织及其上的郡县制。

夏商周之间的开国都是依靠互相之间的杀戮而成功（参白钢主编，王宇信、杨升南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二卷《先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52页），是因武力征服而得到的政权，这是毫无疑问的。分歧在于，这个政权形态是大邦征服小邦的霸权，还是中央统治地方的王朝？估计当事人也没有十分明晰的区别，那时候的人未必就有明确的认识。项羽等推义帝为共主，也许就是以周王朝的国家形式为模板；义帝死后，只有项羽作为“西楚霸王”统领天下，其馀诸侯都因畏其力而臣服之，也许就是倒回到了殷商的国家形式。前人总是在已经有的模板上，为适应当下的权力关系而进行创造、革新。

部族首领可以称王，最早是王国维的看法（参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观堂别集》，中华书局，1961，1152—1154页），张政烺表示不同意（参张政烺《夨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174—180页）。从良渚遗址的情况看，“王”与“公”作为“头人”的意义是没有区别的。至于究竟是作为一国之主的“王”，还是作为部落（诸侯）的“公”，显然是后人赋予的分工含义。顾颉刚说，武王灭商之后，“他（武王）做西边的王，武庚做东方的王，周是天下的共主，商是半独立的王国”（顾颉刚《国史讲话·上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8页）。又云：商灭夏以后，“势力格外强盛，便成为中原的宗主邦”（顾颉刚、童书业《国史讲话·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页）。但是，周人满足于做“大邦商”那样的宗主邦吗？这就要从建国时期的分封谈起。

二  武王克商：周初建国与分封

西周的国家建设是从分封制度开始的。从周武王开始，西周大规模分封贯穿武、成、康、昭四代（约前1046—前946），是连续性国家建设的政治工程。这一过程既是对商代“内外服”制度的革新，也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治国理念的实践，最终构建起“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与“家国同构”的统治体系。我们结合文献记载如《尚书》《左传》《史记》与考古发现（如利簋铭文、宜侯夨簋铭文），梳理各次分封在国家建设中的政治意义。

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周武王克商。为了快速控制商王畿及东方广大地区，防止殷遗民叛乱，随即推行第一次大规模分封，姬周从“西伯”变成了“宗主邦”（顾颉刚语）或者叫王室。这次分封的根本目标是管控对于东土的统治，所以顾颉刚说，武庚是“东边的王”。分封对象以先圣王之后与功臣谋士为主，兼顾殷遗民贵族，体现了统战安抚与军事屏藩王室的双重诉求。具体分封包括三类情形。

分封“先圣王之后”，即古代帝王后裔，是周人构建取商王而代之的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通过承认上古帝王后裔的统治地位，争取天下诸侯的认同。这表明“小邦周”灭掉“大邑商”之后，尚不自信。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三门峡陕州），黄帝之后于祝（今山东济南），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房山），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开封杞县）”（《史记·周本纪》）。其中，陈国为舜之后妫满的封地，杞国为禹之后东楼公的封地，二者均位于中原腹地，既是对上古正统的继承，也起到监视殷遗民的作用；蓟国则是控制北方地区的战略支点。

当然，也不能亏待功臣谋士，实际上是克商的盟友，以姜太公吕尚（姜子牙）为代表，表彰其在灭商战争中的功绩。《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周武王封师尚父（姜太公）于营丘之初，据《毛诗正义》记载，结合周初《王制》中“公、侯，田方百里”的分封制度，姜太公作为周室元勋，受封齐国的初始封地面积为方圆百里。这一封疆规模符合当时诸侯大国的标准，其核心区域以营丘（今山东淄博）为都城，地处潍淄流域的平原地带，也就是《禹贡》中记载的“青州岱岭之阴，潍淄之野”（《毛诗正义·齐风》），这里土地肥沃且临近淄水，兼具农业与水利之便，是齐国早期发展的根基。

周初分封的另一场重头戏，是安抚好殷遗民与商王后裔。《尚书·洪范》记录武王问政于箕子，所言虽然是天下大政，但显然包含了请教如何治理殷族的言下之意。武王“以殷治殷”既是策略，也是其时的政治文明（不灭人祀）所形成的共识。周邦成为大邦、宗主邦，商邦成为小邦、臣服邦，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史记·殷本纪》），将商王畿（今河南安阳、新乡）分为邶、鄘、卫三地，由武庚统治，同时封武王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今河南郑州、上蔡）。在这个问题上，历史记载有重大的分歧。

《史记》相关篇目如《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等，均只提及管叔、蔡叔辅助武庚治理殷地，未提及霍叔参与监管之事。其记载的叛乱主体是管叔、蔡叔与武庚，默认叛乱核心力量为这三人，无霍叔相关监管及叛乱的表述，间接契合了后世班固以武庚、管叔、蔡叔为“三监”的说法。这一默认在《汉书·地理志下》就被直接写出来：“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鄁（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清人陈奂（1786—1863）认为，三监即是武庚、管叔、蔡叔，还驳斥了《逸周书·作雒》中三监有霍叔的说法。

这里绝对不仅仅是“三监”是否包括武庚的考证问题，而是涉及到周初分封的思路问题。周初克商，有偶然的因素（参宋镇豪主编，罗琨编《商代战争与军制》第四章第四节《牧野之战与商王朝的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34—366页）。周人分封的古先圣贤后裔的目的是为了抢占天下盟主的道德制高点。把庞大的殷商族人交由武庚统治，名正言顺。同时，让管叔、蔡叔“相之”，共同监护殷民，也合情合理。总之，周初的政治文明辞典里，周族代替商人成为霸主，但是，不应消灭商族。三监要“监”谁呢？是监管殷民，不是监督武庚。当然，从周武王的本意而言，让两个弟弟（三弟与五弟）暗中监督武庚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目的是被掩盖了的或者是半遮掩的。这一安排虽暂时稳定了局势，但为后来的“三监之乱”埋下隐患。

三  三监之乱后：分封的重大转型

周武王灭商后的这次分封以安抚与“建国”（建立周邦成为宗主邦的统治秩序）为主，分封范围集中于中原与东方核心区域，同姓贵族分封较少（仅管、蔡等少数王室子弟），尚未形成后世分封以同姓为主、以异姓为辅的格局。其局限性很明显，西周对殷遗民的控制，很难说完全以敌对势力处置，管蔡与武庚的制衡，十分脆弱，导致三年后周武王去世不久，武庚等三监及东方夷族发动叛乱，天下陷入动荡。

“三监之乱”，约发生在公元前1042年至前1040年，是西周初期爆发的一场大规模贵族叛乱，本质是周王室内部权力斗争与殷遗民反抗情绪的爆发。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西周的政治格局和国家体制，直接推动了周公摄政时期的制度革新，如大规模分封和东都洛邑营建。结合《尚书》《史记》《逸周书》等文献与考古发现（如利簋、周公庙甲骨文），大体可以梳理出其脉络。

如前所述，周武王克商后，虽通过第一次分封初步稳定局势，但统治基础极为薄弱，埋下了两重隐患：一是殷遗民的反抗情绪。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被封为殷侯，继续统治商王畿核心区（今河南安阳、新乡），但殷人对周人的征服心存怨恨，且商王朝经营数百年的势力根基未被彻底摧毁，所谓“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甚至“怀姓九宗”（“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是周初被分封给鲁、卫两国的商代遗民宗族，“怀姓九宗”则是同期被分封给晋国的异族大族，三者的相关记载均出自《左传·定公四年》。武庚统治下的殷民当然不止这些部族）等部族仍保有一定的组织力与号召力。二是王室内部的权力矛盾。周武王去世后（约前1043），太子诵（周成王）年幼，无法亲政，周公旦（老四）以“摄政”身份主持国政。这一安排引发了武王另外两位弟弟—管叔鲜（老三）、蔡叔度（老五）的不满：按西周“兄终弟及”与“嫡长子继承制”并存的继承传统，管叔作为次于武王的胞弟，心底肯定自认为应优先摄政，而老四周公越次掌权被视为“擅权”，导致兄弟间矛盾激化。

以上两重隐患又通过“三监”制度的设计缺陷而充分暴露出来。当初，周武王为统治武庚与殷遗民，将商王畿分为邶（北部）、鄘（东部）、卫（南部）三地，封管叔于鄘、蔡叔于卫、武庚于邶，史称“三监”（《诗经》里的《邶风》《鄘风》《卫风》的一些篇章，有反映“三监之乱”的含义），分而治之。“三监”的主要职责虽然是“监殷”，却缺乏明确的权力制衡机制。明面上，管蔡“相”武庚“商侯”。但是，管叔作为姬姓王族的兄长，实际主导“三监”事务，蔡叔则完全依附管叔，使“三监”成为反对周公的盟友。

《尚书·周书·金縢》记述了周公为武王祷疾、成王疑周公、天变启匮悔悟的始末，是表彰周公忠勤治国以及王室内部和解的经典叙事［清华简中有关《金縢》的竹简共14支，每简平均约29字，全篇包含篇题在内约410馀字。其中第14支简（编号2254）的背面还书写着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也是该篇竹简原始的完整篇题。现收录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157—163页），整理者认定其为《尚书·金縢》的战国写本，它在字句、叙事细节上与今本有差异，整体围绕周公和成王的相关事迹展开。相较于今本《尚书·金縢》侧重周公代祷这一基本史实，清华简版本更侧重成王与周公的君臣关系］。据《尚书·金縢》的记载，周公摄政后“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流言的传播不仅动摇了周王室内部的信任，更成为武庚等“三监”叛乱的导火索。武庚禄父作为商纣王之子，可以说与周朝不共戴天，是叛乱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利用周王室内部矛盾，以“复国”为号召，串联殷遗民部族，成为叛乱的精神领袖与军事实体。管叔鲜是叛乱的主要组织者，以“反对周公摄政”为旗帜，联合蔡叔，拉拢东方夷族（如奄国、薄姑国、淮夷），构成叛乱的军事主力。蔡叔度是管叔的坚定盟友，积极参与叛乱策划与军事行动，是叛乱集团的核心骨干。至于参与叛乱的东方夷族如奄国、薄姑国、淮夷等，是商王朝的传统盟友，对周人的征服与统治不满，响应武庚等“三监”的号召起兵反叛，成为叛乱的重要助力（武王的八弟霍叔处的位置偏远，在今日之山西，所处地区不是叛乱的中心，大约是被裹挟参与叛乱，但未积极作战，《史记》《逸周书》都没有言及其下场。后世的注疏则称霍叔被废为庶人或迁于边邑。故“三监”当不包括霍叔）。

周公旦是“三监”的攻击对象，也是周朝平叛的决策者与总指挥，面对叛乱危机，首先通过“告天自明”稳定王室内部，争取召公奭、太公望的支持，随后亲率王室军队，以辅佐成王的名义东征，赋予了平叛行动的正统性。这一点展现出周公的高超政治智慧与极强军事才能，为历代辅臣镇压“清君侧”的反叛行动所仿效。

周公所率领的“西六师”（王室主力军队）出征，采取“先平三监，再伐夷族”的战略。军队首先进攻商王畿，直接打击管叔、蔡叔的封地鄘、卫。由于“三监”军队缺乏统一指挥，周军迅速击溃叛军。管叔战败被杀（《史记·管蔡世家》记载“诛管叔”），蔡叔被俘后流放（《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放蔡叔”），武庚率领残馀殷军逃往东方，投靠奄国。平定“三监”后，周公率军东进，进攻奄国、薄姑国等叛乱据点。这场战争极为惨烈，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可见平叛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周军首先攻占薄姑国，杀死其国君，随后围攻奄国都城（今山东曲阜，一说今淄博沂源），经过数月激战，攻克奄国，俘获奄君。淮夷等方国见主力被灭，纷纷投降，东方叛乱被彻底平定。

周公东征的最后阶段，重点肃清叛乱残馀势力，将武庚残馀的殷遗民强行迁徙至洛邑，成为“成周八师”的服役者；将奄国、薄姑国的贵族迁往宗周（镐京），置于王室直接控制之下；对投降的夷族方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其部族分散安置，或分赐给同姓诸侯作为“附庸”。至此，持续三年的三监之乱彻底平定。

周公平定叛乱后，深刻认识到武王时期分封制的缺陷，随即推行一系列制度革新，从根本上巩固西周统治。

这些革新的首要措施就是大规模同姓分封。这次分封将王室子弟（如周公长子伯禽、成王弟叔虞）分封至东方战略要地（如鲁国、晋国、燕国），取代叛乱的方国，构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防御网络，同时将“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分赐给诸侯，分散殷遗民的力量。

第二重大措施就是在东方修建一个军事据点，即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号称成周。周公将部分殷遗民与王室军队（成周八师）安置于此，使洛邑成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形成宗周（镐京）主内，成周（洛邑）主外的双都格局。至少在成康之际，西周王室的政治中心就明显东移。周天子常居成周，举行各种重大祭祀活动，册命、朝会、赏赐诸侯（参卢连成《西周金文所见新邑、成周》，收入所著《西周史与考古论集》，商务印书馆，2025，203页）。“宅兹中国”成为西周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行政举措。

第二次分封也是周朝国家管理制度的重建。作为长治久安的措施，制礼作乐，规范秩序被提上议事日程。周公重点集中制定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度，明确“嫡长子继承制”“诸侯朝贡制”等，强化王室与诸侯的隶属关系，从文化与制度层面消除权力斗争的隐患。对于普通百姓，则发布训诫，改造殷民。周公向受封诸侯（如卫康叔）发布《康诰》《酒诰》等训诫，要求诸侯“明德慎罚”（《尚书正义·康诰》），改造殷民的习俗，同时通过祭祀、礼仪等方式，推动殷人对周文化的认同。至此，第二次分封的结果是脱胎换骨般地推进了周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是我们理解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根本观察点。

周代铜器史墙盘、逨盘（一作逑盘）都讲到西周创业的历史。史墙盘（西周恭王时期，约前922—前900）与逨盘（西周宣王时期，约前827—前782）是二十世纪以来西周金文重要发现，二者均出土于陕西宝鸡地区，这是周人中心活动区。铭文完整、纪年明确，分别以“家族史”与“王朝世系”为主要内容，填补了传世文献对西周中晚期历史记载的空白。

史墙盘记载的微氏家族是微子开的后裔（参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他在家族铭文中的前半部分颂美西周诸王功德（从文王到恭王），后半部分追溯微氏家族世系（从高祖到史墙），形成王朝叙事—家族叙事的对称结构，体现西周贵族“敬天法祖”与“忠君事上”的双重价值观。逨盘（一作逑盘）铭文前半部分完整记载西周十二位诸王世系（从文王到宣王），中间追溯单氏家族八代先祖事迹，结尾为祈福嘏辞。其最大价值是以金文形式完整呈现了西周诸王顺序，而且与《史记·周本纪》高度吻合。单氏家族是周文王族弟单公的后裔（参裘锡圭《读逨器铭文札记三则》，《文物》2003年第6期，74—77页）。我们发现这是两个不同族众的家族史：殷商子姓家族与西周姬姓家族。他们同时歌颂周室诸王的伟大功绩，史墙盘还特别感激并赞赏周室“达殷畯民”（安抚殷遗民）的政策，这就很好地透露了周初分封，对姬氏与非姬氏家族都加以善待的温和政策［参李学勤著，董喆整理，刘国忠审校《金文与西周文献合证》（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69页］。

总之，平定三监之后的制度建设，可以视为西周统治模式的定型以及华夏文明的整合。在政治层面，三监之乱的平定，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的残馀势力，使西周的统治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东方沿海与淮河流域，奠定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疆域基础；同时，周公通过制度革新，确立了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的三位一体统治模式，使西周从军事征服型“宗主邦”转变为制度整合型王朝—中央与诸侯之间的权力与职责关系明确而清晰的国家形态，开启了“成康之治”的稳定局面。这种国家形态是同时期巴比伦地区、古埃及地区完全不具备的国家形态。在文化层面，叛乱的平定推动了周文化与殷文化、夷族文化的深度融合—周人吸收了殷人的手工业技术、祭祀礼仪，同时将自身的宗法观念、礼乐制度推广至东方，逐渐形成了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共同体，为后世“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  从同姓分封到拓边分封

如前所述，平定三监之后，周公展开了西周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分封。此次分封扎扎实实地推进了统一王朝的建设。分封的目标是巩固统治，拓展疆域，分封对象以同姓王室子弟为绝对主体，辅以功臣、先圣王之后与归顺方国首领，最终确立了“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的政治格局。

同姓王室子弟的大规模分封方面，周公将王室子弟分封至战略要地，构建起环绕王畿（镐京、洛邑）的军事防御网络。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此次分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记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一段话略有问题。既然“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那么分封应在周公摄政时，则不当有管、蔡。管、蔡是周武王的时候分封的而为周公所平定。春秋的时候，古人把相隔若干年的两次分封模糊地记载在一起了。因为，两次分封时间很近。周武王的分封，优先“华夏”后裔以及克商功臣。周公灭三监之后，清除了商人的势力，重建了分封体系，才以姬姓同宗为主），共分封“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主要是：

鲁国。封周公长子伯禽于曲阜（今山东曲阜），统治原奄国（东方夷族强国）故地，“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被赐予鲁国，作为“殷民迁族”以强化控制。鲁国被赋予祭祀周公、传承周礼的特权，成为周文化在东方的核心传播者。

卫国。封武王弟康叔于朝歌（今河南淇县，原商王畿核心区），统治“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并获得《康诰》《酒诰》《梓材》等周王训诫，要求其“明德慎罚”，改造殷人习俗，成为控制中原腹地的核心封国。

晋国。封成王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统治原夏墟之地，负责抵御北方戎狄入侵。《史记·晋世家》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虽为传说，但反映了成王时期对王室子弟的信任与分封的随意性（后逐渐制度化）。

燕国。封召公奭长子克于蓟（今北京房山），统治北方地区，负责抵御山戎与孤竹国，是周王朝控制东北方的战略支点。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克罍”“克盉”铭文，明确记载了“王曰：‘太保（召公），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亨，令克侯于燕’”（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册138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2—123页），印证了燕国分封的史实。

在同姓分封的基础上，周公延续了武王时期对功臣的表彰。姜太公坚决支持周公打击三监之乱，战后周公增强了齐国在东方的军事控制权。此前武王仅封营丘一带给齐国，周公东征后，将齐国疆域拓展至“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赋予其更大的征伐之权，使其成为压制东方夷族的关键力量。同时，封楚国子爵，以丹淅之地五十里（《史记·楚世家》）。

至于对叛乱之后的殷遗民的重新安置，周公也做出特别安排，以微子及其后裔统治子姓遗民，建立宋国。同时，削弱其势力，通过“分散安置”削弱殷人的反抗力量，同时利用其手工业技术与文化资源服务于周王朝。

“三监之乱”平定之后的这一次分封完成后，封国遍布中原、东方、北方、东南等关键区域，形成了“众星拱月”的政治格局。分封时不仅授予土地，还赐予“人民”（殷民、土著部落）、礼器、典籍与军事特权，使诸侯成为“受民受疆土”的地方统治者，同时承担“岁贡、述职、从征”等义务。考古发现的宜侯夨簋铭文（江苏丹徒出土）记载了周康王时期封虞侯夨于宜（今江苏镇江）的史实，铭文详细列出了分封的土地范围、人民数量（庶人、农夫、奴隶）与礼器、兵器，印证了周公时期分封制度的成熟—“授土、授民、授器”成为分封的核心内容（《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2册05373，145—146页）。

康王是西周“成康之治”的著名君主，其统治时期（前1020—前996）天下安定，分封的主要目标从平定叛乱、稳定局势转向拓展边疆、完善制度。此次分封规模小于成王时期，但更注重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分封制度的规范化，封国多集中于南方、西方与北方的戎狄交界地带。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抵御戎狄与蛮夷入侵，康王将王室子弟与功臣分封至边疆地带，如：

宜国。封虞侯夨于宜（今江苏镇江），据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康王赐予宜侯“川邑”（土地）、“庶人”“农夫”“奴隶”共17099人，以及礼器（鬯酒、圭瓒）、兵器（弓、矢、戈、矛），命其统治江南地区，监视南方蛮夷。

邢国。封周公第四子姬苴于邢（今河北邢台），负责抵御北方戎狄（如犬戎），成为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邢国的分封不仅巩固了北方边疆，还与燕国、晋国形成呼应，构建起北方防御体系。

韩国。封王室子弟于韩（今山西河津），统治汾水流域，负责抵御西方戎狄，是周王朝控制西北地区的支点。《诗经·大雅·韩奕》开篇称：“韩侯受命，王亲命之。”（一般认为，此处的王是周宣王，参王坤鹏《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时期的邦伯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332—333页。本文置于此因为韩侯的分封也是康王之后拓边分封行动的一部分）韩侯是往北边拓展，疆界接于燕国，所谓“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毛诗正义·大雅·韩奕》）。

康王的分封，还注意到完善分封制度的仪式规范。康王时期明确了分封的仪式流程与诸侯义务，如通过“策命”仪式（赐给诸侯带有王命的策书）确认封国的合法性，要求诸侯“岁贡”（每年向王室缴纳贡品）、“述职”（定期入朝汇报治理情况）、“从征”（随王出征）。《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强调诸侯对王室的忠诚与义务，使分封制从临时性措施转为制度化统治模式。

康王之后的分封聚焦边疆治理，进一步扩大了西周的控制区域，使周文化向江南、北方、西方等偏远地区传播。同时，分封制度的规范化（如策命仪式、诸侯义务的明确），强化了王室与诸侯的隶属关系。

昭王时期，部分南方、西方的方国（如濮国、庸国）归顺西周，昭王对其首领进行册封，承认其统治地位，以换取其对南征的支持。这些册封虽形式上属于分封，但本质是对现有方国的“认可”，并不是周王室直接分封的新建封国，反映了西周分封制的衰落，因为鞭长莫及，王室已无力将兵力投放到遥远的南部地区，大规模分封同姓子弟，只能依赖异姓方国的臣服。至于所谓庶姓诸侯，只是把异姓大族（姜、姒、妫、子姓等）分封之外的边地诸侯（多数出自蛮夷），它们通过这种分封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加速了其融入华夏的步伐（关于周朝的分封以及同姓、异姓和庶姓的分封，参见于薇《徙封：西周封国地理的结构—过程（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第3—4章。关于庶姓分封，见该书第369页）。其实，西周中期之后，周王室作为大宗与早期分封的同姓诸侯小宗（如鲁、燕、晋、蔡、虢、卫），血缘关系已经逐渐淡漠，只有礼仪上（也就是政治上）的同姓关系，或者由于宗亲贵族辅政（如虢公）的缘故，保留着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昭王时期的分封，军事目的远大于政治目的，且更多依赖异姓力量，导致同姓诸侯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力下降。昭王南征最终失败（“昭王南巡不返”，死于汉水），不仅削弱了王室权威，也使南方分封的封国失去了王室的庇护，为后来荆楚地区的崛起与诸侯割据埋下伏笔。

五  西周分封与华夏文明奠基

纵观周初建国与分封过程，互为表里。武王时期的建国，受封对象还是以古先圣王之后以及功臣为主，姬姓宗亲不占主流。周公辅政的成王时期，由于三监之乱的平定，确立了分封以同姓王室子弟为主体的基本原则，同姓封国占据战略要地（如中原、东方、北方），异姓封国（功臣、先圣王之后、方国）多为辅助。这是“家天下”政治文明的体现。“授土、授民、授器”三位一体，分封不仅是土地的赐予，还包括人民（殷民、土著部落）、礼器、兵器、典籍等的授予，使诸侯获得完整的统治资源，同时承担对王室的义务（岁贡、述职、从征）。从分封的血缘关系中成长出政治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就是西周国家形态的转型。

西周的分封也是对于华夏民族共同体的一次制度性奠基。从政治层面上看，西周的分封制，将商代松散的“内外服”霸邦与臣盟关系转化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化统治体系，巩固了周王朝对广大地区的控制，使西周成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王朝。在“宅兹中国”的王朝内部，华夏族成为主体民族，夷狄是“外族”。因此，西周分封制推动了以夏商文明继承者自居的周人文化，在“有夏”名义下进行广泛的传播与认同。周王室是同姓诸侯的大宗，也是异姓诸侯（华夏后裔）文化的代表者，是文化的中央（华夏民族的宗主）。各地诸侯模仿王室的礼乐制度、宗法制度与农业生产方式，逐渐形成了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共同体，为后世“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王震中认为：古代华夏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两个发展阶段。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在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属于“自觉民族”（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在这里，不能忽视周公分封时期的自觉构建之功，实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跃迁，也实现了华夏民族发展的跃迁。周代仍然存在许多自为政治实体的“邦伯”（王坤鹏《越在外服：殷商西周时期的邦伯研究》，338页）。西周时期的“有夏”到了东周初年，非姬姓诸侯崛起，就成了“诸夏”。夏商式的王朝变成了西周式的王朝。王国维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因而提出了“殷周制度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拙稿《殷周制度与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国际汉学》2026年第2期）。

西周分封制的衰落始于昭王时期，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瓦解，但是，统一民族国家的意识进一步增长，“宅兹中国”的行政举措，即洛邑的建成，使华夏文明进一步有了地域之型，当战国时期的孟子回应“天下恶乎定”的时候，“定于一”就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接之而来的秦汉国家，应运而生，突出的统一性从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