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10-20 13:56:34 来源：中华书局三全本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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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不识字，不可不识人。”这句流传千年的俗语，道尽了识人智慧于人生的重要性。而三国魏人刘劭所著的《人物志》，正是一部专门破解“识人难题”的经典——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人才学专著，更是一部穿越千年仍具实用价值的“读人指南”。

《人物志》的诞生，与三国时期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汉末三国，战乱频仍，“群雄割据，人才辈出”成为时代标签，能否识别并任用贤才，直接决定了政治势力的兴衰存亡。正如曹操在《短歌行》中所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种对人才的普遍渴求与激烈争夺，催生了系统化、理论化的人才学著作。
作者刘劭，字孔才，是三国时期曹魏重臣、著名思想家。他历经汉献帝至魏明帝三朝，曾任散骑常侍、陈留太守等职，不仅参与编纂《皇览》、制定《新律》，更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识人用人经验。晚年辞官讲学后，刘劭将毕生经验凝练成《人物志》一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二篇，从人才的本质、分类、鉴别到任用，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与先秦诸子侧重道德说教不同，《人物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务实”风格。它不谈空泛的仁义道德，而是从现实需求出发，提出“夫人物之本，出乎情性”的核心观点，认为人才的本质源于先天情性与后天禀赋的结合。隋唐时期，《人物志》被归入“名家”典籍，正是因为它精准契合了名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的循名责实精神。


想要识别人才，首先要理解人才的本质。
《人物志》开篇《九征》篇就给出了答案：“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在刘劭看来，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体，都以“元一”之气为根本，禀受阴阳二气形成性格，依托五行元素构成形体。这种“气—性—形”的递进关系，使得外在体征成为窥探内在资质的窗口。
所谓“九征”，即通过神（精神）、精（神色）、筋（筋腱）、骨（骨骼）、气（气息）、色（面色）、仪（仪态）、容（容貌）、言（言语）这九种外在表现来判断内在情性。刘劭强调：“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这九种体征如同人才的“说明书”，每一种都对应着特定的内在特质：神清则智明，精朗则性纯，筋劲则勇决，骨刚则志坚，气盛则意远，色悦则情和，仪正则德端，容庄则品高，言顺则理通。
在“九征”体系中，“中和”是最高标准。“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刘劭认为，只有当九种体征协调完善，达到“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的境界，才能成为 “圣人”——这种人兼具仁、义、礼、智、信五德，能够“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是治国理政的理想领导者。而大多数人只能达到“偏至之材”的境界，即某几种体征突出，对应特定的才能与性格，这正是人才分类的依据。


基于“九征”的鉴别标准，《人物志》在《体别》《流业》等篇中构建了详细的人才分类体系。刘劭将人才分为两大类别：中庸型与偏颇型。中庸型即前文所说的 “圣人”，极为罕见；绝大多数人才属于偏颇型，共有十二种基本性格（如强毅、柔顺、雄悍、沉静等），每种性格都有其鲜明的优势与相应的局限。
这些性格各异的人才，在适宜的领域能发光发热，于是刘劭进一步将其划分为 “十二流业”，即十二种职业方向，涵盖管理与技能两大领域。管理型人才包括清节家（德行高尚，如季札）、法家（擅长法制，如商鞅）、术家（精于谋略，如范蠡）等；技能型人才则有文章（擅长著述）、儒学（精通经义）、口辩（善于言辞）、雄杰（勇力过人）等。
值得一提的是，《人物志》单独设立《英雄》篇，专门探讨杰出人才的特质。刘劭提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材擅长战略谋划，“能识机变”；雄材擅长果断执行，“能决安危”。但二者需互补：“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而“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历史上，刘邦正是兼具“纳谏如流”的英气与“知人善任”的雄才，才得以成就帝业。


如果说“九征”是识人的基础框架，那么《八观》篇提出的八种方法，就是鉴别人才的“实战指南”。刘劭认为，识人难在“厚貌深情”，仅凭表面观察极易被迷惑，必须通过系统方法探究本质。
观其夺救，以明间杂。
刘劭认为，人的本质有善恶之分，当恶念压制善念时，就会出现“似是而非”的情况。观察一个人在利益与道义间的取舍，就能看清其是否为“间杂之人”。 
观其感变，以审常度。
人在情绪波动时最易暴露本性，通过观察言辞应对与神色变化，可判断其真实品性。刘劭举例：“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那些论点鲜明、意旨端正的人，性情坦荡；而忽此忽彼、变化无常的人，则思绪杂乱。 
观其志质，以知其名。
偏材之人的特质若有两项以上突出，就会形成相应的美名：“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劲智精理，则能名生焉。”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核心禀赋与实际声名是否匹配，可避免被虚名迷惑。 
观其所由，以辨依似。
这是识别“伪人才”的关键。有些人心怀恶意却装作正直，“依讦似直，以讦讦善”，表面批评实则害人。刘劭提醒，区分真伪的核心在动机：“直而能温者，德也；直而好讦者，偏也；讦而不直者，依也。”观察行为背后的缘由，就能识破“似是而非”的伪装。 
观其爱敬，以知通塞。
爱与敬是人际关系的核心，“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而道无不通也”。若爱多于敬，虽能赢得亲近却失之庄重；若敬多于爱，则显得疏远难以长久。从一个人待人接物的态度，可预判其人际关系的通达与否。
 观其情机，以辨恕惑。
刘劭总结了人性六种基本情绪反应：“杼其所欲则喜，不杼其所欲则怨，以自代历则恶，以谦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则婟，以恶犯婟则妒。”君子能控制情绪、宽容待人，小人则易被情绪左右、睚眦必报。观察一个人对情绪的掌控力，可分清贤愚之别。 
观其所短，以知所长。
偏材的缺点与优点往往共生：“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懦，介之失也拘。”但“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缺点正是优点的外在表现。了解一个人的短板，反而能推知其长处所在。 
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智慧源于明察，“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刘劭将认知分为四个层次：“学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认知深度，可预判其未来能达到的成就高度。
作为中国人才学的开山之作，《人物志》的价值早已超越时代。它不教权术机变，而是倡导“量材用人”的理性与“求名责实”的真诚。刘劭在《释争》篇中强调的“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既是识人之道，亦是为人之本。
在今天这个人际交往日益复杂的社会，《人物志》的“九征”“八观”依然能为我们提供指引：面试时观其“聪明”与“所短”，交友时察其“爱敬”与“情机”，职场中辨其“志质”与“所由”。正如王三省所说：“（《人物志》使）修己者得知以自观,用人者持之以照物。”这部经典告诉我们，识人不仅是为了选拔人才，更是为了理解人性、完善自我——这或许正是它穿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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