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
中华文化教师素养读本
楼宇烈,傅首清主编
￥58.0
-
辽史--全五册(精)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脱脱著 刘浦江整理
￥280.0
-
南明史（精装本）
钱海岳撰
￥980.0
-
宋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平装本）
(梁)沈约 撰
￥360.0
-
魏书—（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装）
魏收著 何德章,冻国栋修订
￥510.0
-
史记--全五册（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精
[汉]司马迁撰 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
￥298.0
-
全元词（全三册）--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杨镰主编
￥298.0
-
金史（全八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精）
[元]脱脱等撰
￥540.0
-
明实录 附校勘记(183册)布面精装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
￥45000.0
-
邹鲁文化研究 贾庆超等 ￥0.0
读书有法丨王双怀：求学、研学、治学——我的学术之路
发布时间：2025-10-15 11:13:03
来源： 文史知识
作者：王双怀
我是《文史知识》的忠实读者。前不久，《文史知识》主编张继海先生约我写一下早年读书和跟随史念海先生求学的经历，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学术之路，有些地方已记不清了，但求学、研学、治学的一些情节仍历历在目。现在把它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 求 学
“求学”是指在学校接受系统教育或对某种学问的追求。一个人在小学、中学读书是“求学”，在大学学习是“求学”，在社会上拜师学艺也是“求学”。求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知识，增长才干。
我的求学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那时我住在陕西铜川的一个小山村里。父母都是农民，吃了没有文化的苦，想让我学点知识。在父母的劝说下，我背起破旧的小书包，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我的小学时代正值“文革”，农村的办学条件异常简陋，几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含辛茹苦的父母希望用知识改变我的命运，我也想在学校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每天清晨翻山越岭去上学，放学后砍柴放羊干家务，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过年的时候，别人买年画装饰屋子，我们买不起年画，就把奖状贴在窑洞里，增添一点喜庆的气氛。
“文革”后期，我到离家七八里远的红土中学上学。当时学校推广“朝农经验”，每周要到农场劳动二三天，还要参加“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课堂教学时间少得可怜。好在学校领导对教学还算重视，让我们学了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那几年，社会上流行浮夸风，农村生活很艰苦。我在学校只能吃窝窝头、咸菜和稀饭，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热情，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班主任张兴杰老师经常鼓励我，让我在课馀时间刻蜡版、办板报、写学习材料。天长日久，字越写越好，文章也写得出了名。校长王伯强老师对我说：“好好写，将来可以当个书法家。 ”我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但不知道眼前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那一年我十六岁，作为高一年级的特优生参加了高考，结果差1分未能如愿。1978年，我发愤读书，信心满满地参加高考，不料依旧名落孙山。正当我准备回家务农时，被红土中学聘为公办语文代理教师。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我还不到十七岁。面对比我小几岁的学生，我感到很自豪，也有很大的压力。为了报答学校领导的知遇之恩，我努力学习讲课的艺术，从此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1979年，当高考再次来临的时候，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继续工作还是去考大学？权衡利弊，强烈的求学欲望使我毅然辞掉工作，再次走进了考场。这次我填报的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希望将来继续从事语文教学，没想到却被历史系录取，从而改变了我求学的方向。
1979年 9月，我从铜川老家来到古城西安，从此与陕西师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我来说，上大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非常珍惜大学的时光。每天早早起床，在校园里读书，或到教室上课，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生活基本上是“三点一线”，虽然有些单调，但感到很充实。我喜欢听课，不管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也不管老师讲得如何，总是认真预习、听讲，努力掌握相关知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孙达人、何清谷、赵文润、杨德泉、任凤阁、何汝璧、郑庆云、杨存堂等老师上课时的情形。也记得白寿彝、胡如雷、彭明、漆侠诸先生作报告的场景。上课之馀，我很喜欢读书，尤其是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名著。起初泛泛而读，不得要领，后来博览深思，渐入佳境。有时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废寝忘食；有时被书中的问题所困扰，夜不能寐。心有所得，随笔写之。不经意间，竟养成了问题意识和探究的习惯。听报告，喜欢提问。看论文，喜欢质疑。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查阅资料或向老师同学请教。发现了重要问题就去研究，把研究结果写成文章。到大学毕业时，我发表了五篇史学论文，受到老师同学的称赞。
▲ 大学时代订购的《文史知识》
1983年6月，我拿到学士学位，赴陕西省榆林中学工作。榆中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校风、教风和学风都很好。学校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当班主任、带两个年级的历史课。尽管我以前曾当过教师，但这对我仍是很大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本着“少说多干”的原则继续学习，学习带班经验，学习讲课艺术，学习管理方法，两年间工作能力明显提高，很快被评为“优秀教师”，并奉命主持团委工作。我之所以能够胜任榆林中学的工作，与我在中学和大学时期的求学经历是分不开的。
求学是研学和治学的基础。在求学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读书要用功，也要提高效率。要提高读书的效率，首先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学会使用工具书，掌握读书的基本功，做到会读、会写、会用。学习历史，就要掌握职官、地理、年代、目录“四把钥匙”，还要理解相关的名词概念和知识的基本结构。学习其他专业知识，也要打好基础，养成良好的习惯。书籍是知识的载体，承载着历史和文化。因此，除了认真阅读教材外，还要有选择地博览群书，并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只有博学审思，深入浅出，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历史上所形成的各种知识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融会贯通是读书学习的重要法宝。融会意即融合、领会。贯通意即贯穿、通达。它要求融合贯穿相关知识，全面、系统、透彻地理解其中的道理。而要做到融会贯通，就要在泛读和精读的过程中注意知识迁移，通过新旧联系，比较分析，做到温故知新，举一反三。这是提高读书效率应当遵循的原则。读书要读“通”，学习也要学“通”，只有触类旁通，融会贯通，才能真正掌握知识，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 研 学
“研学”是指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性学习，国际上称为“探究式学习”。在我国，“研学”有时也特指将旅行体验与探究式学习相结合的校外“研学旅行”。其目的不仅在于学习知识，而且在于提高技能。
我的研学活动在大学期间已经开始，但主要是在研究生阶段展开的。 1985年，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榆林中学，返回阔别两年的母校。返回母校是为了研学，为了深造。所以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间，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和研究方面。在牛致功、赵文润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系统地学习了本专业的学位课、必修课和选修课，阅读了大量的今人论著和历史文献，还对隋唐史方向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撰写了将近四十万字的《武则天评传》书稿，完成了近八万字的毕业论文，并发表了六篇史学文章。1988年6月，我获得硕士学位，留在陕西师大历史系任教。
我留校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感到自己的学识水平有限，需要继续提升。当时，西安高校尚无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点，只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能够招收历史地理方向的博士生。1994年，我有幸师从史先生攻读博士课程。史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撰写过三十多部著作，发表了三百多篇论文，还培养过不少硕士生和博士生。在我读博时，史先生已到了耄耋之年，但他精神饱满，每次上课都要讲两三个小时。他对课程内容非常熟悉，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推理分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除上课外，他很注重培养学生的研学能力，往往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在一般情况下，他要求研究生熟读历史地理文献，并进行实地考察，每周至少撰写750字或1500字的读书札记，每学期至少写一篇学术论文。他曾多次批改我写的札记，并当面指出存在的问题。在史先生指导下，我对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学术视野不断扩大，研学能力也有了进一步提高。
▲ 坐在史念海先生身边听博士课程
1995年春，我发现有人写了篇与史先生商榷的文章，感到很震惊，便拿给史先生看。先生让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说您是权威，肯定是对方有错。史先生似乎并不高兴。他说，哪里有什么“权威”！谁是谁非，要分析检验才能得出结论。学问乃天下公器，贵在求实，贵在求真，做得好有益于世，做不好就是制造垃圾，著书立说，应当慎之又慎。听了这话，我甚觉汗颜，无地自容。他看到我尴尬的样子，让我看他墙上的字画。那是顾廷龙先生篆书的一幅对联，内容是“为学不作媚世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想他让我看这幅字的用意，分明是在给我指示研学的方向。
史先生提倡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有用于世”的治学理念。他要求我们本着“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的原则研学历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记得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阶段，我曾拿写好的两章去向先生请益。先生看后先是夸奖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说你的文章虽有新意，但缺乏应有的分析。现在的博士论文，多是材料堆积，这样的东西充其量只是做了一些基础工作，没有学术水准。学问之道，贵在探究，贵在通变，贵在创新，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我知道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许多论著，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我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查阅文献，实地考察，建立数据库，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尽量凸显论文的学术性。后来我的博士论文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博士毕业后，我继续留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研学活动仍在继续。2001年至2003年我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师从著名农史专家张波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张波教授著有《西北农牧史》《农史研究法》《农业灾害学》及《中国古代农业灾害史》等二十馀部学术专著。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我选定的研究方向是西部开发史，张先生指出，要首先弄清当前西部开发的重要问题，把握当前西部开发的动向和研究动态，然后主要研究西部开发的热点问题。在张波先生的指导下，我努力研学，废寝忘食，最终写成了《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后来，我又与张先生合作，写成了内容更为丰富的《中国西部开发史》。
此外，我还曾于 1998年秋赴香港浸会大学访学一年，与香港学者周佳荣、陈佳荣、赵雨乐、方骏等人进行了广泛交流，承担了香港的裘槎基金项目，研究中国历代对西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重大问题。 2011至 2012年度，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一年，较好地掌握了欧美相关学者的研究动态。这些研学经历和研学活动对于我的成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研学是从求学通往治学的桥梁，是通过实践来深化求学层次的重要环节。研学的过程不仅是学习的过程，而且是研究的过程，是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过程。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意思是要研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通晓古今变化的规律，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发展，就必须经历从求学到研学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登阶入室，进入学术的殿堂。
三 治 学
治学是指系统深入地研究学问，在某一专业领域对已有知识进行深化、创新和发展的学术行为。其目的在于采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产出新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我的治学活动是在求学和研学的基础上逐渐展开的。在本科阶段，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探讨过与诸葛亮、窦建德、林则徐等历史人物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江汉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只能算是窥探治学门径而已。硕士阶段，我撰写《武则天评传》书稿，这是研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为后来的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博士阶段，我对历史地理特别是历史农业地理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才真正走上了治学的道路。当然，作为一名教师，我的治学活动也是与教学活动密切相关的。从 1988年起，我一直在陕西师大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认为当教师应当把学生放在心上，所以在教学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多，不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十馀门课程，而且先后建成了四门省级课程，五门国家级课程，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一百三十馀篇，指导硕士生一百七十三人，指导博士生十三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仅有教学的艺术是不够的，还要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在教学之馀，我也非常重视学术研究，治学的范围比较宽广，研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文化史等领域。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我曾对先秦至明清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过探索。代表作有《武则天大传》《日月当空：武则天与武周社会》《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中国唐代帝陵》《唐代历史文化论稿》《中国经济史问题探索》和《古史新探》等。《武则天大传》是全面论述女皇武则天的著作。《日月当空》是研究武周社会的成果，被评为北方十五省优秀著作。《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与梁克敏合撰）展现了唐都长安的壮丽画卷，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唐代帝陵》论述了唐代帝陵的制度、规模和价值，被评为首届陕版好书。《唐代历史文化论稿》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论文集。《中国经济史问题探索》和《古史新探》论述了中国古代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著作都曾受到学界重视。
在中国历史地理方面，我对历史自然地理、城市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环境变迁等方面多有创获。所著《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农业地理的学术著作，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好评。《历史地理论稿》收集了自己撰写的部分重要论文，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和《中国西部开发史》（与张波教授合撰）则揭示了我国西部开发的历史轨迹，总结历史上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为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供科学的依据。
在中国文化史方面，我曾对唐代文化和中国古代历法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所编《中华日历通典》和《中华通历》建构了四千多年的时间体系，是可逐日对照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实用的中华日历。分别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二十五史干支通检》则对二十五史中的干支进行了考证与换算，亦获得全国古籍整理优秀成果二等奖。
▲ 三十多年所著书
治学是求学、研学的升华和专业的归宿。治学要关照现实，就像史念海先生所说的那样，学术研究要“为世所用”。我在治学的过程中比较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尤其注重社科普及。自1996年以来，我曾撰写过《我国历史开发西部的经验教训》《五千年来西部水环境的变迁》和《中国历史上的“天府之国”》等论文，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为了对民众进行社科普及，我撰写了《陕西帝王陵》和《史林漫笔》等通俗读物。这些著作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被评为陕西优秀社科普及读物或全国优秀社科普及读物。我经常在大专院校、文博单位和科研机构作公益报告，还应央视之邀，在《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大唐贵妃》和《天下名关》，并充当《中国地名大会》嘉宾，参与考古公开课、地理中国等节目的录制。这些工作看似与治学无关，实际上都是在转化自己的治学成果，都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回顾我走过的求学、研学、治学之路，有崎岖，也有坦途。虽然目前已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出版了四十多部学术著作，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但由于研究方向较多，加之教学任务繁重，总有力不从心之感，觉得自己未能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好在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古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这话一点也没错。人最宝贵的精神是开拓进取，最高尚的品质是无私奉献，最优良的作风是少说多干。我崇尚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学理念，并将范文澜先生“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诗句和顾颉刚先生“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的格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常常以此来勉励自己。希望大家在求学、研学、治学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绩。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