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10-11 13:56:48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余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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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宏伟著的《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华书局2025年3月第1版）以扎实的史料、精到的分析、清新的叙述，给我们描写出了真实、鲜活的故宫掌门人的群像，同时也给我们演绎出了故宫博物院从1925年至1949年纷繁复杂、精彩纷呈的历史。该书既是各位故宫掌门人“小传”汇集，同时也堪称故宫博物院在这段时间里的保护史、变迁史、发展史。

为各位故宫掌门人立传，写出他们的生平、事迹、追求、贡献、人格和人生境界，是《故宫掌门人1925—1949》的突出成就。全书分为七章，每一章重点写一位故宫掌门人，总计写了七位。对这七位重点描写的故宫掌门人，著者不仅写出他们的出身、家世、求学和事业的经历与成就，尤其重点写出他们与故宫的关系、他们对故宫博物院的贡献、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人格精神。
第一章写李煜瀛用的标题是“拨云见日的开拓者”。1924年，李煜瀛作为见证人参与驱逐溥仪出故宫。溥仪当时想带走故宫的物品，李煜瀛明确提出：“物品不必收拾，有关历史文化之物品，以不搬走为是，因系国宝，不宜归一人一姓，你们今天出去后，只将无职守的太监开去，各宫殿仍旧归原看守人看守，并加封条，以专责成。”这是最早明确提出关于故宫物品是“国宝”，“ 不宜归一人一姓”，要予以保护的观点，这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前提。由此可以见出李煜瀛远远超过常人的胸襟、眼界和识见。后来，李煜瀛首倡“将清宫改为博物院”。李煜瀛 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而且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章以“岿然不动的守护者”为题写庄蕴宽。庄蕴宽在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时就呈文袁世凯，犯言直谏：“帝制之不可为，民意之不可假，时代潮流之不可拂”，提出取消洪宪年号，撤销大典筹备处及参政院。后来，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开院典礼，庄蕴宽担任典礼主席，宣告“故宫博物院”成立。再后来，在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和代理理事长都缺位的情况下，庄蕴宽以副理事长身份出面担当重任，两拒故宫驻军，坚持点交文物，体现了一个故宫守护者始终不离不弃舍身守护的担当精神。
第七章以“晨兢夕厉的典守者”为题写马衡。马衡1933年就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任院长，在日寇战火中组织古物南迁和古物西迁，为守护故宫做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马衡拒不赴台，坚持守护故宫文物，这是他一贯以研究与保护国家的历史文物为己任，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自觉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而做出的决定，这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他高尚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可见，书中所写的故宫掌门人不但事迹让人感动，其精神境界更让人崇敬。
从写重要人物这个独特的侧面，写出故宫博物院在这段时间里的变迁史、发展史，是《故宫掌门人1925—1949》的又一突出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有特色的故宫博物院的断代史。该书前面的序章题为“从皇宫到博物院”，系统地叙述了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的。明清两代，有24位皇帝在这里统治中国。“驱逐溥仪出宫”一节，写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全过程；“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节，写溥仪出宫的当天下午，摄政内阁就开会，决定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明确了组织条例、善后委员会委员人选，其后处理了一系列善后事项；“建院前的准备工作”“历史性的时刻——故宫博物院开院”两节叙述了故宫博物院建院的准备和正式建院典礼（1925年10月10日）的盛况。这样，序章就把故宫博物院的前世今生叙述得清清楚楚，为下文写七位故宫掌门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前提。

第一至第七章，在描写七位掌门人行状、事迹的同时，系统地写出了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其中还包括成立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到故宫博物院保管委员会，继到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继到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继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及其后的第二届直至第八届理事会等都做了具体叙述，故宫博物院发展脉络在上述叙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第七章写马衡在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为避文物遭日军破坏，先组织部分故宫文物南迁上海，继而将驻沪文物迁运南京，继而分南路、中路、北路西迁至四川多个地方妥善保管，抗战胜利后存蜀文物返还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存南京的文物分三批被运往台湾，这个过程是故宫博物院院史上的重大事件。该书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具体过程叙述得有条有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该书作为系统的“故宫博物院小史”来读。
我在此还要特别肯定著者尊重史料、尊重史实的严谨的治学和著述态度。书中的判断、结论都来源于史料，著者真正做到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绝对不想当然地妄下结论。著者这样评价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在特殊时期、艰苦环境中，以保护文物为职志，忠于职守，慎微戒惧、悉力保护的举措。南迁使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了一起，培育和形成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强烈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使建院以来逐渐建立的典守精神，在文物南迁中不断强化。”这种精辟的评价是完全基于历史事实而做出的。由于目前对1926年至1928年北伐胜利前故宫博物院的资料掌握不多，人们对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的作为了解得不多，对于马衡在其中的作为所知更少。关于马衡在这一段时间的作为，著者写道：“大概可以肯定的是，自1924年参与清宫物品点查以来，马衡就没有离开故宫，从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出任古物馆副馆长，这几年不管故宫博物院由谁来执掌，马衡可能一直保留着古物馆副馆长的职位。这尚属笔者的推测，还未找到相关的文献来印证。”这段有所保留的判断完全是从史料出发的，真正做到了言出必据。关于冯玉祥1924年10月发动的“北京政变”曾被许多历史当事人称为“革命”，并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延续。著者在对该事件经过进行实事求是的叙述后指出：“（冯玉祥）以非常手段囚禁曹锟，其合法性自然遭到质疑。时人就批评冯玉祥‘对付政局之手续，始终承认历年之法统’，故将政变后的北京政局弄得‘似革命非革命，似依法非依法’。”“冯玉祥的‘革命’既难成立，他所发动的‘北京政变’只是一场军人干政而已。虽然他表示发动政变是要‘革军权万能之命’，实际就是‘军权万能’。由他组织的摄政内阁实际上并不具有合法性。”著者这里的分析和结论也是完全从事实出发的。可以见出，著者是完全尊重历史的历史学学者，是拥有优秀治学品德的真正学者。

还要指出的一点是，《故宫掌门人1925—1949》除了严谨、清新的文字叙述外，还配了百余张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与文字互证，互相阐发，相得益彰。这些照片的精心收集、配套选用，是著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才得以完成的，我要在此为著者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