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5-09-24 16:28:03 来源：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作者：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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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雷强先生历经十余年编撰而成的《袁同礼年谱长编》一书，自2024年7月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收获了许多读者的好评。在国际学术界，《长编》同样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陆续有评文刊载于各大报刊。兹选取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魏宁（Nicholas M. Williams）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发表的一篇评文，分享于此。

袁同礼（1895—1965）生于北京，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预科，随即开始了他终身的图书馆事业，最初在清华学校图书部担任助理。他最具影响性的职务是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该馆的前身之一为清朝学部筹建的京师图书馆，并最终发展为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20世纪20、30年代，袁同礼通过出国留学、往来书信和访问，与外国机构和学者建立联系。在筹建、扩充馆藏的过程中，他还致力于以现代目录学原则对文献予以整理、编目和揭示，以期最大程度推动国内外学术事业的发展。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偕家人远赴美国，晚年完成了多项重要的书目编纂，这些研究工作大部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帮助下得以完成。

这部书是袁同礼的五卷本年谱，内容以袁同礼与世界各地学者、图书馆员之间的书信往来为主。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雷强在编撰、阐释每封信时均做了出色的工作，譬如识别出写信人的笔迹和阐释相关的背景知识。不仅如此，撰者还亲自编定了体量惊人的人名索引，使得这部巨著出人意料地便于学者和普通读者阅读，也为研究现代中国图书馆史、20世纪上半叶的中西学术交流、现代汉学史提供了宝库。

年谱中保存了大量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珍贵讨论，例如如何应对中文书籍编目与索引的挑战。1922年，袁同礼在致蔡元培（1868—1940）的长信中提出多项创新性编目方案（第104–108页），建议采用“笔画数—部首—次部首”三级索引法，这一概念源自意大利学者布列地（P. Poletti）所编《华英万字典》。1926年，刘半农（1891—1934）致信袁同礼，批评林语堂（1895—1976）新提出的索引方式过度依赖音韵学知识（第144–145页）。


袁同礼对此类编目技术讨论不仅限于中国学人内部，1929年他与义理寿（Irvin V. Gillis，1875—1948）交换了多封信件（第261、274、276–278页），后者当时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采办中文图书，这些书籍即北美地区鼎鼎有名的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两人的信件表明义理寿对此时中文索引的各种方案均表不甚满意，但遗憾的是，关于中文检字法的详细书信未能全部保存下来。

此外，袁同礼还与20世纪许多著名学者保持通信，这些人物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如比他年轻的王重民（1903—1975）、向达（1900—1966）、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等。二战前后，他还在数次出国考察中亲自拜访许多著名学者，其中包括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以及苏联学者聂斯克（Nikolai Nevsky，1892—1937）。

然而，袁同礼为人较为务实，通信主要聚焦于实用问题。他勤奋地工作直至1965年2月6日去世，年谱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他去世前仅一周，是比利时传教士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1881—1971）的一封来信。他询问北京图书馆是否藏有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中文著作《万物真原》的蒙古文译本。田清波调侃道：“您离开北平多年，我本不抱幻想，但万一呢？”（第3026页），可惜年谱中未收录该件的回信。

袁同礼在早期职业生涯的主要项目之一是搜集和研究《永乐大典》副本的流散情况。这些信件印证了他为搜集残卷、调查其传播情况所做出的努力。在美国时期，袁同礼尤其积极致力于书目学研究及索引编制。从西方汉学的角度看，袁同礼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这本书是《考狄书目》（Bibliotheca Sinica）的续编。我在华盛顿大学修读“汉学资料与方法”课程时，它是一部案头必备的参考利器。值得一提的是，胡适（1891—1962）曾屡次为袁同礼的这项研究提供资助，以支持这本巨著的编写工作。


《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是袁同礼在晚年致力的众多编纂工作之一，这是一项向中美学术交流致敬的伟大工程，从某一角度反映了20世纪中前期的中美交流热潮。袁同礼在中国的职业生涯以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战年代为主，这虽是中国重大创伤时期，但也见证了中美之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友好氛围从书信中屡屡显现。例如他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缔造者恒慕义（Arthur W. Hummel，1884—1975）通信频繁，双方亲切交换资料，讨论两馆间的文献互补。1933年，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1908—1979）致谢袁同礼馈赠《故宫钟表图书目录》并忆及此前在北平盘桓时的友善款待（第503页）。

今天，中美学者之间仍有许多富有成效的合作。重温袁同礼的全球交流和不懈通信，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令人怀缅字里行间的国际协作精神。

（作者魏宁，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本文原为英文，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45卷第2期，第425-426页。雷强先生翻译为中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