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

　　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组织实施的敦煌残卷系统性缀合研究，是近年敦煌学界广受瞩目的一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2021年3月上线的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其中一期名为《拼接撕裂的文明》，即以张涌泉教授与敦煌残卷缀合为主题，播出以来广受好评。

　　广泛的关注源于这项工程的重要意义与突出成就。从2006年起，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张涌泉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在敦煌残卷缀合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缀合成果犹如火山喷发一样，一篇篇、一组组地陆续发表，提供了大量缀合实例，刷新了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看法，从而深化了对敦煌文化乃至中古中国的认识。2025年4月，张涌泉等著《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对这一工程进行了阶段性总结。

　　一、系统性缀合取得丰硕成果

　　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很早就起步了，这和敦煌文献大多为残卷、残片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一百余年前，也就是敦煌学的发端阶段，前辈们在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编纂敦煌文献目录的时候，就开始了零星的缀合工作。后来，很多学者都从事过这项工作。但这些缀合工作都是零星的、偶发的，都是单件文献、小专题的缀合，缺乏系统性。大规模、系统性、穷尽式的敦煌残卷缀合，始于张涌泉教授。张教授采用系统性的工作方法，首先开展文献普查，逐一摸清某一种文献的所有卷号及其特点，然后开展缀合工作。这样，就把某一文献所有可缀合的残卷、残片一网打尽，没有遗漏，所得结果就比以往更加全面完整、扎实准确。

　　对这一点，我个人深有体会。《拼接丝路文明》封面彩印了一件孟姜女变相，其正面为孟姜女变文，背面为变相，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变文写本。它由三个残片缀合而成，分别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国图、法图的两块，我曾在2008年做过拼缀，当时和林世田老师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刘波、林世田：《〈孟姜女变文〉残卷的缀合、校录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献》2009年第2期）。当然，我们的工作是经验式的，是凭印象完成的缀合，没有拼上俄藏那一块。随后，张涌泉教授的学生张新朋，系统地开展调查和缀合工作，拼上了俄藏部分，找齐了现存所有残片，并且依据更丰富的文本信息，发现它是从左向右读的，在文本解读方面更准确、更深入（张新朋：《〈孟姜女变文〉、〈破魔变〉残片考辨二题》，《文献》2010年第4期）。我们读到张新朋兄的论文，感到非常佩服。

　　这个小例子说明，系统性的工作方法非常重要，只有系统地开展缀合，才能得到完整而准确的结果。系统性缀合的成绩，无疑也远超零星的经验式工作。这是张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工程的最大特点，也是其突出成就的源泉。

　　通过《拼接丝路文明》我们看到，系统性工作的成绩是惊人的，目前缀合总量近万件三千余组，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量。每一组缀合，都需要大量精致细密乃至繁琐枯燥的文献工作作为基础，张教授及其团队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和无穷耐心，是不难想象的。在如此大量的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张教授得出了对敦煌文献的很多新认识，比如认为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是道真修补佛经的材料，藏经洞是三界寺的故经处，藏经洞的封闭则与道真去世及其修补工作结束有关。这一系列观点基于大量残卷缀合并有文献记载的支持，说服力非常强，现在日益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

　　二、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张涌泉教授对敦煌残卷缀合作了方法论的总结，归纳出十二种缀合方法，即内容相邻、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类似、残损相似、版本相同、装帧相同。此外，还提炼了缀合的操作程式，即全面普查、汇聚内容相邻写卷、考察行款书迹等各方面，最后完成缀合。这些方法和程式，来自于大量实践的总结，又经过大量实践的检验，是行之有效、可以复制的工作方法，对后续继续完成敦煌文献的系统缀合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这套工作程式和方法，对其他文献的缀合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知道，出土文献如甲骨、简帛、吐鲁番文书，传世的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客家文书、太行山文书，甚至石刻文献及其拓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残损问题，竹木简还存在次序散乱需要重新编连的问题。不同文献的缀合和编连，各有其特点，不过基本的方法是相通的。张涌泉教授总结的敦煌残卷缀合程式和十二种方法，足供其他各类文献缀合参考。

　　三、新技术的应用

　　张涌泉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工程，还有一个方面值得称道，那就是新技术的应用。张教授和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合作，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等多种高新技术，建设了敦煌残卷缀合自动缀合算法工具箱和平台。虽然计算机的工作只是提高效率的辅助手段，其结果必须要经过学者的进一步检验和研究才能确认，不过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今天，如何结合新技术推进人文学科的研究，恐怕是未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张教授团队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们的探索富有参考价值。

　　张涌泉教授担任学术负责人的“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收录了大量敦煌文献缀合的成果。这个数据库2022年上线，从标题看贯彻了张老师大力弘扬的“写本文献学”，它收录敦煌文献3.9万余件，用数据库的形式面对全社会公布缀合研究成果，发布缀合图版，在现在主流的五六种敦煌文献数据库中，特色鲜明，学术参考价值突出。

　　四、一点建议

　　阅读本书，我常常惊叹缀合的精审无误，也常常被其中精辟的论述所打动。不过有个别看法，与本书的论述略有不同。比如关于李盛铎、刘廷琛等盗窃所得的缀合，与他们撕裂长卷以充数的卑劣做法的证据，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本书上编第四章《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中，缀合BD03243与BD14486，认为它们“不像自然脱落（缀接处上端有人工撕裂的痕迹），很可能是刘廷琛故意撕裂而盗取有题记的部分所致”（第179页）。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中，也谈到杏雨书屋所藏李盛铎旧藏有不少可与国 图藏卷缀合，比如羽348+BD06510、羽 261 + BD2609、BD11548+羽136等，认为“衔接处所有裂痕皆呈竖直向下之势，带有人为撕裂的痕迹”（第24页）。

　　众所周知，李盛铎、刘廷琛在敦煌遗书运京后，利用押运者是其亲属的便利条件，大肆盗窃，并撕裂长卷以充数，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国图所藏多有这类人为撕裂的写卷，最多的甚至撕裂为二十余段，是他们盗窃劣迹的证据。不过，对于李盛铎、刘廷琛本人所存的写卷，是否存在盗窃时人为撕裂的现象，我想还可以再考虑。他们当日盗窃写卷，时间从容，可以细加拣择，因而所获多精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未必放弃整车的较好的长卷，而自留撕裂的写卷。从犯罪心理角度分析，我想他们无疑更愿意留下更长更完整的写卷，而把撕裂充数的部分留给公藏。因此，李盛铎、刘廷琛撕裂写卷的证据，应当主要留存在国图藏卷中，公藏与私藏的缀合样例，恐怕不宜作为讨论他们盗窃行为的证据。这一点建议，请张教授团队加以考虑。

　　敦煌残卷的缀合，犹如愚公移山，道阻且长。《拼接丝路文明》是张涌泉教授及其团队系统工作的初步成果，也是后续进一步工作的基础。我们相信，以本书为先导，这项学术工程将会加速进行、早日完成。我们祝贺张涌泉教授及其团队的不朽成就，也期待张教授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尽快出版，更广泛地沾溉学林。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