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

　　《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两部内容厚重的学术精品的出版，是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对推进新时代敦煌学、汉语史、汉字史和写本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也是落实哲学社会科学“三个体系”建设、发展冷门“绝学”的成功实践。

　　这两部大书给我们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下面这些数字：《拼接丝路文明》，一百三十万字，历经十八年，新发现和缀合的残卷近万号，并且为四千多号未定名的残卷定名；《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历时二十三年编撰完成，收录词目约二万二千条,全书五百五十万字，而原来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仅一千五百多条，《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差不多是它的十四倍。这些数字让我深受震撼，也深为感动。这些数字显示，这两部著作都是敦煌学研究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张涌泉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长期沉潜学术、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体现的是他们发展敦煌学的强烈使命意识和学术情怀。安平秋先生说“这是用心血和生命熔铸的两部著作”，我很赞成这样的评价。这两部大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冷门“绝学”研究只有长期努力，持续接力，才能真正做出足以传世的精品力作。张涌泉先生从本科时代开始，先后师从蒋礼鸿、郭在贻、项楚、裘锡圭等当代学术名家。在各位学术名师的指导下，他数十年笔耕不辍，持之以恒，在敦煌文献整理、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尤其是在俗字研究领域真正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这两部书的编纂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由张涌泉先生领衔撰著的这两部大书，不仅是他个人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晶，也是其学术团队多年艰苦努力的结果。这两部大书以其丰富的资料、厚重的内容和创新的学术贡献，必将成为传世之作。

　　其二，在开展冷门“绝学”重大研究课题的过程中，要重视与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数十年来，张涌泉先生带领团队、指导学生，将人文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重大研究项目的推进有机结合，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指导的学生许多都已成长为青年学术骨干。比如参加敦煌学研究和残卷缀合的博士、硕士生有六七十位，其中博士论文完成了九篇，还有三十多篇硕士论文，真正做到出成果，出人才，实现了敦煌学研究的代际传承。学术界有人提出敦煌学研究的浙江学派，浙大的敦煌学研究确实特色鲜明，后继有人。这一点难能可贵，值得学习和借鉴。“绝学”要想不绝，关键在于薪火相传，代有新人，张涌泉等先生重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结合，为冷门“绝学”的传承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其三，冷门“绝学”研究既要重视资料的全面搜集，也要重视运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善于总结和揭示规律，探究研究范式的不断创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收集资料全面丰富，从各类敦煌文献中收集约二万二千条词语，对每个词语的义项进行科学归纳和举例证说，通过按语“探源流”“明规律”“释疑难”，将作者对敦煌抄本文献和字词研究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贯穿于具体词语的阐释之中，从“字”“词”“用”以及写本文献流传特征等多维度开展敦煌语言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创新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辞书编纂以及汉语词汇史、汉字史的研究都有启迪价值。《拼接丝路文明》对古文献的复原和价值发掘，是敦煌学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在总结前人缀合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该书深入研究敦煌残卷形成的缘由，提出“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涉及“缀合程序”“缀合要素”“注意事项”等方方面面，同时还重视信息技术在敦煌残卷缀合工作中的运用。这些理论总结和方法探索，不仅对敦煌文献缀合和整理研究具有实际指导意义，而且也丰富了古代写本文献整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两部大书收集的敦煌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系统全面，不仅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在敦煌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上也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两部大书，是当代敦煌学研究和出版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时代推进冷门“绝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成功范例，将会对敦煌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