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樊树志教授,以两百余万字、三百余图,鲜活再现晚明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变动,精心描绘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长卷。当代名家名作,公务员、文史教师、都市读书人、历史爱好者首选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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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二年(1566)七月,徐阶一再“乞休”,终于获得皇帝恩准,得以致仕回乡。已经出任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写信向他致谢。这封信在他的文集中标题为《答上师相徐存斋》,向老师吐露心声:“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沉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恩、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未获尽纾,不肖感激图报之心竟成隔阂。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
徐阶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担任庶吉士时的指导老师。当时徐阶以吏部左侍郎身份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职责之一就是指导庶吉士,是张居正名副其实的业师。这种师生关系在官场至关重要,日后徐阶提拔重用张居正都与此有关。看似平静的朝廷已经隐约可见风云变幻的迹象,徐阶非常需要张居正这样的得力助手,因此多方提携,先是把他从翰林院编修提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任国子监司业;继而又把他调入裕王府邸,担任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皇帝)的讲读官。这是深谋远虑的安排,成为皇储的侍从亲信,一旦朱载垕即位,就是从龙功臣。信中所说的“丙寅之事”,就是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去世,徐阶和张居正起草世宗遗诏以及穆宗即位诏书之事。此事瞒过了内阁同僚,确实如信中所说“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沉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
隆庆六年(1572),徐阶七十大寿时,张居正向乡居已达三年多的“师相”寄去贺信,表达感激之意:“余既为公门人,不自意又从公政府之后,诸所为佐国家者,一惟公是师。”从庶吉士时代的门生身份,到政府中的助手,张居正一直尊徐阶为师。徐阶八十大寿时,万历新政成就卓著,张居正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师相”的教导:
居正尝谓,士君子所为尊主庇民,定经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亲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泽自被于苍生者,窃以为此两者惟吾师兼焉。当嘉靖季年,墨臣柄国,吾师所为矫枉以正,矫浊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概载在国史,志在缙绅,里巷耆长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归老也,则挈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庾,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一时海内号称熙洽,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亲为之者也。故此两者惟吾师兼焉。
这并非张居正的阿谀之词,徐阶确实当得起他的赞誉。申时行称赞徐阶“神襟迥秀,而内持养深坚,执义甚果”。徐阶身为诸生时,就与出任华亭知县的聂豹切磋理学;出任京官以后,又与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郑晓、赵时春、唐顺之等学者型官僚,阐明王阳明的良知之学,相磨淬砺。他有深厚的学识,却不迂腐,从政游刃有余。申时行说他“于群书无不综贯,而惟以资经济,自本朝典章条格,边防阨塞,度支盈缩,刑名比详,远方谣俗利蠹,耳濡手注,强记精识。长于议论,与人言,刃迎缕解,愈扣而愈响应无穷者。喜诱引后进,当世知名士多出其门”。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二年(1523),他以第三名进士及第,张岱写道:“(徐)阶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辅臣杨廷和见而异之,指以语其僚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杨廷和是正德、嘉靖之际的内阁首辅,面对复杂形势,运筹帷幄,拨乱反正,天下仰望其风采。他的戏言“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居然一语成谶。徐阶在嘉靖、隆庆之际,力挽狂澜,“务收人心,用物望,严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风采”,被人们赞誉为杨廷和再世。
徐阶在严嵩专权的险恶形势下,能够与之合作共事而又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智谋和权术兼而有之的秉性。张岱说:“(徐)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其始事嵩甚谨,与缔交联姻,治第分宜,曰:‘谢政后且居分宜就公。’”所谓“阴重”“有权略”,就是阴谋与权术兼而有之,为了消除严嵩的戒心,不惜与之联姻,而且在严嵩家乡分宜县建造住宅,打算退休后和严嵩比邻而居,时时请教。这并非张岱的一家之言,万历朝的高官于慎行也提及徐阶附籍江西一事,说得更加具体,“分宜相(严)嵩既杀贵溪(夏言),逐诸城(翟鸾),专任二十年。独华亭(徐阶)与之左右,势且不免。会吴中有岛寇,华亭(徐阶)即卜宅豫章(江西),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又与世蕃结亲。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严嵩)坦然,不复介意。”又说:“分宜(严嵩)在位,权宠震世,华亭(徐阶)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附籍结姻以固其好,分宜(严嵩)不喻也。其后分宜(严嵩)宠衰,华亭(徐阶)即挤而去之。”严嵩罢官、严世蕃处死以后,徐阶立即把江西分宜的宅邸出售,解除了江西的户籍。可见他的讨好严嵩,不过是权宜之计,一种权术而已,目的是保全自己,寻找机会,潜移帝意,促使严氏父子垮台。
徐阶主政以后,拨乱反正,在内阁办公室的墙壁上写了一个条幅:
以威福还主上
以政务还诸司
以用舍刑赏还公论
他成为内阁首辅以后,邀请内阁次辅袁炜一起办公,共同为皇帝票拟谕旨。皇帝以为不妥,认为只须首辅一人票拟即可,徐阶解释说,事情出于众人合议就公正,而公正是所有美德的基础;独断专行就自私,而自私会导致百弊丛生。当时给事中、御史不断抨击勾结严氏父子的官员,皇帝对此很反感,徐阶委婉曲折地作出解释,缓解了皇帝的怒气,保护了言官。
嘉靖四十二年(1563)正月十一日,徐阶和皇帝谈起人才难得,希望皇上“广听纳”“容人言”。他说:自古人心难测,因为最大的奸佞貌似忠诚,最大的欺诈貌似诚信,这就是知人很难的原因;必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那么就有人为我抵挡穷凶极恶,为我揭发隐匿深情,而且能够不让没有用的人才滥竽充数,即使已经用了也不至于再侥幸留用;做到了这一点,皇上不下堂阶就可以周知天下事情。他还以严世蕃害国戕民为例,如果皇上早日听取人言,也不会如此之甚。因此凡是官员进言,必须详加询察,如果事情大,言有实据,就采纳实行;如果所言不实,事情小就不必计较。事情大也须容忍,稍加谴责就可,目的是广泛吸收天下之言。皇帝听了他的一番宏论,“称善良久”。
可见他对于治国、用人是很有一些想法的。他引用门生张居正为裕王(即后来的穆宗皇帝)讲学,保证皇位更替得以顺利进行。世宗皇帝临终之时,他连夜紧急召见张居正,一起谋划,起草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公布,稳定了嘉靖、隆庆之际的政局。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皇帝朱厚熜去世,他的遗诏并非临死之前口授,而是由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其基调是,让已故皇帝作自我检讨:“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祠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之祀不亲,朝讲之仪久废……每一追思,惟增愧恨。盖愆成美,端仗后贤。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训,下顺群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各稽祖宗旧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斋醮工作,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这些话,一看便知不是朱厚熜愿意讲的,而是徐阶和张居正想要表达的政见。
徐、张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于此可见一斑。正如张居正自己所说:“天下亦莫不闻丙寅(嘉靖四十五年〔1566〕)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沉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这种关系,隆庆元年(1567)大理寺右丞耿定向也看到了,他在给徐阶的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某尝念门下士无虑千数,乃阁下独属意江陵张君,重相托付,诚为天下得人矣。同志中有识者佥谓‘此阁下相业第一筹也’。”可谓知人之论。
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皇帝即位,他的即位诏书也是由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一再强调遵奉先帝遗诏,既避免了“改祖宗之法”的非难,也进一步把他们的政见具体化。这份即位诏书,列举了三十多条拨乱反正的政策措施。其中三条是执行遗诏的具体措施:一是遵奉遗诏,自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以前为建言而得罪的官员,存者召用,殁者恤录,吏部、礼部、兵部尽快查开职务姓名,报告朝廷。二是遵奉遗诏,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有的按照“妄进药物致损圣躬”罪,命锦衣卫拿送法司,从重究问;有的以画符做法而滥叨恩赏,立即押送原籍;书造局、真人府聘用的道士,一律发还原先道观;太常寺授予的官职、名号,全部取消。三是遵奉遗诏,斋醮工作悉皆停止,因斋醮而形成的赋税加派,全部取消。其余各条大多涉及各种弊政的对策,兹选录几条于下:
——朝廷用人,惟求任当其才,若拘泥资格,使举人绝望于九卿(京官),岁贡不得为方面(地方官),殊非饬吏治、作士风之意。今后吏部用人,毋拘三途,但有才能卓异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励。
——各处府州县大小繁简、冲僻难易不同,或逸而得誉,或劳而速谤,既乖升黜之宜,遂起避趋之巧,士风日坏,吏治不修。吏部通将天下府州县逐一品第,定为上中下三等,遇该推升选补,量才授任。
——在外两司有司官贪酷恣肆,皆由巡按御史不能正身格物,及举劾不公所致。其御史失职,又由都察院徇情,将考核视为虚文所致。今后御史出差回道,都察院务要秉公持正,严行考核,如或隐护,该科即行纠劾,该科如敢扶同,事发一体重究。
——今后在京在外文武衙门大小官员,俱要励端慎廉静之节,去虚浮怠玩之私,上报国恩,下保名位。一应弊政,诏书开载未尽者,陆续自行查议奏革。其凡可以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等项长策,仍许诸人直言无隐。
这些政策举措,体现了徐阶在积重难返之际,力挽狂澜的治国方略,其中不少为张居正所汲取,在万历新政中付诸实施。
徐阶的治国方略,不仅体现在他代拟的即位诏书中,自他出任内阁首辅以来,日夜思考如何拨乱反正,整顿颓靡的政局。他在给同僚的信中感叹:“仆浅薄,叨冒天恩,踰溢涯分,犬马之齿亦遂六十……即日局面似有更新之机,但人心陷溺已久,非有重望不能转移;诸务废弛已极,非有高才不能整顿。而仆皆无之,此昔贤所以有‘有时无人’之叹也。”还说:“天下事非一人所能为,惟是倡率则有所在。仆不肖,幸夙闻父师之教,朋友之切磨,又滥荷圣明之误眷,所谓倡率,不敢辞其责矣。”他的“整顿”“倡率”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谨慎地采取了行动。
他推心置腹地敦请严讷(字敏卿,号养斋,苏州府常熟县人)出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严讷为了改变严嵩造成的“吏道污杂”局面,与同僚约法三章:
一、 谈公事一律到吏部衙门,不得到他的私宅。
二、慎重选择吏部的郎中、主事等中层官员,要他们“务抑奔竞”,也就是杜绝开后门、通路子。
三、选拔人才不要拘泥于资格,即使是州县小官,如果政绩优异,就应该破格提升。
申时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亡何,吏部尚书阙,上手诏用公(严讷)。公自以荷上眷知,位冢宰(吏部),操群吏黜陟,宜矢心戮力以报。而又念向者柄臣墨吏相贸市为奸,浊乱海内,非苦身为天下率,吏治不清。乃下教诸以公事谒及攻吾阙者之待漏所,毋私第,吾不受私谒。又饬其家张具,若召客者实亡所召,而尽呼苍头饮食,劳苦之曰:‘若辈幸守吾操束,内迹毋外。’择谨厚吏守邸舍,而戒之曰:‘若幸视吾扄钥,外迹毋内。’有郡守使人上谒,公(严讷)以属吏而镌守三秩,曰:‘吾不爱一守以明吾志。’门庭然。然延接宾客,咨访人才,孜孜无倦,一时卓行异能之士,毋问乡举岁荐,皆骤得优擢,曰:‘祖宗朝兼用三途,奈何以资格限天下士!’异时名公卿屏田间,上所尝谴怒而不欲收者,乘间为请,次第推毂起家几尽。于时耆贤布列,吏治烝烝不奸,天下翕然以公(严讷)为知人能任职也。”
严讷的整顿,改变了先前“吏道污杂”的状况,“铨政一新”——吏治焕然一新。严讷并不居功,上则归功于内阁首辅徐阶,下则归功于司属官员。他说吏部是一个特大部门,我掌管吏部两年,适逢徐阶主持内阁,大力支持,办事毫无阻力。确实如此。徐阶不仅全力支持严讷,而且尽量争取皇帝的默许,使得吏治整顿得以顺利进行。为此他经常向皇帝赞誉严讷,比如他说:“臣闻(严)讷在吏部殊有志,为皇上守法,但请托既绝,恐不免怨谤。此却仰赖圣明主张,乃能行其志也。”为了打破论资排辈的陋习,他向皇帝建议:“缘循资按格,其来已久。(严)讷初到部,未能即破旧套,今须仰仗圣明,特降一谕,使唯才是用,勿专论资格,庶(严)讷有所遵奉也。”为此,他尖锐地批判陈腐的人才观:“臣窃见士大夫以虚文巧适为有才,而诚慤者则诋以为拙;以怙势作威为风力,而敬慎者则笑以为懦;以怠安泄沓为得体,而勤励者则鄙以为俗流;以容奸庇恶为长厚,而明作者则谤以为生事。甚至以谋国为过计,以恤民为迂谈,以持法为苛刻,以秉公为乖僻。”但拨乱反正,谈何容易!所以请求皇帝下一道特别谕旨:“唯才是用,勿专论资格。”
徐阶不仅重用吏部尚书严讷,而且重用兵部尚书杨博(字维约,号虞坡,山西蒲州人)、工部尚书雷礼(字必进,江西丰城人)。他向皇帝谈到人才,特别表扬了这三位:“(严)讷为人畏慎,又肯留意人才,孜孜查访,今仕路颇清,实得其力。(杨)博之任未见有可代者……臣见(雷)礼每事皆亲干,面垢声哑……答云:工部官钱粮在手,第一要不贪,第二要任劳任怨,第三要知工作事宜,会调度。”他由此发挥关于人才的标准:“大抵用人须得心行才识俱好,若才识好而心行不好,则反以其才坏事,心行好而才识不好,则又干不得事。”
徐阶,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年进士。嘉靖四十一年扳倒严嵩后任内阁首辅,隆庆二年致仕。隆庆三年海瑞任应天巡抚,整治苏松钱粮税赋,令徐阶等豪绅退田。隆庆五年时任首辅高拱再次因之前的私人恩怨打击报复徐阶。隆庆六年高拱被罢,徐阶的生活方归于平静。万历十一年因病卒。
申时行,苏州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状元。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左庶子,掌翰林院事。万历六年入阁,十一年为首辅。后因建储事为言官所劾,罢归。
耿定向,湖广红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隆庆初擢大理寺右丞,与高拱不睦,谪横州判官。隆庆末年高拱罢后,量移衡州推官,后晋右副都御史、刑部侍郎、南京右都御史等职,因卷入政争上疏求退。
严讷,苏州常熟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执掌铨政期间,任人唯贤,破格超擢人才,令吏治一新。后以病乞归。
(此为边栏文字,由编辑对一些人物、事件等,结合上下文,进行了简单的注释,以方便读者了解那段历史。)
(摘自《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第一章《嘉靖隆庆时代的政局与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