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顾维钧先生自1912年学成回国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起，至1967年从国际法院退休，从事外交活动达半个世纪以上，有着丰富的亲身经历。他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写日记，积累文件资料，为撰写回忆录作准备。196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院长马丁?威尔伯(韦慕庭)之邀，参加该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先后有五位学者根据顾氏口述，并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记、会谈记录、信函文件、电报档案，进行整理，编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始得完成。无疑，这部英文原稿长达一万一千余页的巨著是关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的极其珍贵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又由于上述原因，这部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的，对于关心和研究这段历史的国内读者来说，诸多不便，因而亟待译成中文，还其应有的本色。正如顾先生在“附言”中所希望的那样：“如果我的回忆录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这对研究那些动乱年代的外交史的中国学人是有所补益的。”
    本回忆篇幅巨大，涉及的方面极广，其“翻译工作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台湾和国外的出版界也曾研究过翻译出版方案，但都由于经济、人员以及人事和权益等各种原因而不果。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陈鲁直先生的努力下，从美国买回了《顾维钧回忆录》(英文打字稿)的缩微胶卷。同年10月，顾氏女公子顾菊珍女士回上海探亲时，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先生邀请她到北京，磋商翻译事宜。她表示，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国内要翻译出版，她很高兴，她父亲也会高兴的，并对出版方面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1981年，贺其治先生专事拜访了顾维钧氏，顾先生对国内准备出版他的全部回忆录一再表示高兴。同年，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华书局的委托，开始组织人力，着手翻译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并将翻译出版回忆录之事正式通知了哥伦比亚大学。1982年7月，近代史研究所邀请与此事有关的四个方面进行了会商，正式决定全部翻译工作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承担，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署名，出版发行事宜由中华书局负责。全部回忆录计划分为12个分册出齐。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极为重视回忆录的翻译工作，特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郑重进行。几年间，先后参加翻译和校订的有60余人，大都是各院校学者和社会各界精通外语的人士。校订小组除分工校稿外，并每周在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集会一次，对翻译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研讨、查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确保译文准确畅达。所以，本书译事的完成，主要依靠集体力量。
    本回忆录的年代跨度很长，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许多方面，提到大量的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及职务头衔，其中人名竟达3700余人之多。凡此都需要查证准确，特别是中国和朝鲜、越南的人名，尤须查到其原来的汉字姓名。为解决这个问题，除查找各种资料外，顾菊珍女士曾经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回忆录中引录的若干重要函电文件，如果不找到当年的原文，径由英文译回，就不免有损史料的真实性。为此，顾菊珍女士不惮繁琐，多次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查找、复印有关函电原件，使译文能补足这类重要的原始资料。这里，我们应该向顾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自开始出版问世以后，不断受到史学界、外交界，以及关心中国现代历史的各界人士的关注。在海内外曾陆续有专文或书评加以评论，大多认为本回忆录是对现代史研究的一个贡献。在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中，也曾多次引录本回忆录的记载，作为陈述和评论史事的佐证。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刊物，也曾经多次连续转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凡此，都足以说明顾先生的回忆录确有很高的价值。
    本书卷帙浩繁，头绪孔多，为便于历史学者和对现代史感兴趣的读者们进一步研究和利用本书的史料，经四方面再次研究决定，在全部回忆录翻译完竣后编辑一本索引。又由于原计划的第12分册篇幅过长，乃将第八卷内容提出，和索引一并刊为第13分册。索引包括人名索引、外国人姓名英汉对照表、部分中国人的英文姓名和史事索引，以期有助于读者检索所需资料。
    本书译文连同索引约600余万字，参加翻译校订工作的先后有60余人，其中主要译校者有袁东衣、唐宝心、高承志、杨思慎、陈宗宽、刘保慧、王雅文、潘昌运、黄祯寿、司幼清、徐继仁、傅曾仁、杨润殷、冯厚生、倪大昕、何林荣、王联祖、沈松泉。另外超过10万字以上的翻译者还有杨锡祺、葛绳武、王正、苏伟光、王懋询、王伯璘、谢直声、胡舜官、赵家宝、胡天民、徐炳璋、杨大宁、刘树森、王文钧、徐绪堃等人。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还得到李侃先生的大力协助。
    对这样一部长篇巨著的翻译，几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兢兢业业，力求信达，但限于水平和资料不全，疏漏错讹之处在所不免，仍希读者教正是幸。

天津编译中心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