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问，使得“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脉络中开掘出来的那些题目与材料，可以引申到经济史源流上作重新的思考。1967年，希克斯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发表一个演讲，1969年整理为一个小册子出版，这就是后来成为经典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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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禹”时代时写道，大禹在治理洪水、划定九州之后，曾经“各因其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懋迁有无，万国作乂”。刘志伟教授认为，这是“食货”这个词最核心的内容，“这很显然不是要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只是自然资源的控制和获取的一种机制”（14页）。
“懋迁有无”显然是市场交换，而“赋入贡棐”当然属于贡赋，也即希克斯所说的“岁入经济”之一种。在现代经济学中属于两个体系的交换行为，在传统中国中央王朝，同属食货之制。刘志伟教授认为，这是讨论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食货经济的实质，不是国家控制市场，而是王朝国家利用市场来实现贡赋运输，也就是说，不是由市场出发去动用国家权力，而是由贡赋出发去拉动市场”（22页）。
“食货经济”是明清时代政治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市场是嵌入于贡赋体制之中的。在我理解，这应该是多年来刘志伟教授的系列研究一直试图表达的意思。因此，这本论著中，有三篇文章最值得读者注意。其一是1990年发表的《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其二是2010年发表的《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其三是2017年发表的，作为本书《代序》的《中国王朝的贡赋体制的经济史》。
《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目录
《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发表之时，“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议题。在这个研究中，刘志伟与陈春声强调与清代市场机制相关的两个现象，第一个是“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第二个是“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
所谓“非市场导向性”，是强调清代的小农在制定生产策略时，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以及相应的成本核算为导向。这与当时小农深深地涉入商品经济、市场极为活跃的现象正成为鲜明的对照。这种说法与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东南亚小农的研究有相通之处。斯科特也极为强调，在繁荣的商品经济的表面下，小农的生产经营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要考虑到各种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从而有所谓“道义经济”。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志伟教授他们应当已经了解斯科特的研究。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
农户经济活动以维持生计和群体和谐为终极目的，同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组织是互为因果的。在这种以伦理关系维系的组织内，个人的经济角色往往随其亲属角色而定，而亲属关系中的角色期望又常常使个人注重人伦关系，把经济利益置于从属的位置，因而抑制着理性化的经济活动，并在一切经济关系中以特殊性原则取代普遍性原则。故此，集组织生产与消费职能于一身的家庭经济体本能地否定市场平等交换的原则，排斥市场导向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群体内部，还潜在地否定独立的个人权利，故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内部关系也就不是一种基于个人独立经济利益的契约和交换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以道德价值维系的人伦关系。（194页）
至于此文所说的第二个现象，则显示出刘志伟教授对明清经济形态的一贯思考。虽则表述不同，但与他在2017年围绕《汉书·食货志》所讨论的问题相通。他们认为：
这里所谓的经济导向性，是指一种追求经济和技术增长的价值取向。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重要差别之一，在于近代社会以追求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活动中超越个人感官享乐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成为价值观体系和物质活动的基点。
具体的市场交易活动，对于每个具体商人来说，当然是增加个人财富的机会，但就整体而言，市场活动只被视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途径，而不是实现国民财富增殖的必要手段。……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价值取向，反而为这种选择创造了更多机会。越是商品经济发达、商业资本雄厚的地区，捐纳捐输的数量也越多。（196—198页）
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史中影响最大的学术争论显然是“大分流”以及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所以2010年刘志伟教授与陈春声教授的合作研究对这个学术浪潮做了回应，也就是《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美洲白银是中国经济史中的老问题，也是《白银资本》的讨论重心。从十六到十八世纪，数以千万计的美洲白银输入中国，是中国经济史最为显著的一个经济发展指标。在近代经济学的逻辑中，如此巨量的白银输入，不仅将显著改变商业、消费、城市经济，也应当深刻影响生产部门中的投资。
《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中，两位教授面对经济学的逻辑提问道：为何如此巨量的白银输入没有造成清代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解释这个疑问的重要线索是，明代后期一条鞭法改革之后，白银在国家的行政运作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朝廷、地方政府、百姓之间的关系，都以白银为中介运作。这意味着，明后期直到整个清代的国家机器与官僚体制，都要依赖来自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才能正常运转。
这些白银通过市场流通，被吸纳到财政运作体系中，又通过财政支出和国家与官僚队伍的消费，再进入市场流通，成为拉动市场的一种重要力量。（331页）
正因为美洲白银的流入适应了清朝赋税征收、财政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很快地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权贵所囤积，所以，十八世纪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才没有引致物价的大幅上升。（340页）
到2017年，刘志伟教授的提问更为明确，中国王朝时期的贡赋体制经济，应当视作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阶段还是一种经济类型（第4页）？
这个提问将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些长期争论同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提出的基本问题勾连了起来，我在开篇已经引述，不再赘论了。
明清时代有着显著的市场发展、规模庞大的货币流通，以及勃兴的市镇经济。这些都曾经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也相当程度改变了叙事中国历史的方式，但是也许也形成了某些遮蔽。2008年葛兆光教授与王汎森教授的一个对谈中曾经提到：
比如说“资本主义萌芽”，看起来完全是照套欧洲历史。但是，它一方面又发掘了很多历史资料，比如在这个聚光灯下，一大批原来不被注意的史料，诸如契约、文书、乡村的东西，开始被发掘出来。另一方面是遮蔽了很多历史现象，把很多旧时代的历史资料给压抑或者消耗掉了，让我们只注意到江南、城市、商业，但是那些后世看来不能“与时俱进”的地区、现象、历史就被忽略掉了。（《重访历史：寻找“执拗的低音”》）
家范师曾经针对“大分流”的讨论有过一个评论，也有类似的意思：“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为‘二兰’（弗兰克、彭慕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帮过倒忙。”
如何将市场放回明清社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