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苑》：一部尘封千年的诗文宝库
评论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和文献史上，有一部颇为神秘的古籍——《古文苑》。它仿照著名的《昭明文选》体例编纂，收录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文作品，而二者内容基本上没有重复，故可视为《昭明文选》的续编、补编，而且是此类书籍中现存最早的一种。但是相比《文选》1500年来长盛不衰甚至成为显学而言，《古文苑》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编者是谁？成书于何时？收录的文章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困扰了学者近千年。
现存《古文苑》主要有两个宋刻本：一个是南宋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刊刻的九卷无注本（以下简称“韩本”）；另一个是南宋淳祐六年（1246）盛如杞重修刊行、章樵（？—1235）作注的二十一卷本（以下简称“盛本”）。这两个版本虽然名称相同，但差别较大：韩本收录233篇作品，按文体分为文、赋、诗、歌等20类；盛本则增至264篇，不仅增加了篇目，还重新编排了次序，将歌、曲合并，把赋中残缺的篇章单独列为“杂赋”一卷。
《古文苑》的来历颇具传奇色彩。据韩本序中谓“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但此说语焉不详，仅为孤证，难以确证。孙巨源即北宋孙洙（1031—1079），曾任馆阁校勘，其编纂的《杂文章》一卷（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赋颂58篇，很可能是《古文苑》的前身。叶德辉推测，《古文苑》可能由《杂文章》“推广成之”，而孙洙托名“佛龛得书”或为隐身之术（《郋园读书志》卷十五）。然而，从孙洙生活的北宋到南宋初期长达五六十年间，任何文献都找不到关于《古文苑》的记载。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只是后人为了提高书籍身价而编造的？
而对于韩本序所谓“唐人所藏古文章”，章樵序所谓“《古文苑》者，唐人所编”，即《古文苑》为唐代人所编，清代学者多有质疑，并展开深入考证。跟据《石鼓文》中第六鼓（“猷乍”鼓）仅存宋代重新出土之残字、《诅楚文》为宋代新出石刻等证据，顾广圻、钱熙祚断定此书非唐人所编，而应出于宋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因清人范邦甸所编《天一阁书目》曾误将《古文苑》编者著录为南宋人王厚之，致使有今人推断《古文苑》的编者是王厚之。但据《古文苑校注》的整理者考证，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海录碎事》中已有引用《古文苑》之文，彼时王厚之年仅十八，不可能为编者。综合诸证，《古文苑》的成书应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其前身很可能就是《杂文章》，但只有58篇赋颂，编者是孙洙；南渡之后，最晚在绍兴前期，有人将《杂文章》增补改编成《古文苑》，这个不知名的编者做了大量搜集工作，使篇目增加到二百多篇；后来韩元吉刊刻时，应该也做了许多编辑工作，从汉赋末尾多出的八篇排序错乱的作品来看，很可能就是韩元吉新增的；最后，章樵不仅作注，还进一步增补篇目，重新分卷，形成了今天看到的二十一卷本。可以说，《古文苑》是由多位编者接力完成的成果。
对比两个宋本，韩本的编排相对清晰，作品大致按时代先后排列。但盛本做了较大改动，有的改动非常合理。比如组诗《饯谢文学离夜》，是沈约等六人为谢朓饯别，后面还有谢朓本人的应和之作，韩本把七个人的诗混在一起，排列混乱；章樵本则将谢朓本人的应和诗单独列出，使关系变得清楚准确。但盛本也有些改动不太合理，比如把几篇残缺的赋单独放在卷末，标准却很随意，给阅读带来不便。
《古文苑》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的编纂宗旨。也就是说，它专门收录那些正史中没有记载、各种诗文选本（包括《文选》）没有选录的诗文作品。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古文苑》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学史料，颇具文献价值。据统计，完全依赖《古文苑》才得以传世的作品就有三十多篇，如李陵《录别诗》中的第三首、孔融《六言诗》三首、王粲《七哀诗》中的一首等。还有一些金石文字，如《魏敬侯碑阴文》，其碑主卫觊是魏晋名人，但这篇碑阴文却不见于任何唐代以前的记载，显得格外神秘。
章樵的注释是《古文苑》的一大贡献。作为南宋嘉定元年（1208）的进士，章樵曾任吴县知县，应该就是在这个任上完成了《古文苑》的编注工作。章注模仿李善注《文选》的体例，包括篇目解题、作者简介、文字校勘、字音释义、典故出处、文意串讲等，基本扫清了阅读障碍。比如注释李陵诗时，他能结合史实解释诗句含义，做得相当到位。
然而，章注也存在不少问题。他的引书常常凭记忆随意下笔，割裂原文、张冠李戴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注释《司空箴》“都鄙盈区”一句时，把《周礼》经文和郑玄注混在一起，令人费解。更严重的是，有些注释纯属臆造杜撰。如《蜀都赋》“盛冬育荀，旧菜增伽”，章注把“伽”字想当然地当作“茄”字，认为“茄子冬月尚多”。但事实上，“茄”字在汉代与茄子无关，茄子也不是汉代常见的蔬菜，医学家研究历代本草时从未将茄子与汉朝联系起来。这条注释完全是牵强附会，却成了流传甚广的“伪常识”，甚至还被权威工具书采纳。
尽管有这些缺陷，章樵注本仍使《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明清两代，章注本不断重刻，至少有九种刻本传世，而钱熙祚在道光年间辑刻《守山阁丛书》时，吸收各家之长，对章注本《古文苑》做了全面校勘，成为此后最通行的版本。而无注的韩本只能靠抄本流传，直到清代嘉庆十四年（1809）才由孙星衍据元抄本整理付梓，由顾广圻负责校勘，收入《岱南阁丛书》中。
《古文苑》的编纂过程本身也反映了宋代文人的文献辑佚意识。在印刷术普及的时代，宋人开始系统搜集整理前代文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作品得以保存。《古文苑》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的产物。虽然它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古书从草创到成型的真实历程。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古文苑》，会发现它是一座独特的文学和文献宝库。它虽然比不上《文选》的辉煌成就，却以其独特的编纂视角，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珍贵文献。书中有大量不同于通行版本的异文，为研究古代文学的流传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那些残篇断简，那些扑朔迷离的来源，那些似是而非的字句差异，都成为学者们探寻古代文献流传轨迹的重要线索。
这次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苑校注》，对《古文苑》的整理做了两项全新的工作。一是《古文苑》原文的校勘，以盛本为底本，以韩本、张世用刻本、《岱南阁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为校本。此外，凡宋以前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李善注等，以及宋人所编《太平御览》，所有相关征引文字俱用作参校，其馀宋代书如《事类赋》、《事文类聚》、《锦绣万花谷》、《玉海》等酌情参校。如此，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古文苑》与唐宋文献的关系。二是对章樵注的补注。从整体上说，章注基本完成了它应做的工作，虽有种种缺陷不足，但将其所有注释一并推翻并不公正合理，也无必要。所以补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补章樵当注未注处；二是补章樵已注，然有误或引例证未当处；三是不能确定章注必误，然有别解或可取者附于后；四是认为章注有误，然也未得其正解，记所疑于后，以俟后来之方家。
章樵，字升道，号峒麓，昌化人。宋宁宗嘉定元年进士。历海州、高邮、山阳教官，知吴县，通判常州。理宗端平元年，监登闻鼓院。以疾乞归，授知处州。学宗伊洛，注《古文苑》。
田松青，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编审。校点有《（全校本）困学纪闻》等。
胡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专业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校点有《易林汇校集注》、《经史避名汇考》等。
本书入选2025年度全国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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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和文献史上，有一部颇为神秘的古籍——《古文苑》。它仿照著名的《昭明文选》体例编纂，收录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文作品，而二者内容基本上没有重复，故可视为《昭明文选》的续编、补编，而且是此类书籍中现存最早的一种。但是相比《文选》1500年来长盛不衰甚至成为显学而言，《古文苑》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编者是谁？成书于何时？收录的文章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困扰了学者近千年。
《古文苑校注》（全二册），[宋] 章樵 注 田松青、胡真 校注
现存《古文苑》主要有两个宋刻本：一个是南宋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刊刻的九卷无注本（以下简称“韩本”）；另一个是南宋淳祐六年（1246）盛如杞重修刊行、章樵（？—1235）作注的二十一卷本（以下简称“盛本”）。这两个版本虽然名称相同，但差别较大：韩本收录233篇作品，按文体分为文、赋、诗、歌等20类；盛本则增至264篇，不仅增加了篇目，还重新编排了次序，将歌、曲合并，把赋中残缺的篇章单独列为“杂赋”一卷。
《古文苑》的来历颇具传奇色彩。据韩本序中谓“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编”，但此说语焉不详，仅为孤证，难以确证。孙巨源即北宋孙洙（1031—1079），曾任馆阁校勘，其编纂的《杂文章》一卷（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赋颂58篇，很可能是《古文苑》的前身。叶德辉推测，《古文苑》可能由《杂文章》“推广成之”，而孙洙托名“佛龛得书”或为隐身之术（《郋园读书志》卷十五）。然而，从孙洙生活的北宋到南宋初期长达五六十年间，任何文献都找不到关于《古文苑》的记载。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只是后人为了提高书籍身价而编造的？
而对于韩本序所谓“唐人所藏古文章”，章樵序所谓“《古文苑》者，唐人所编”，即《古文苑》为唐代人所编，清代学者多有质疑，并展开深入考证。跟据《石鼓文》中第六鼓（“猷乍”鼓）仅存宋代重新出土之残字、《诅楚文》为宋代新出石刻等证据，顾广圻、钱熙祚断定此书非唐人所编，而应出于宋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因清人范邦甸所编《天一阁书目》曾误将《古文苑》编者著录为南宋人王厚之，致使有今人推断《古文苑》的编者是王厚之。但据《古文苑校注》的整理者考证，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海录碎事》中已有引用《古文苑》之文，彼时王厚之年仅十八，不可能为编者。综合诸证，《古文苑》的成书应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其前身很可能就是《杂文章》，但只有58篇赋颂，编者是孙洙；南渡之后，最晚在绍兴前期，有人将《杂文章》增补改编成《古文苑》，这个不知名的编者做了大量搜集工作，使篇目增加到二百多篇；后来韩元吉刊刻时，应该也做了许多编辑工作，从汉赋末尾多出的八篇排序错乱的作品来看，很可能就是韩元吉新增的；最后，章樵不仅作注，还进一步增补篇目，重新分卷，形成了今天看到的二十一卷本。可以说，《古文苑》是由多位编者接力完成的成果。
《古文苑校注》目录
对比两个宋本，韩本的编排相对清晰，作品大致按时代先后排列。但盛本做了较大改动，有的改动非常合理。比如组诗《饯谢文学离夜》，是沈约等六人为谢朓饯别，后面还有谢朓本人的应和之作，韩本把七个人的诗混在一起，排列混乱；章樵本则将谢朓本人的应和诗单独列出，使关系变得清楚准确。但盛本也有些改动不太合理，比如把几篇残缺的赋单独放在卷末，标准却很随意，给阅读带来不便。
《古文苑》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的编纂宗旨。也就是说，它专门收录那些正史中没有记载、各种诗文选本（包括《文选》）没有选录的诗文作品。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古文苑》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学史料，颇具文献价值。据统计，完全依赖《古文苑》才得以传世的作品就有三十多篇，如李陵《录别诗》中的第三首、孔融《六言诗》三首、王粲《七哀诗》中的一首等。还有一些金石文字，如《魏敬侯碑阴文》，其碑主卫觊是魏晋名人，但这篇碑阴文却不见于任何唐代以前的记载，显得格外神秘。
章樵的注释是《古文苑》的一大贡献。作为南宋嘉定元年（1208）的进士，章樵曾任吴县知县，应该就是在这个任上完成了《古文苑》的编注工作。章注模仿李善注《文选》的体例，包括篇目解题、作者简介、文字校勘、字音释义、典故出处、文意串讲等，基本扫清了阅读障碍。比如注释李陵诗时，他能结合史实解释诗句含义，做得相当到位。
《古文苑校注》
然而，章注也存在不少问题。他的引书常常凭记忆随意下笔，割裂原文、张冠李戴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注释《司空箴》“都鄙盈区”一句时，把《周礼》经文和郑玄注混在一起，令人费解。更严重的是，有些注释纯属臆造杜撰。如《蜀都赋》“盛冬育荀，旧菜增伽”，章注把“伽”字想当然地当作“茄”字，认为“茄子冬月尚多”。但事实上，“茄”字在汉代与茄子无关，茄子也不是汉代常见的蔬菜，医学家研究历代本草时从未将茄子与汉朝联系起来。这条注释完全是牵强附会，却成了流传甚广的“伪常识”，甚至还被权威工具书采纳。
尽管有这些缺陷，章樵注本仍使《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明清两代，章注本不断重刻，至少有九种刻本传世，而钱熙祚在道光年间辑刻《守山阁丛书》时，吸收各家之长，对章注本《古文苑》做了全面校勘，成为此后最通行的版本。而无注的韩本只能靠抄本流传，直到清代嘉庆十四年（1809）才由孙星衍据元抄本整理付梓，由顾广圻负责校勘，收入《岱南阁丛书》中。
《古文苑》的编纂过程本身也反映了宋代文人的文献辑佚意识。在印刷术普及的时代，宋人开始系统搜集整理前代文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作品得以保存。《古文苑》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的产物。虽然它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古书从草创到成型的真实历程。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古文苑》，会发现它是一座独特的文学和文献宝库。它虽然比不上《文选》的辉煌成就，却以其独特的编纂视角，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珍贵文献。书中有大量不同于通行版本的异文，为研究古代文学的流传演变提供了宝贵资料。那些残篇断简，那些扑朔迷离的来源，那些似是而非的字句差异，都成为学者们探寻古代文献流传轨迹的重要线索。
这次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苑校注》，对《古文苑》的整理做了两项全新的工作。一是《古文苑》原文的校勘，以盛本为底本，以韩本、张世用刻本、《岱南阁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为校本。此外，凡宋以前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李善注等，以及宋人所编《太平御览》，所有相关征引文字俱用作参校，其馀宋代书如《事类赋》、《事文类聚》、《锦绣万花谷》、《玉海》等酌情参校。如此，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古文苑》与唐宋文献的关系。二是对章樵注的补注。从整体上说，章注基本完成了它应做的工作，虽有种种缺陷不足，但将其所有注释一并推翻并不公正合理，也无必要。所以补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补章樵当注未注处；二是补章樵已注，然有误或引例证未当处；三是不能确定章注必误，然有别解或可取者附于后；四是认为章注有误，然也未得其正解，记所疑于后，以俟后来之方家。
[宋] 章樵 注 田松青 胡真 校注
繁体竖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7503-5
258.00元
作者简介
田松青，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编审。校点有《（全校本）困学纪闻》等。
胡真，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专业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校点有《易林汇校集注》、《经史避名汇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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