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见其趣，亦见其深——读苗怀明《〈聊斋志异〉通识》
评论内容：
一本《〈聊斋志异〉通识》，可看作半部“蒲松龄传”。苗怀明讲“聊斋”，是由人及书，先从作者蒲松龄讲起。这既是蒲松龄创作惯用的手法——“聊斋”有很多都是以人物开篇，先以《史记》笔法介绍主要人物，再娓娓道来说故事；也是走进一部文学作品的有效路径，“作品是作家留下的足迹，是他们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作家将人生投射于作品中，只有理解了作家，才能更完整而深入地读懂其作品。“聊斋”的成书时间距今已逾300年，今人读“聊斋”似已隔着一层，若能从作家入手，定可事半功倍。
该书的前两章，皆是关于蒲松龄的。苗怀明以传记笔法书之，视角独特、资料翔实、叙述生动，不仅将蒲松龄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而且融个人见解于其中，既具常识性，亦具启发性。他采用别具一格的“倒叙”手法，从一张蒲松龄晚年肖像画切入：彼时蒲松龄已是74岁高龄，人生诸般风雨、幸与不幸，俱化作白首的回望与感慨。从这个角度看蒲松龄，很容易产生共情。苗怀明还“赋予”蒲松龄许多生动的“标签”，诸如“永远的落榜生”“最美乡村教师”“笔耕不辍的乡土作家”，等等，既贴切传神，又有时下流行语言的灵动性，让这位300年前的大作家如在目前，有着普通人的坎坷与无奈；而“幽冥之录，孤愤之书”一章，还写到了蒲松龄著书过程中遭遇的朋友的不解、当世的冷遇等。唯其如此，蒲松龄对“聊斋”的一世执着与牵绊，才显得尤为珍贵。从这位立体而丰富、多难而深情的作家身上，读者感受到一部伟大作品诞生之不易，更领略到“聊斋”之魂，乃至洞悉其深刻性是从何而来。
《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收录了近500篇作品，约50万字；融“传奇”与“志怪”于一身，鸿篇与微章并存，题材多样，风格多元，创作时间跨度大。要在一本“通识”中，概括其内容，提炼其精髓，并非易事。苗怀明以扎实的学者功底，用温润通透的笔触，既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入门向导，也为爱好者乃至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全书用三章笔墨，分三个角度透视“聊斋”，分别从“人性”视角挖掘其精神内核，以“鬼狐花妖”为例简述其独特人物，以“最地道的中国故事”凝练其艺术特色。其中，“人性”一章既是对作品内容的综述，话题涵盖官场腐败、科举制度、自由爱情、民俗风情等诸多面向，又挖掘出经典的时代意义，深入阐析了“聊斋”的批判精神，并与蒲松龄的人生际遇相映照，指出在这部“孤愤之书”里，蒲松龄通过写心、写人物、写故事圆自己的“人生之梦”，而这正是“聊斋”最动人、最接地气之处。不仅如此，作者还提出了几个读“聊斋”的新角度，如“聊斋”代表“中国古代小说爱情描写的高峰”，不仅在写作的丰富性上有所突破，而且将对爱情的描写推向“知己之爱”的新阶段。又如，“聊斋”提供了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艺术形式，以《聂小倩》《陆判》《雷曹》《席方平》等小说为例，深入浅出地指出“聊斋”较之同时期作品的超越性。“鬼狐花妖”一章，堪称全书最具趣味性与“看点”的部分，蒲松龄笔下的魅力人物，诸如婴宁、青凤、莲香、红玉、小翠等渐次登场，从想象大胆丰富、共性中书写个性、独特的表达、细节的描摹、情节的跌宕起伏、雅中带俗的语言等多方面，提炼出“聊斋”的艺术特色；同时，对于“聊斋”突破传统、“一书而兼二体”的首创性更有专篇论述。
作为“中华经典通识”丛书之一种，此书虽面向大众，却并未消解学术的严谨与厚度。苗怀明深谙“通”字真味——既通经典之内核，亦通读者之期待，更通学术与普及之间那道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融考证于叙事之中，让理论隐于感悟之后，全书文气酣畅，于娓娓道来中，处处渗透着研读之功力。
书中以学术考证的严谨，澄清了关于蒲松龄其人其书的误区。其中被误传最多的，是蒲松龄摆茶摊集素材的传说，该说法流传甚广，因其具有文学的浪漫性，让许多人信以为真。而苗怀明寻根溯源，指出这一传说来源于邹弢的《三借庐笔谈》；进而联系蒲松龄的生平际遇，剖析其经不起推敲之处，最后不乏幽默地说“邹弢所讲的这个故事倒像是茶摊上听来的”。一番精彩论述，不仅教人信服，更妙趣横生。书中还专辟一章，以客观视角深入解析“一段跨时空的文学公案”，在普及之外兼具思想深度。针对纪昀批评蒲松龄著书“一书而兼二体”，并针对其使用虚构、铺陈的写法提出私密场景“何从而闻见之”的质疑，指出这背后实则是“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两种创作范式的分野——这是清代文言小说的两种创作取向，同时反衬出蒲松龄以传奇法写志怪的开创性。此外，书中还别开生面地穿插了一段“手稿传奇”，讲述了“聊斋”手稿如何随蒲氏后人“闯关东”，在300年风雨中得以保存，前半部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亦有对《聊斋志异》版本与传播、改编与研究等富有学术力度的梳理，既见考证之广，又见挖掘之深。
“通识”从来不是学术的降维，而是另一种艰辛的创作。《〈聊斋志异〉通识》既穿透了今人对文言经典的“恐惧”，又未因一味通俗而消解文学的深度，更接通古今提炼“聊斋”的精神意涵。蒲松龄曾于《聊斋自志》中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之喟叹，而创作“通识”的苗怀明，又何尝不是他的一位后世“知我者”？翻开此书，我们也得以聆听这番跨越时空的共鸣。
这本通识既穿透了今人对文言经典的“恐惧”，又未因一味通俗而消解文学的深度，更提炼“聊斋”的精神意涵。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可谓脍炙人口。对于国人而言，很少有人不知“聊斋”之名，亦很少有人不晓聊斋故事。但中华书局“中华经典通识”系列第五辑推出的《〈聊斋志异〉通识》，从重读经典文本的角度，以洞察世间百态、挖掘人性幽微的方式来品读这部作品，颇有新意。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将半生研读的心得浓缩其中，以独特之视角、通透之识见，带领读者领略重读这部经典应有的庄重与意趣。
《〈聊斋志异〉通识》，苗怀明 著，中华书局2026年出版
一本《〈聊斋志异〉通识》，可看作半部“蒲松龄传”。苗怀明讲“聊斋”，是由人及书，先从作者蒲松龄讲起。这既是蒲松龄创作惯用的手法——“聊斋”有很多都是以人物开篇，先以《史记》笔法介绍主要人物，再娓娓道来说故事；也是走进一部文学作品的有效路径，“作品是作家留下的足迹，是他们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作家将人生投射于作品中，只有理解了作家，才能更完整而深入地读懂其作品。“聊斋”的成书时间距今已逾300年，今人读“聊斋”似已隔着一层，若能从作家入手，定可事半功倍。
该书的前两章，皆是关于蒲松龄的。苗怀明以传记笔法书之，视角独特、资料翔实、叙述生动，不仅将蒲松龄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而且融个人见解于其中，既具常识性，亦具启发性。他采用别具一格的“倒叙”手法，从一张蒲松龄晚年肖像画切入：彼时蒲松龄已是74岁高龄，人生诸般风雨、幸与不幸，俱化作白首的回望与感慨。从这个角度看蒲松龄，很容易产生共情。苗怀明还“赋予”蒲松龄许多生动的“标签”，诸如“永远的落榜生”“最美乡村教师”“笔耕不辍的乡土作家”，等等，既贴切传神，又有时下流行语言的灵动性，让这位300年前的大作家如在目前，有着普通人的坎坷与无奈；而“幽冥之录，孤愤之书”一章，还写到了蒲松龄著书过程中遭遇的朋友的不解、当世的冷遇等。唯其如此，蒲松龄对“聊斋”的一世执着与牵绊，才显得尤为珍贵。从这位立体而丰富、多难而深情的作家身上，读者感受到一部伟大作品诞生之不易，更领略到“聊斋”之魂，乃至洞悉其深刻性是从何而来。
《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收录了近500篇作品，约50万字；融“传奇”与“志怪”于一身，鸿篇与微章并存，题材多样，风格多元，创作时间跨度大。要在一本“通识”中，概括其内容，提炼其精髓，并非易事。苗怀明以扎实的学者功底，用温润通透的笔触，既为普通读者提供了入门向导，也为爱好者乃至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全书用三章笔墨，分三个角度透视“聊斋”，分别从“人性”视角挖掘其精神内核，以“鬼狐花妖”为例简述其独特人物，以“最地道的中国故事”凝练其艺术特色。其中，“人性”一章既是对作品内容的综述，话题涵盖官场腐败、科举制度、自由爱情、民俗风情等诸多面向，又挖掘出经典的时代意义，深入阐析了“聊斋”的批判精神，并与蒲松龄的人生际遇相映照，指出在这部“孤愤之书”里，蒲松龄通过写心、写人物、写故事圆自己的“人生之梦”，而这正是“聊斋”最动人、最接地气之处。不仅如此，作者还提出了几个读“聊斋”的新角度，如“聊斋”代表“中国古代小说爱情描写的高峰”，不仅在写作的丰富性上有所突破，而且将对爱情的描写推向“知己之爱”的新阶段。又如，“聊斋”提供了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艺术形式，以《聂小倩》《陆判》《雷曹》《席方平》等小说为例，深入浅出地指出“聊斋”较之同时期作品的超越性。“鬼狐花妖”一章，堪称全书最具趣味性与“看点”的部分，蒲松龄笔下的魅力人物，诸如婴宁、青凤、莲香、红玉、小翠等渐次登场，从想象大胆丰富、共性中书写个性、独特的表达、细节的描摹、情节的跌宕起伏、雅中带俗的语言等多方面，提炼出“聊斋”的艺术特色；同时，对于“聊斋”突破传统、“一书而兼二体”的首创性更有专篇论述。
作为“中华经典通识”丛书之一种，此书虽面向大众，却并未消解学术的严谨与厚度。苗怀明深谙“通”字真味——既通经典之内核，亦通读者之期待，更通学术与普及之间那道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融考证于叙事之中，让理论隐于感悟之后，全书文气酣畅，于娓娓道来中，处处渗透着研读之功力。
书中以学术考证的严谨，澄清了关于蒲松龄其人其书的误区。其中被误传最多的，是蒲松龄摆茶摊集素材的传说，该说法流传甚广，因其具有文学的浪漫性，让许多人信以为真。而苗怀明寻根溯源，指出这一传说来源于邹弢的《三借庐笔谈》；进而联系蒲松龄的生平际遇，剖析其经不起推敲之处，最后不乏幽默地说“邹弢所讲的这个故事倒像是茶摊上听来的”。一番精彩论述，不仅教人信服，更妙趣横生。书中还专辟一章，以客观视角深入解析“一段跨时空的文学公案”，在普及之外兼具思想深度。针对纪昀批评蒲松龄著书“一书而兼二体”，并针对其使用虚构、铺陈的写法提出私密场景“何从而闻见之”的质疑，指出这背后实则是“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两种创作范式的分野——这是清代文言小说的两种创作取向，同时反衬出蒲松龄以传奇法写志怪的开创性。此外，书中还别开生面地穿插了一段“手稿传奇”，讲述了“聊斋”手稿如何随蒲氏后人“闯关东”，在300年风雨中得以保存，前半部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亦有对《聊斋志异》版本与传播、改编与研究等富有学术力度的梳理，既见考证之广，又见挖掘之深。
“通识”从来不是学术的降维，而是另一种艰辛的创作。《〈聊斋志异〉通识》既穿透了今人对文言经典的“恐惧”，又未因一味通俗而消解文学的深度，更接通古今提炼“聊斋”的精神意涵。蒲松龄曾于《聊斋自志》中发“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之喟叹，而创作“通识”的苗怀明，又何尝不是他的一位后世“知我者”？翻开此书，我们也得以聆听这番跨越时空的共鸣。
©2002-202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2931号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