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这位“考古研究所的灵魂”
评论内容：
对于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我们是很熟悉的了。《夏鼐日记》是很多考古人的必读书目。还有《夏鼐文集》、《夏鼐传稿》和《夏鼐书信集》等，都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位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那么，对于另一位奠基人梁思永先生，你又知道多少呢？《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这本书正可以让我们走近这位“考古研究所的灵魂”（夏鼐语）。
正如也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陈星灿先生在序中所言，梁思永先生只活了不足50周岁，但他的一生，堪称无比精彩：他是第一位到海外学习考古学的中国人；第一位完成了“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的中国人；第一位发现了“后冈三叠层”的中国人——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第一位提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中国人；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体例。
夏鼐初识梁思永的风采，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西北冈。准备去英国留学的他需要有在田野实践的经验，于是来到了殷墟。夏鼐先生回忆，“梁先生跑上上季发掘起土所累积成的大土堆上，对这些拣选好的工人做了一番动员讲话。然后将他们分组归到各工地去挖掘和运土。几百个工人听着指挥，便秩然有序地工作起来了。”在夏鼐眼里，梁思永有着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气概。
后来，在英国学习期间，夏鼐一直关注梁思永的学术研究，将梁思永的著作视为必读书目。他学成回国后，直到1941年春，才在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永再度会面。
从1949年5月至1950年7月，夏鼐也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正在浙江教书的他，收到各种邀约，最终选择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显然，梁思永的多封信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内容在这本书中的前十几封信中看得很清楚。
1950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命梁思永、夏鼐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抵京后便去看梁思永先生，梁先生对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和郑先生来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和所中其他有田野工作经验的高级研究人员，带着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田野考古工作人才是现下最迫急的任务。我是没有机会参加野外工作了。书面的指示是不能代替当地实际工作中的亲自下坑指点。”同年10月8日，从浙江来到北京才1个星期的夏鼐，便带领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奔赴河南辉县琉璃阁和固围村，开始了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从此之后，梁思永坐镇北京，夏鼐在前方，两人通过密集通信探讨工作、共同推进田野考古成为常态。于是就有了这些珍贵的信札。
一般来讲，去信和来信保留在不同的人手里，很难有机缘再凑在一起出版。该书的编辑汤超说，资料整理工作的开展，是以王世民先生收集归档的这批梁思永先生信函为切入点，它们详细记录了考古研究所的草创历程与科研工作的开展细节。为完整呈现历史原貌，又补充了夏鼐先生致梁思永先生的40通书信。经过重新编排后，一来一往的书信居然实现了无缝连接。我们看到，两封信的间隔，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4天，而且有时一封信才写到一半，又一封信就寄到了，于是又接着写。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这本书，心情自然是百转千回的。
一切事业的发展都需要有人鞠躬尽瘁。考古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困难和复杂过程从这些信件中都可看到。梁思永躺在病榻上，制定规划、申请经费、招揽人才、购买图书、编辑书刊、校对文稿、应付日常工作等。而夏鼐从事田野发掘、建立田野规范、培养人才、撰写调查和发掘简报、处理地方关系等。考古研究所在他们两位的直接领导和谋划下，才从无到有，稳步发展；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也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读者感到最过瘾的肯定是彼此间的心有灵犀，还有一来一往间学术火花的迸发。那个躺在藤椅上的病弱之躯对于田野考古依然是那么敏感，那个在前方发掘的人总是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1950年11月26日，梁思永写给郭宝钧、夏鼐、苏秉琦的信的结尾是：“大前天起此间气温突然下降，不知辉县也受到寒流的袭击否……三大墓进行到什么深度了。琉璃阁还续做着吗。即此敬颂掘安。”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夏鼐先生11月27日对于廿二日的回信，“今日雪停，而天气寒冷，同仁等仍决定赶工，万一至十二月底仍有二墓未完工，恐只能等候明春再做”。
辛苦的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事情是什么？“前星期于中间大墓扰土中获得一错金银之铜铺首，颇精美。廿四日于西大墓之西，掘一小墓，获得陶器四五十件，又嵌玉之金带钩一件……”12月1日，梁思永的回信说，“这三大墓的前途正未可限量也。西大墓之西既出如此富有的小墓，三大墓的固围想来还该有其他小墓。这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到我们明年的田野计划，请来信示知。三大墓希望能于年底做完，不然就得派专人连同当地政府人员守卫；麻烦就大了。但今冬特冷，不知同仁们能坚持到底否。甚念甚念。”
12月4日，夏鼐回信说：“今日为止，西大墓已深达九公尺，东大墓七公尺，中大墓六公尺。因墓内不能容纳多人，故工人数仍旧。惟采取奖励办法，使一人能做一个半人的工作效率，工资依工作效率增发。从前每五日掘深一米，现下可以两天半至三天掘深一公尺。如无意外变化，西东两大墓皆可于年底完毕……”
1953年的秋天，梁思永先生就病倒了。这些书札也就戛然而止了。1954年他最后一次进入医院，恰巧和夏鼐同住在一个医院里。夏鼐显然感受到了这一次梁思永住院的严重性，“这一个月中，我几乎天天打听他的病况”。4月2日梁先生去世这一天，夏鼐的日记写得分外详细，“餐后，我再到梁先生病房去问病，里头的人将门推开，我看见屏风已移开一些，病床上已是空的了。梁思成先生，站在床边，看见我时将两手一伸，表示一切完了。我看见这情况悲伤之至。掩泪返室……”
好好读读这些信札吧，你一定可以读出中国考古人最珍视的那些传承。
（作者杨雪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高级记者。原文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6月8日。标题为编者所拟）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收录1941至1953年间，梁思永与夏鼐往还的88通书札。内容涉及抗战期间彭山崖墓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筹办及建所初期在辉县、豫西、长沙等地开展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和郭沫若、郑振铎、向达、郭宝钧、陈梦家、苏秉琦等诸多名家。
书札原件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档案中，由该所整理编次；其中梁思永书札47通、夏鼐书札4通系首次整理公布。这批书札保存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几次重要考古发掘珍贵档案和中国科学院组建初期的诸多史事，展现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和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兼具学术与史料价值。
本书全彩印刷，配有书札高清原图及珍贵照片八十余幅。书后编有《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并附夏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一文。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主持参与黑龙江昂昂溪，安阳殷墟小屯、后冈和侯家庄商王陵区，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大大提高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榻上主持工作，为考古所的建立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埃及学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博士。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中华书局2026年2月出版
对于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我们是很熟悉的了。《夏鼐日记》是很多考古人的必读书目。还有《夏鼐文集》、《夏鼐传稿》和《夏鼐书信集》等，都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位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人。那么，对于另一位奠基人梁思永先生，你又知道多少呢？《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这本书正可以让我们走近这位“考古研究所的灵魂”（夏鼐语）。
正如也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陈星灿先生在序中所言，梁思永先生只活了不足50周岁，但他的一生，堪称无比精彩：他是第一位到海外学习考古学的中国人；第一位完成了“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的中国人；第一位发现了“后冈三叠层”的中国人——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第一位提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中国人；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体例。
夏鼐初识梁思永的风采，是1935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西北冈。准备去英国留学的他需要有在田野实践的经验，于是来到了殷墟。夏鼐先生回忆，“梁先生跑上上季发掘起土所累积成的大土堆上，对这些拣选好的工人做了一番动员讲话。然后将他们分组归到各工地去挖掘和运土。几百个工人听着指挥，便秩然有序地工作起来了。”在夏鼐眼里，梁思永有着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气概。
后来，在英国学习期间，夏鼐一直关注梁思永的学术研究，将梁思永的著作视为必读书目。他学成回国后，直到1941年春，才在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永再度会面。
从1949年5月至1950年7月，夏鼐也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正在浙江教书的他，收到各种邀约，最终选择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显然，梁思永的多封信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内容在这本书中的前十几封信中看得很清楚。
政务院发给夏鼐的任命书（选自《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
1950年5月19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任命梁思永、夏鼐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抵京后便去看梁思永先生，梁先生对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和郑先生来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和所中其他有田野工作经验的高级研究人员，带着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田野考古工作人才是现下最迫急的任务。我是没有机会参加野外工作了。书面的指示是不能代替当地实际工作中的亲自下坑指点。”同年10月8日，从浙江来到北京才1个星期的夏鼐，便带领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奔赴河南辉县琉璃阁和固围村，开始了考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从此之后，梁思永坐镇北京，夏鼐在前方，两人通过密集通信探讨工作、共同推进田野考古成为常态。于是就有了这些珍贵的信札。
一般来讲，去信和来信保留在不同的人手里，很难有机缘再凑在一起出版。该书的编辑汤超说，资料整理工作的开展，是以王世民先生收集归档的这批梁思永先生信函为切入点，它们详细记录了考古研究所的草创历程与科研工作的开展细节。为完整呈现历史原貌，又补充了夏鼐先生致梁思永先生的40通书信。经过重新编排后，一来一往的书信居然实现了无缝连接。我们看到，两封信的间隔，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4天，而且有时一封信才写到一半，又一封信就寄到了，于是又接着写。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这本书，心情自然是百转千回的。
一切事业的发展都需要有人鞠躬尽瘁。考古研究所建所前后的困难和复杂过程从这些信件中都可看到。梁思永躺在病榻上，制定规划、申请经费、招揽人才、购买图书、编辑书刊、校对文稿、应付日常工作等。而夏鼐从事田野发掘、建立田野规范、培养人才、撰写调查和发掘简报、处理地方关系等。考古研究所在他们两位的直接领导和谋划下，才从无到有，稳步发展；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也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永与妻子李福曼在王府井大街9号家中庭院
当然，读者感到最过瘾的肯定是彼此间的心有灵犀，还有一来一往间学术火花的迸发。那个躺在藤椅上的病弱之躯对于田野考古依然是那么敏感，那个在前方发掘的人总是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1950年11月26日，梁思永写给郭宝钧、夏鼐、苏秉琦的信的结尾是：“大前天起此间气温突然下降，不知辉县也受到寒流的袭击否……三大墓进行到什么深度了。琉璃阁还续做着吗。即此敬颂掘安。”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夏鼐先生11月27日对于廿二日的回信，“今日雪停，而天气寒冷，同仁等仍决定赶工，万一至十二月底仍有二墓未完工，恐只能等候明春再做”。
辛苦的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事情是什么？“前星期于中间大墓扰土中获得一错金银之铜铺首，颇精美。廿四日于西大墓之西，掘一小墓，获得陶器四五十件，又嵌玉之金带钩一件……”12月1日，梁思永的回信说，“这三大墓的前途正未可限量也。西大墓之西既出如此富有的小墓，三大墓的固围想来还该有其他小墓。这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到我们明年的田野计划，请来信示知。三大墓希望能于年底做完，不然就得派专人连同当地政府人员守卫；麻烦就大了。但今冬特冷，不知同仁们能坚持到底否。甚念甚念。”
12月4日，夏鼐回信说：“今日为止，西大墓已深达九公尺，东大墓七公尺，中大墓六公尺。因墓内不能容纳多人，故工人数仍旧。惟采取奖励办法，使一人能做一个半人的工作效率，工资依工作效率增发。从前每五日掘深一米，现下可以两天半至三天掘深一公尺。如无意外变化，西东两大墓皆可于年底完毕……”
1953年的秋天，梁思永先生就病倒了。这些书札也就戛然而止了。1954年他最后一次进入医院，恰巧和夏鼐同住在一个医院里。夏鼐显然感受到了这一次梁思永住院的严重性，“这一个月中，我几乎天天打听他的病况”。4月2日梁先生去世这一天，夏鼐的日记写得分外详细，“餐后，我再到梁先生病房去问病，里头的人将门推开，我看见屏风已移开一些，病床上已是空的了。梁思成先生，站在床边，看见我时将两手一伸，表示一切完了。我看见这情况悲伤之至。掩泪返室……”
好好读读这些信札吧，你一定可以读出中国考古人最珍视的那些传承。
（作者杨雪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高级记者。原文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6月8日。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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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7480-9
128.00元
内容简介
《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收录1941至1953年间，梁思永与夏鼐往还的88通书札。内容涉及抗战期间彭山崖墓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筹办及建所初期在辉县、豫西、长沙等地开展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和郭沫若、郑振铎、向达、郭宝钧、陈梦家、苏秉琦等诸多名家。
书札原件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发掘档案中，由该所整理编次；其中梁思永书札47通、夏鼐书札4通系首次整理公布。这批书札保存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几次重要考古发掘珍贵档案和中国科学院组建初期的诸多史事，展现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人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和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兼具学术与史料价值。
本书全彩印刷，配有书札高清原图及珍贵照片八十余幅。书后编有《梁思永先生学术年表》，并附夏鼐《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一文。
作者简介
梁思永（1904-1954），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次子。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主持参与黑龙江昂昂溪，安阳殷墟小屯、后冈和侯家庄商王陵区，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大大提高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榻上主持工作，为考古所的建立和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温州人。考古学家、埃及学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博士。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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