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晚，中央电视台《典籍里的中国》焕新季播了第一期，讲的是《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不是司马光写的吗？
刘恕？
知道的人并不多。
刘恕是谁？
有。在《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三的《文苑六》。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高安人。他父亲刘涣跟欧阳修是同年进士，因为人刚直、不肯迎合上官，弃官上了庐山。欧阳修写《庐山高》一诗称赞他的节操。
刘恕小时候就很聪明，看书过目不忘。皇祐元年考中进士，那年他十八岁。当时朝廷下诏，会讲经义的人可以另外报名应试，报名的只有几十个人。刘恕用《春秋》和《礼记》答题，先列注疏，再引前代学者的不同说法，最后用自己的判断下结论；一共二十问，问到哪一问都这么答。主考官很惊讶，取他第一。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司马光从此 “慕重之，始与相识”，这句话是司马光后来写进《资治通鉴外纪序》的。刘恕自己也认这门渊源：“恕皇祐初举进士，试于礼部，为司马公门生。”
他特别爱读史书。从《史记》记的事往下，一直到后周显德末年，除了正史里的本纪列传，连私人笔记、杂家小说都读过。上下几千年，大事小事，他都了如指掌。
说他博闻强记，有两个例子。一次他和司马光游万安山，路边有块碑，看碑文是一位五代时的将官，这人早已没人提了；刘恕当场就能把他的出身来历、一生行事说出来。回去翻旧史查对，一点不差。又一次，宋敏求出任亳州知州，家里藏书很多，刘恕特意绕道去借。主人天天摆酒席招待他，他说 “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把酒席撤了，一个人关上门，白天黑夜地读和抄，住了十来天，把人家的书看完才走，眼睛都熬出了毛病。
他和王安石本是老朋友。王安石执政后，想把他拉进三司条例司。刘恕推说不懂钱粮，还当面劝说：天子把大政交给你，应当弘扬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该先讲财利。他又把新法里不合人心的条款一条条摆出来，劝王安石改回去。王安石发怒，跟他绝交。后来刘恕为了奉养父母离开京城，在地方上做个监酒税的小官，仍然挂在书局里修书。
熙宁九年（1076），他从洛阳回江南，路上中风，右手右足偏瘫；到家又赶上母亲去世。病中照样读书写书，稍有好转就接着干，直到病情危急才停手。元丰元年（1078）九月去世，官职只做到秘书丞，四十七岁。
身后也很冷清。《通鉴》成书是七年以后的事了。朝廷追念他的功劳，给了他儿子刘羲仲一个郊社斋郎的小官；元祐八年（1093）迁葬，刘羲仲请黄庭坚写了墓志铭。他写的书，有《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牺至周厉王疑年谱》和《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还有下面要说的《通鉴外纪》十卷。
虽然有传，不等于有人知道。
《宋史》给他写了一篇不算短的传。可是今天把他的名字单独提出来，多数朋友会反问一句：这人是谁？
他被史书记住，不是因为那篇传，而是因为他跟《资治通鉴》有关系。
所以要找刘恕，还是得回到《通鉴》里去找。
问题正在这里。今天几个人合写一部书，会在扉页或者序言里写明谁主持、谁写哪几章、谁提供了什么材料。《通鉴》不是这样。全书署的是司马光一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交代谁是副手、哪一段出自谁手。司马光只在呈给皇上的《进书表》中把这些人的名字列了出来。
治平三年（1066），英宗让司马光自己挑馆阁里的人才来一起修书。司马光的回答，等于点名要人：“馆阁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所识者惟和川刘恕一人而已。” 这句话出自司马光给刘恕《十国纪年》写的序（《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十五，《刘道原十国纪年序》），《宋史》本传也采了进去。
进书局以后怎么分工，有两种说法。通行的一说：刘攽（贡父）写两汉，刘恕（道原）写三国到南北朝再到隋，范祖禹（淳甫）写唐。清代全祖望写《通鉴分修诸子考》，根据司马光《答范祖禹书》里那句 “隋以前者与贡父，梁以后者与道原”，认为刘攽写的是从汉到隋，刘恕写的其实是五代，一共二十七卷。两种说法至今没有定论。
全祖望曾说：“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而实系全局副手。” 也就是说，刘恕不是某个部分的写手，是整部书的副主编。
这话是有根据的。《通鉴》里遇到 “史事纷错难治” 的地方，司马光一概交给他处理。全书的规矩和写法，比如在分裂时期采取 “列国之法”、不硬指定某一家为正统，是两个人反复通信商量出来的；这些往来问答后来由刘羲仲编成《通鉴问疑》一卷。他编的底稿叫“广本”，司马光把它寄给范祖禹当样稿看：“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恐要见式样故也。”再比如用石碑订正史书：他在晋州看到汉刘雄碑，碑上写明嘉平五年才改建元，据此纠正了旧史的错误，这一条就收在《考异》里。
所以：《资治通鉴》不是司马光一个人写的。最后动笔删改定稿的，确实只有司马光一个人。刘羲仲曾“称其父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但一部写了十九年的大书，从来都是靠一套工序和一班子人撑起来的：先排目录提纲，再写成长编，然后删定成正文，有疑问的另写《考异》。刘恕治平三年进书局，前后干了十三年；元丰元年九月病故，《通鉴》到元丰七年（1084）才成书。
刘恕的《通鉴外纪》
“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
司马光说，圣人作的经，不能续。刘恕没有这么多顾忌，他打算补两头：前面从包牺写到周威烈王之前，叫《前纪》；后面用本朝的实录和国史，写一祖四宗这一百零八年，叫《后纪》，“将俟书成，请于公而为之”。
《前纪》写成了，《后纪》没写成。
熙宁九年他从洛阳回江南，路上中风。南方地方偏僻，家里没书，当地读书人家里也不藏书，他自己说“卧病六百日，无一人语及文史，昏乱遗忘”。右手握不住笔，就靠口述，让小儿子羲仲执笔。就这样编成了《通鉴前纪》，随即改名《外纪》，十卷，另有《目录》五卷，记事到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前404）为止，正好接上《通鉴》开头那一年的前一年。他自己在序里算过这笔账：从周共和元年庚申到威烈王二十二年，四百三十八年，写在《外纪》里；从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到后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写在《通鉴》里。两书一接，“然后一千八百年之兴废大事，坦然可明”。
《后纪》一个字也没写。序里只有“绝意于后纪”五个字，口气平淡得很。司马光在《通鉴外纪序》里记他临死前的样子：“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那正是元丰元年九月戊戌前后的事。
那么有一个实在的问题摆在面前：要不要出《通鉴外纪》？诚征读者意见。
还要提一嘴的是，《通鉴》的三国部分，材料基本来自《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但不是照抄，是拆开以后重新编排。
这么一路读下来，《通鉴》就不再是书架上那排冷冰冰的书脊了。
而刘恕，也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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