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城时期的郑天挺与北大——《郑天挺北大日记》读后
评论内容：
“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一片新式校园”
学者鲍宁在《老北大校园简史：现代校园空间的拓建》前言中有这样的话：“老北大的校园并非一次规划建设成形，反而可以说是在老城内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一片新式校园。”除却空间意义上的推进，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在郑天挺的日记中也以逐日推进的方式，一天一天“拱”了出来。
1933年12月6日，郑天挺“危难受命”，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前一个月，北大发生了浴室坍塌事件，学生一死两伤，“全校震骇”。郑天挺对建筑工程“向所未习”，但他上任后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主持修建图书馆、地质馆及灰楼（学生宿舍）三大建筑。据《胡适来往书信选》录蒋梦麟为北大募捐事致何东云：“敝校……为全国创设最早之大学，设备之周，规模之巨，为全国人士所称许……惟是全校校舍虽有千数百间，大多岁月悠久，不能适用。就职以后，竭力筹划，先后落成图书馆、地质馆两所，费用银二三十余万元。又学生宿舍一座，费银十余万元。”时任校长的蒋梦麟，全力筹划经费；具体的落地实施，则由郑天挺总揽，可想而知“事务异常繁忙”。从1934年4月11日与公兴顺木厂签约后，郑天挺的日记开始反复出现同一句话：
晨至学校，视工程一周。（4月12日）
视工程一周。（4月13日）
晨至学校，视工程一周。（4月14日）
到了4月16日，郑天挺又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极为坦诚的话：“晨至学校，视工程一周，此事向所未习，不能有所指正，聊以督察表率而已。”他的“督察表率”，可谓诚悫尽瘁。直到本年的11月24日，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校中图书馆土木工以今日竣。”寥寥一笔，万千辛劳皆隐于只字片语之间。不过，土木竣工只是阶段性的完结，之后的时间，他还去图书馆视察、验收、举行落成茶话会，“招待中外人士，到者三百余人”。
记录时间为1922年、1924—1936年、1951—1952年，主要记录全面抗战之前的北大校务、学人交游、读书治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历史系教学科研情况。
记录时间为1938年1月—1946年7月，几乎与西南联大相始终，主要记录了战时校务运转与战时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精神及艰难生存的实况。
图书馆投入使用后，地质馆和灰楼又同步推进。地质馆由梁思成设计，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作品之一，“外形完全服从内部功能”。灰楼同样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这座现代主义风格的集合住宅，仅用五个月便从图纸变成了现实，最终助力北大完成了“三院五斋”的空间布局。
在郑天挺的日记中，图书馆、地质馆、灰楼，三座北大的地标性建筑就这样在古老的北平城里，一寸一寸地“拱”了出来。1952年，北京大学的校址整体迁往燕园，老北大的校园逐渐退出教学一线，而这些建筑超越了实用功能本身，成为一份北大记忆乃至近代历史记忆。
“卅年读书，廿年养气，正为此耳”
郑天挺的日记，记录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文化古城”时期，以郑天挺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井中心史”，以及他们如何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教学与公共事务之中。
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郑天挺详细记述事件经过，沉痛之余更有沉思：“吾人于此，不应徒愤恨，而应自己觉悟警厉；不应徒思报复，而应思所以振拔。”1935年的华北，正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郑天挺以近乎逐日实录的方式关注华北形势的进展，包括胡适对日方图谋的分析、宋哲元部下萧振瀛告知教育界“苦撑”、北大校长蒋梦麟联合清华校长梅贻琦等平津学界名流致电敦请南京政府明确对日方针，等等。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转述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郑天挺深谙此义，他以惊人的冷静部署保全校产，嘱将账据分置、“略存钞票于校”；文书方面“学生名册、成绩最要”分别存放；又至图书馆嘱“略选善本装箱，备万一”。面对友人对其安全的忧虑，他笑而作答：“有一语可相告，即此身绝不从贼耳！”郑天挺当日的种种准备，为后来的“南渡”做了预演，展现了一位学者型行政官员在危局中的定力与担当，正如他自勉之言曰：“卅年读书，廿年养气，正为此耳。”
在日记中，郑天挺念兹在兹的重要群体是学生，这既是作为教师的天职，也可看出师道尊严背后的温度。
1926年3月18日，女师大学生刘和珍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郑天挺了解到刘和珍“家极贫，有母及弟，一衰一幼”之后，便在日记中记下：“余意与其开会追悼，徒发愤激慷慨之词，何若醵资，使其老者活，少者立，以慰死者于万一耶。”后来，他提出“醵集赙金以恤死者家属”的倡议，颇得响应，而他本人也捐助二十银圆。
如果说对刘和珍亲属的募捐是特殊事件中的义举，那么八年后对白宝瑾的帮助则是日常中的温情。1934年4月26日，史学系学生白宝瑾来访，谈及家乡察哈尔赤城被土匪刘桂堂占据，“十室十空，厥状极惨”，并示照片。郑天挺记下“白，人甚恂谨，有志之士也”，当即决定“月助以五圆”。在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大学生近一个月的生活费，而对于一位需要养家的教授而言，是一份持续而实在的负担。
北大济济多士，郑天挺的北大日记中，一个常出现的人便是“孟邻师”——蒋梦麟。作为一校之长，蒋梦麟在主持北大校务的同时，同样忧心时局，勇于自任。1935年10月25日，蒋梦麟告知郑天挺，他与胡适、傅斯年联名致函汪精卫，主张“不可退出国际联盟”，国联讨论意阿战争时应“投票请制裁意大利国”，并电召颜惠庆大使回日内瓦与会。同年11月29日，两名日本宪兵入校约谈蒋梦麟，郑天挺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蒋梦麟与日方对峙全过程：日方指责蒋氏撰文反日，蒋梦麟坦然辩驳；日方质问反自治宣言是否出自北大，他凛然回应“此乃内政问题，外人何得干涉”；日方胁迫其前往满洲，蒋梦麟断然拒绝。这段记录，成为北大学人不惧外侮、捍卫国家尊严的珍贵史料。
“创造学术的时代”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出版，载录有胡适《回顾与反省》一文。胡适说：“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这是胡适对当时中国学术尚未建立独立体系的深刻反省。1928年，随着时局变化，“理想北大”在“文化古城”时期迎来了初步实现的可能。
1937年之前，尽管时局雷声殷殷，但北平的教授们尚得以保有一定的学术活力。打开《郑天挺北大日记》，我们会看到：1934年4月15日，蒋梦麟夫妇约郑天挺夫妇及章廷谦夫妇游西山；1935年5月12日，郑天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议《读书周刊》的创办，“约子水主撰，孟真、颉刚、莘田、膺中、宾四、从吾、逮曾、斐云、俊升、胡适之先生及余分别撰稿”；1936年4月19日，郑天挺与友人“同往大觉寺看杏花，各携食物野餐”，“沿途杏花密列，光明灿烂，大观也”。这些看似休闲的活动，实则是在“闲暇”的状态下陶冶学术、碰撞思想。当后人回望“文化古城”时期的学术生态，如果没有后来日本侵华战争，当会深信这“开创学术的时代”会留下更多的学术遗产。
“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与国际前沿学术的交流也未尝中辍。郑天挺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场景：1935年5月18日，北大傅斯年、清华陈寅恪做东，宴请最后一次访华的伯希和，“八时，傅孟真、陈寅恪宴伯希和Paul Pelliot于欧美同学会，约往陪，同座皆北大史学、文学系同人及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之专究史学者”。这场会聚北平各高校与研究机构文史学者的宴会，不仅是国际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一次深度对话，更是民族危亡的暗影下中国学界自信、开放与坚守的剪影。
将镜头从北平聚焦到北大，我们也能感受到北大在“创造学术的时代”中的蓄力。蒋梦麟自1930年起长期执掌北大，郑天挺担任秘书长辅佐校务，学校在人事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坚持学术自主。在办学层面，蒋梦麟非常重视学术人才，1934年4月18日，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载蒋梦麟处理国文系人事变动时的态度：“师谓在大学一日，必不使幼渔先生他去，授课多少悉听幼渔先生意，外间如有异议，师自当之。”优厚的薪资待遇，是大学延揽人才的诚意所在。在1934年6月30日的日记中，郑天挺记载：“重要职员、院长、系主任、课业长薪俸均极优，不应再在校外兼职”，并附具体的数据：“院长、系主任、课业长，多可五百元，少则四百元，秘书长三百元”，以当时物价水平衡量，如此薪水属于极高的收入水平。当时的北大也特别重视为各个学科配置研究设备，维持高标准的研究资源。在郑天挺的日记中也频繁记录学校添置图书、仪器的情况，如1934年5月1日记载校中出版组“影印西文科学书八种”；1935年4月28日记载校中购得赵一清《三国志注补》，这是他“寻求数年未获”的资料，等等。
“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有着在古城中一步步“拱”出校园的坚韧。那座“拱”出来的校园虽曾迁往他处，但那份精神与韧性，却从未离开。
（本文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2日 12版）
1928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北京更名北平。但这座古城，学府林立，名流荟萃，依然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邓云乡先生曾写过一本书，题作《文化古城旧事》。所谓“文化古城”，指的是1928年6月至1937年7月之间的北平。在新近出版的《郑天挺北大日记》中，主体篇幅记录的是1926年到1936年间的见闻行止，与邓云乡笔下的“文化古城”时期重叠。在日记中，郑天挺先生以史家谨严的笔触记录了一个大学的学术肌理如何生长。我们无比庆幸百年后能阅读到这部日记，钦敬郑天挺先生后嗣守护先人手泽之恪谨，也深感于俞国林先生整理日记手稿所付出的心力——那些在原稿中晕染的手书字迹、隐晦称谓与浓淡墨色，经过一一辨识、考订、串联，才得以最终成为今日案头这部兼具个人史、北大校史与近现代学术史价值的珍贵文献。这批日记，俞国林先生“努力了十来年”方才征得出版授权，在纸弊墨渝的手稿中,百年前的北大校园得以重筑形制，那些散佚的学人心史终有枝可依。
郑天挺（1899—1981）历史学家、教育家
“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一片新式校园”
学者鲍宁在《老北大校园简史：现代校园空间的拓建》前言中有这样的话：“老北大的校园并非一次规划建设成形，反而可以说是在老城内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一片新式校园。”除却空间意义上的推进，老北大的三大建筑在郑天挺的日记中也以逐日推进的方式，一天一天“拱”了出来。
1933年12月6日，郑天挺“危难受命”，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此前一个月，北大发生了浴室坍塌事件，学生一死两伤，“全校震骇”。郑天挺对建筑工程“向所未习”，但他上任后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主持修建图书馆、地质馆及灰楼（学生宿舍）三大建筑。据《胡适来往书信选》录蒋梦麟为北大募捐事致何东云：“敝校……为全国创设最早之大学，设备之周，规模之巨，为全国人士所称许……惟是全校校舍虽有千数百间，大多岁月悠久，不能适用。就职以后，竭力筹划，先后落成图书馆、地质馆两所，费用银二三十余万元。又学生宿舍一座，费银十余万元。”时任校长的蒋梦麟，全力筹划经费；具体的落地实施，则由郑天挺总揽，可想而知“事务异常繁忙”。从1934年4月11日与公兴顺木厂签约后，郑天挺的日记开始反复出现同一句话：
晨至学校，视工程一周。（4月12日）
视工程一周。（4月13日）
晨至学校，视工程一周。（4月14日）
到了4月16日，郑天挺又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极为坦诚的话：“晨至学校，视工程一周，此事向所未习，不能有所指正，聊以督察表率而已。”他的“督察表率”，可谓诚悫尽瘁。直到本年的11月24日，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校中图书馆土木工以今日竣。”寥寥一笔，万千辛劳皆隐于只字片语之间。不过，土木竣工只是阶段性的完结，之后的时间，他还去图书馆视察、验收、举行落成茶话会，“招待中外人士，到者三百余人”。
《郑天挺北大日记》中华书局2026年出版。
记录时间为1922年、1924—1936年、1951—1952年，主要记录全面抗战之前的北大校务、学人交游、读书治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北大历史系教学科研情况。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出版。
记录时间为1938年1月—1946年7月，几乎与西南联大相始终，主要记录了战时校务运转与战时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精神及艰难生存的实况。
图书馆投入使用后，地质馆和灰楼又同步推进。地质馆由梁思成设计，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作品之一，“外形完全服从内部功能”。灰楼同样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这座现代主义风格的集合住宅，仅用五个月便从图纸变成了现实，最终助力北大完成了“三院五斋”的空间布局。
在郑天挺的日记中，图书馆、地质馆、灰楼，三座北大的地标性建筑就这样在古老的北平城里，一寸一寸地“拱”了出来。1952年，北京大学的校址整体迁往燕园，老北大的校园逐渐退出教学一线，而这些建筑超越了实用功能本身，成为一份北大记忆乃至近代历史记忆。
“卅年读书，廿年养气，正为此耳”
郑天挺的日记，记录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文化古城”时期，以郑天挺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井中心史”，以及他们如何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教学与公共事务之中。
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郑天挺详细记述事件经过，沉痛之余更有沉思：“吾人于此，不应徒愤恨，而应自己觉悟警厉；不应徒思报复，而应思所以振拔。”1935年的华北，正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郑天挺以近乎逐日实录的方式关注华北形势的进展，包括胡适对日方图谋的分析、宋哲元部下萧振瀛告知教育界“苦撑”、北大校长蒋梦麟联合清华校长梅贻琦等平津学界名流致电敦请南京政府明确对日方针，等等。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转述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郑天挺深谙此义，他以惊人的冷静部署保全校产，嘱将账据分置、“略存钞票于校”；文书方面“学生名册、成绩最要”分别存放；又至图书馆嘱“略选善本装箱，备万一”。面对友人对其安全的忧虑，他笑而作答：“有一语可相告，即此身绝不从贼耳！”郑天挺当日的种种准备，为后来的“南渡”做了预演，展现了一位学者型行政官员在危局中的定力与担当，正如他自勉之言曰：“卅年读书，廿年养气，正为此耳。”
郑天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之聘书（1933年12月6日）
郑天挺1951年日记卷首题字
在日记中，郑天挺念兹在兹的重要群体是学生，这既是作为教师的天职，也可看出师道尊严背后的温度。
1926年3月18日，女师大学生刘和珍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郑天挺了解到刘和珍“家极贫，有母及弟，一衰一幼”之后，便在日记中记下：“余意与其开会追悼，徒发愤激慷慨之词，何若醵资，使其老者活，少者立，以慰死者于万一耶。”后来，他提出“醵集赙金以恤死者家属”的倡议，颇得响应，而他本人也捐助二十银圆。
如果说对刘和珍亲属的募捐是特殊事件中的义举，那么八年后对白宝瑾的帮助则是日常中的温情。1934年4月26日，史学系学生白宝瑾来访，谈及家乡察哈尔赤城被土匪刘桂堂占据，“十室十空，厥状极惨”，并示照片。郑天挺记下“白，人甚恂谨，有志之士也”，当即决定“月助以五圆”。在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大学生近一个月的生活费，而对于一位需要养家的教授而言，是一份持续而实在的负担。
北大济济多士，郑天挺的北大日记中，一个常出现的人便是“孟邻师”——蒋梦麟。作为一校之长，蒋梦麟在主持北大校务的同时，同样忧心时局，勇于自任。1935年10月25日，蒋梦麟告知郑天挺，他与胡适、傅斯年联名致函汪精卫，主张“不可退出国际联盟”，国联讨论意阿战争时应“投票请制裁意大利国”，并电召颜惠庆大使回日内瓦与会。同年11月29日，两名日本宪兵入校约谈蒋梦麟，郑天挺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蒋梦麟与日方对峙全过程：日方指责蒋氏撰文反日，蒋梦麟坦然辩驳；日方质问反自治宣言是否出自北大，他凛然回应“此乃内政问题，外人何得干涉”；日方胁迫其前往满洲，蒋梦麟断然拒绝。这段记录，成为北大学人不惧外侮、捍卫国家尊严的珍贵史料。
“创造学术的时代”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出版，载录有胡适《回顾与反省》一文。胡适说：“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这是胡适对当时中国学术尚未建立独立体系的深刻反省。1928年，随着时局变化，“理想北大”在“文化古城”时期迎来了初步实现的可能。
1937年之前，尽管时局雷声殷殷，但北平的教授们尚得以保有一定的学术活力。打开《郑天挺北大日记》，我们会看到：1934年4月15日，蒋梦麟夫妇约郑天挺夫妇及章廷谦夫妇游西山；1935年5月12日，郑天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商议《读书周刊》的创办，“约子水主撰，孟真、颉刚、莘田、膺中、宾四、从吾、逮曾、斐云、俊升、胡适之先生及余分别撰稿”；1936年4月19日，郑天挺与友人“同往大觉寺看杏花，各携食物野餐”，“沿途杏花密列，光明灿烂，大观也”。这些看似休闲的活动，实则是在“闲暇”的状态下陶冶学术、碰撞思想。当后人回望“文化古城”时期的学术生态，如果没有后来日本侵华战争，当会深信这“开创学术的时代”会留下更多的学术遗产。
“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与国际前沿学术的交流也未尝中辍。郑天挺的日记中便有这样的场景：1935年5月18日，北大傅斯年、清华陈寅恪做东，宴请最后一次访华的伯希和，“八时，傅孟真、陈寅恪宴伯希和Paul Pelliot于欧美同学会，约往陪，同座皆北大史学、文学系同人及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之专究史学者”。这场会聚北平各高校与研究机构文史学者的宴会，不仅是国际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一次深度对话，更是民族危亡的暗影下中国学界自信、开放与坚守的剪影。
将镜头从北平聚焦到北大，我们也能感受到北大在“创造学术的时代”中的蓄力。蒋梦麟自1930年起长期执掌北大，郑天挺担任秘书长辅佐校务，学校在人事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坚持学术自主。在办学层面，蒋梦麟非常重视学术人才，1934年4月18日，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载蒋梦麟处理国文系人事变动时的态度：“师谓在大学一日，必不使幼渔先生他去，授课多少悉听幼渔先生意，外间如有异议，师自当之。”优厚的薪资待遇，是大学延揽人才的诚意所在。在1934年6月30日的日记中，郑天挺记载：“重要职员、院长、系主任、课业长薪俸均极优，不应再在校外兼职”，并附具体的数据：“院长、系主任、课业长，多可五百元，少则四百元，秘书长三百元”，以当时物价水平衡量，如此薪水属于极高的收入水平。当时的北大也特别重视为各个学科配置研究设备，维持高标准的研究资源。在郑天挺的日记中也频繁记录学校添置图书、仪器的情况，如1934年5月1日记载校中出版组“影印西文科学书八种”；1935年4月28日记载校中购得赵一清《三国志注补》，这是他“寻求数年未获”的资料，等等。
“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大，有着在古城中一步步“拱”出校园的坚韧。那座“拱”出来的校园虽曾迁往他处，但那份精神与韧性，却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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