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加印5万册，开学第一周，这部经典又卖火了
评论内容：
《论语》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元典，是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深远的儒家经典，从宋代开始，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是当代影响巨大的《论语》读本之一，最早出版于1958年，六十多年来常销不衰，不光普通大众说这本书好，就连学术界也对这本书赞不绝口。就像著名文史大家张政烺先生表彰的那样，《论语译注》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
这么多年来，我们给《论语译注》出过十多种版本，包括繁体本、简体本、精装本、大字本、随身本、线装本等，目前在售的就有八个本子。其中，仅2006年年底出版的简体本，截止到今年，20年的时间里，已经印了375万册。
《论语译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杨先生的写作方法很好。过去研究《论语》的人很多，但一般都会征引大量的资料，写得非常繁琐，比如民国时期程树德先生写过一本《论语集释》，征引的书籍达680种，字数有一百万字。这种做法对学术研究者来说当然非常有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讲，读起来就“压力山大”了。杨先生有远见卓识，他意识到，这样繁琐地注释文献非常不适合广大普通读者，所以，他把书写得很简单，明明白白地把重点词语（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风俗习惯）解释出来，同时又把原文翻译成了白话文。
有人会觉得，注释加翻译很常见，算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简单注释加白话翻译的做法在杨先生之前没有人做过，是杨先生首创了这种方法，用一个词讲，这叫“学术典范”。后来大量出现的文献译注本都是学了他的这个办法。
著名经学史家林庆彰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中国经学史上简繁更替的诠释形式》，揭示了经学文献史上的一条规律“批注形式上的简繁更替”；根据林先生的研究，经学文献史上的简繁更替一共有九次，分别是战国—西汉初（简）、西汉中—东汉初（繁）、东汉中—魏晋（简）、南北朝—唐中叶（繁）、唐后期—南宋（简）、元代—明初（繁）、晚明—清初（简）、清中叶—清末（繁）、清末—现在（简）。这个规律有点像我们使用的计算机，使用时间长了，总是会累积太多的系统垃圾，拖慢计算机的运行速度，于是不得不定期进行清理，甚至需要重装系统，以便轻装上阵，如此反复。杨伯峻先生译注《论语》等书，正好暗合了林庆彰先生揭示的这条规律，处于清末以来经学文献的注解从繁复到简省的趋势中，并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其次，杨先生学问精深，确保了《论语译注》的质量。《论语》是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的接近于当时口语的汉语写的；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研究《论语》实际上就是研究当时的汉语。如果不懂当时的语言规律，你很难准确解释《论语》里面的字词，很难把句子翻译到位。杨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语法学上的学问尤其突出。因此，《论语译注》充分发挥了他的这个特长，注释、翻译非常准确。
有人可能会问了，不就是一本普及读物吗？为什么还要特别在意学术水准？这是因为，学术水准的高低决定了一本普及读物对原文的理解准确性有多大。有的普及读物，文笔好，写得天花乱坠，但注释、翻译不准确，这样的书误人子弟。《论语译注》兼顾到了这两方面，在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的同时，还给有志深入研究的读者提供了若干学术线索。
简单讲，这种接地气的写作手法，再加上经受了六十多年考验的学术水平，使得《论语译注》成为了一部很难超越的经典。当然，在我们看来，学术水平是主要的法宝，因为写作方法是可以模仿的，事实上也是这样，《论语译注》之后的六十多年出现了很多种《论语》的普及本，但学术水平是模仿不了的，达不到杨伯峻先生的学术高度，就写不出《论语译注》这种档次的普及本。
时间是最好的证人。如果您对《论语》感兴趣，想了解伟大的孔子的思想，不妨选一本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看一看。这本书一定会拉近您与2500年前的孔子之间的距离。
除了《论语译注》，我们也向学生朋友推荐杨伯峻先生的另一经典著作《孟子译注》。该书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出版，是当代影响力极为广泛的《孟子》读本，也是《语文》课本引用的版本。这本书以注释简明精准，译文平实晓畅，通俗易懂著称，不仅可为一般读者提供学习、阅读上的便利，也可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些思索和参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开学这几天，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又卖“火”了：近期发货五万册，紧急加印五万册。
这把“火”由来已久——人教版高中《语文》曾这样推荐：“《论语》的版本很多，初学者可以阅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教育部2020年首次发布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也将其列为高中学段读物；于漪等语文名师，不约而同地把它作为学生读《论语》的首选。
教材与学界的双重认可，究竟从何而来？这样一部“难以超越的经典”，又是怎样炼成的？今天的文章，为您一一道来。
《论语译注》，杨伯峻 译注
《论语》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元典，是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深远的儒家经典，从宋代开始，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是当代影响巨大的《论语》读本之一，最早出版于1958年，六十多年来常销不衰，不光普通大众说这本书好，就连学术界也对这本书赞不绝口。就像著名文史大家张政烺先生表彰的那样，《论语译注》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
《论语译注》第二版
这么多年来，我们给《论语译注》出过十多种版本，包括繁体本、简体本、精装本、大字本、随身本、线装本等，目前在售的就有八个本子。其中，仅2006年年底出版的简体本，截止到今年，20年的时间里，已经印了375万册。
《论语译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杨先生的写作方法很好。过去研究《论语》的人很多，但一般都会征引大量的资料，写得非常繁琐，比如民国时期程树德先生写过一本《论语集释》，征引的书籍达680种，字数有一百万字。这种做法对学术研究者来说当然非常有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讲，读起来就“压力山大”了。杨先生有远见卓识，他意识到，这样繁琐地注释文献非常不适合广大普通读者，所以，他把书写得很简单，明明白白地把重点词语（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风俗习惯）解释出来，同时又把原文翻译成了白话文。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内页实拍
有人会觉得，注释加翻译很常见，算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这种简单注释加白话翻译的做法在杨先生之前没有人做过，是杨先生首创了这种方法，用一个词讲，这叫“学术典范”。后来大量出现的文献译注本都是学了他的这个办法。
杨伯峻先生
著名经学史家林庆彰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中国经学史上简繁更替的诠释形式》，揭示了经学文献史上的一条规律“批注形式上的简繁更替”；根据林先生的研究，经学文献史上的简繁更替一共有九次，分别是战国—西汉初（简）、西汉中—东汉初（繁）、东汉中—魏晋（简）、南北朝—唐中叶（繁）、唐后期—南宋（简）、元代—明初（繁）、晚明—清初（简）、清中叶—清末（繁）、清末—现在（简）。这个规律有点像我们使用的计算机，使用时间长了，总是会累积太多的系统垃圾，拖慢计算机的运行速度，于是不得不定期进行清理，甚至需要重装系统，以便轻装上阵，如此反复。杨伯峻先生译注《论语》等书，正好暗合了林庆彰先生揭示的这条规律，处于清末以来经学文献的注解从繁复到简省的趋势中，并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其次，杨先生学问精深，确保了《论语译注》的质量。《论语》是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的接近于当时口语的汉语写的；所以，大家可以想得到，研究《论语》实际上就是研究当时的汉语。如果不懂当时的语言规律，你很难准确解释《论语》里面的字词，很难把句子翻译到位。杨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语法学上的学问尤其突出。因此，《论语译注》充分发挥了他的这个特长，注释、翻译非常准确。
杨伯峻先生著《文言语法》
有人可能会问了，不就是一本普及读物吗？为什么还要特别在意学术水准？这是因为，学术水准的高低决定了一本普及读物对原文的理解准确性有多大。有的普及读物，文笔好，写得天花乱坠，但注释、翻译不准确，这样的书误人子弟。《论语译注》兼顾到了这两方面，在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的同时，还给有志深入研究的读者提供了若干学术线索。
七年级《语文》上册《〈论语〉十二章》原文引自中华书局版《论语译注》（截图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官网）
简单讲，这种接地气的写作手法，再加上经受了六十多年考验的学术水平，使得《论语译注》成为了一部很难超越的经典。当然，在我们看来，学术水平是主要的法宝，因为写作方法是可以模仿的，事实上也是这样，《论语译注》之后的六十多年出现了很多种《论语》的普及本，但学术水平是模仿不了的，达不到杨伯峻先生的学术高度，就写不出《论语译注》这种档次的普及本。
时间是最好的证人。如果您对《论语》感兴趣，想了解伟大的孔子的思想，不妨选一本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看一看。这本书一定会拉近您与2500年前的孔子之间的距离。
除了《论语译注》，我们也向学生朋友推荐杨伯峻先生的另一经典著作《孟子译注》。该书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出版，是当代影响力极为广泛的《孟子》读本，也是《语文》课本引用的版本。这本书以注释简明精准，译文平实晓畅，通俗易懂著称，不仅可为一般读者提供学习、阅读上的便利，也可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些思索和参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八年级《语文》上册《〈孟子〉三章》原文引自中华书局版《孟子译注》（截图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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